时日本就可同对方达成和解，使日本保留它的一部分既得利益，即使不是全部既得利益。重臣们并没有全部被说服，但是他们缺乏必要的内幕消息来驳斥东条和最高指挥部的说法。因此，他们就不得不同意开战的决议。可是，11月30日，天皇召见东条，告诉他，据高松亲王说，海军方面希望避免战争。东条知道，海相和海军军令部长对联络会议的决议都已表示同意，因此他恳请天皇就此问题同他们两人商议。他还直言不讳地禀明天皇，这个决议不容改变。当天晚上，掌玺大臣木户通知东条，天皇已同意翌日即12月1日召开御前会议。这次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会上，天皇一言未发。正象东条在战后所说的那样，要天皇去反对内阁和最高指挥部的一致建议，这在历史上还从无前例。但是，严格根据法律来说，天皇还是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宣告和平。木户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说，他们曾经讨论过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美国11月26日的答复促使他们放弃这个计划。木户认为，当时如真的作了这样的尝试，日本国内可能发生内战。木户所处的地位，使他能看到这一点。御前会议决定12月8日为发动战争的日期。东京这时向驻在国外的日本军事当局和外交当局不断发出命令，指示它们在即将来临的战争中应起什么样的作用。
与此同时，为了帮助野村和来栖仍然装出一副要与华盛顿继续进行谈判的样子，东乡于11月29日曾通知他们作出最后的尝试去劝说美国重新考虑其态度。即使华盛顿没有从截获的日本电报中了解日本政府的政策，东条为庆祝反共产国际公约签订周年所发表的那篇公开的好战演说本身，也足以败露东乡的意图。两位日本使节通过太平洋海底电缆同日本外务省美洲司司长山本熊一通话时，对这篇演说提出了规劝。由于这篇演说的发表，罗斯福中止了他在温泉的短期休假。野村奉东京之命把这篇演说以及在日本公开发表的其他好战声明的意义尽量加以缩小，并为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进行辩解。
这两位使节仍然规劝东京采取克制态度。12月1日，他们向东京建议，或许仍有可能安排近卫同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会谈或者同罗斯福的朋友和心腹哈里·霍普金斯会谈。12月2日，他们同韦尔斯会晤，据他们说，韦尔斯讲，“鉴于美国的国内情况，美国必须阐明自己的立场，因此提出了＇11月＇26日的建议。”他们两人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暗示，表明美国以后或许会改变一些立场。可是，他们对缓和抱有的一线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因为，12月6日，东乡向他们发出了一份冗长而又充满仇恨的电报，作为日本对美国11月26日的建议的答复。
这份电报开头说，“确保东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从而使一切国家能在这个世界上各得其所，是日本政府永远不变的政策。”自从中国事件发生以来，“由于中国方面未能领会日本的真正意图”，日本政府一直在为恢复和平而努力并设法不让战争扩大。为此，日本政府缔结了三国公约。日本政府的复文接着指控美国和英国“不择手段支持重庆政府”，并干涉日本“在安定亚洲方面所作的建设性努力”。美英对日本在印度支那的行动蓄意进行曲解，并同日本断绝经济关系。“这些国家在公然采取这种敌视态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备战工作，完成了对日本的包围，造成了威胁日本帝国存在的局面。”照会然后扼要地重申了近卫希望同罗斯福会晤的建议，以及日本新近提出的一些建议，其中并引用了11月20日提出的建议B。照会说，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日本一直抱着“公正而节制的态度”，并且“不管有多大困难，作了一切可能的让步”，然而，美国政府却从未表现出一点点和解精神。
日本政府特别谈到了美国11月26日的备忘录，声称，要想美国立刻采纳其原则，那是“空想”。“只有通过认清实际形势，彼此谅解对方的立场，从而找到一个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准则”，才能实现和平。日本政府推测，美国建议的第二部分第九点的用意，是“想在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时，阻止日本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对此，日本政府不能同意”。美国一方面正在设法稳定太平洋地区从而巩固它的后方，一方面又以自卫的名义准备对正在努力建设欧洲新秩序的德国和意大利发动进攻。再者，美国政府固然反对用武力来解决国际争端，但是，它却正在采用经济压力，这种手段应当受到谴责，因为它“有时比军事压力更为残忍”。东京接着又断言，“历史事实证明，在过去几百年或者更长的时期内，东亚一些国家一直被迫遵循英美帝国主义剥削政策控制下的现状，一直在为这两个国家的繁荣而牺牲自己”。美国提出的关于印度支那的建议（第二部分第二点），被诬蔑为“如同九国公约组织那样一种体系”的扩大，而九国公约组织乃是“造成现时东亚困境的主要因素”。美国提出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要求，“例如全部撤军或者在国际贸易方面无条件应用一视同仁的原则，忽视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是“蓄意破坏日本作为远东的稳定因素的地位”。特别是美国要求日本只能承认重庆政府这一点，“破坏了当前谈判的根本基础”。美国备忘录中有几点——取消冻结限制、缔结贸易协定、稳定日元与美元之间的兑换率和取消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能够接受的。但是，总的说来，这个备忘录“忽视了日本在中国事件四年期间作出的牺牲，威胁着日本帝国本身的存在，败坏了它的荣誉与威望”。因此，日本不能同意把这个备忘录作为谈判的基础。
日本的答复接着说，日本政府曾建议，在同美国签订协定的同时，日本也应同英国和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签订协定。但是，“由于美国政府是在同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重庆经常进行磋商的情况下提出11月26日的建议的，推测起来，它在中国问题上是迎合了＇原文如此＇重庆政权的愿望，因此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这些国家都同美国一致，忽视了日本的立场。”接下来是这样一段预兆不祥的结束语：
显然，美国政府的意图是同英国和其他国家共谋，阻挠日本通过建设东亚新秩序来确立和平的努力，特别是想利用中日战争继续打下去来维护英美两国的权利和利益。这种意图在当前的谈判过程中已经清楚地暴露出来。因此，日本政府……想通过同美国政府合作来维护和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这一真诚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日本政府感到遗憾，不得不通知美国政府，鉴于美国政府的态度，日本政府只能认为，想通过继续谈判来达成一项协议是不可能的。
日本的照会并没有说，谈判破裂以后将发生什么情况，但是，鉴于这个照会字里行间充满着敌意和挑衅，毫无疑义，日本这时已打算使用武力。东乡在战后说，日本外务省当时认为，这一照会等于是宣战书。12月6日，东乡通知野村，要他暂时把这个照会搁下不发，等接到命令告诉他何时发送再说，同时，要他“把照会的文字妥善定稿。”12月7日（日本时间），野村奉命在12月7日下午1时（华盛顿时间）向美国递交日本的照会。事实上，这道命令已经被美国的密码员截获并破译了。
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东乡为自己辩护时说，日本海军军令部部长长野海军大将和次官伊藤海军大将曾经对他说，海军想要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并认为，为了保证突然袭击能够成功，无论如何不能给美国任何答复。可是，东乡又说，他曾劝告他们，如果日本采取这种手段，将给自己带来耻辱。于是，他们建议，日本的答复于12月7日下午12时30分（华盛顿时间）递交美国。可是，到了12月5日，他们又要求东乡把时间改为下午1时。日本海军军令部并不告诉他将于何时发动袭击，只是向他保证，会让他有时间先把日本的答复交出。东乡补充说，后来——在发动袭击以后——伊藤海军大将对他讲，“很抱歉，我们的时间扣得太紧了。”
与此同时，华盛顿对下一步应作何打算，意见分歧，从而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人人都估计，日本要在东南亚继续推进，但是，谁也不曾料想到美国会遭到直接攻击。日本向印度支那南部大举增援的消息，再加上日本护航队驶向暹罗湾的报道，表明了暹罗要遭到侵犯，英属马来亚有可能被袭击。上文已提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曾提议，如果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遭到侵犯，美国应当出兵。可是，美国国会是否会同意呢？国会的意见和公众的舆论仍然都有分歧。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依然强烈。暹罗政府正发出求援的呼吁，倘若得不到援助，就有可能倒向日本。丘吉尔再次敦促罗斯福同意向日本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或者至少各自单独发出一个警告。英国政府也想占领暹罗的克拉地峡，以便获得一条良好的防线，以抵御日本侵犯马来亚。这个行动在军事上是得计的，但是在政治上却是冒险的，因为这将使英国受到指责，说它无缘无故侵犯暹罗的领土。日本驻曼谷大使希望英国这样干。但是，驻曼谷的英国公使却劝告本国政府不要这样做。罗斯福对英国提出的一些问题迟迟不作答复；因此，英国政府就起草了一份警告日本的照会，声明如果日本侵入暹罗，英国将采取对策，届时，日本要承担战争的责任。
有一段时间，罗斯福一直在考虑致日本天皇一封私人信。他一度似乎想在这封信中提出在紧急关头签订一个暂行解决办法的建议，可是，后来不知何故，他打消了这个主意。12月6日，罗斯福决定向日本天皇发出这样的电报；对于日方的答复，他准备一直等到12月8日；如果届时仍无回音，他决定在下一天向国会发表演说，这样做有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