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上，这种宣言是多余的，“因为只要我们武力所及，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在我们权力所不及的地方，我们反正也无可作为”。虽然鉴于德国人在东线遭到的挫败，希特勒后来的语气变得缓和了一些，但是我们应当把他的这些话看作是对俄国发动进攻时他的真正的态度和实际的意图。假定希特勒发觉自己可以任意胡为的话，那么东方的生存空间无疑将按照他在1941年7月16日的这次会议上所提出的这样组织起来，该地区里新秩序所标榜的目标将被人悄悄地忘得一干二净。
在纳粹宣传人员致力于说明新秩序外交结构的大量文件及评论中，他们总是费尽心机地强调轴心国的合作要比盟国阵营中的合作优越。据他们认为，极权主义运动之间观点的相同，以及轴心国领袖之间的友谊，使三国公约在国际关系中独具一种“特质”，并且赋与轴心国一种其敌人无法与之竞争的团结精神。因此，当英国、美国和苏联各自追求自私的、往往相互冲突的目标时，德国和它的盟国却能够集中力量，致力于实现新秩序这一目的。只要轴心国——至少，在欧洲地区——完全由希特勒支配，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根据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意大利和各卫星国之间所存在的关系来看，纳粹宣传人员所描绘的卫星国如何自觉地、和睦地为达到共同目标而奋斗的那幅总的画面，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
就德国和意大利而言，人们一般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分享新秩序的领导权的。因此，当所谓“欧洲青年协会”——轴心国和各卫星国青年运动的联合会——于1942年9月在维也纳成立时，它既有一个德国主席也有一个意大利主席，而为了实际的目的，该组织的管理工作则交由德国青年领袖阿图尔·阿克斯曼和意大利法西斯青年组织（GloventuItaliaria del
Littorio）总指挥阿尔多·维杜索尼共同负责。这件事最后证明只不过是一种宣传姿态，但却是德国人企图培养起来的德…意平等这种假象的典型事例。希特勒本人经常煞费苦心地强调这两个主要轴心国家的平等地位，以及纳粹“革命”和法西斯“革命”目标方面的“绝对相同”（absoluteIdentitat）。其次，他还一直坚持强调他同墨索里尼个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并认为墨索里尼的“命运”在许多方面都和他自己的命运完全相同。
事实上，这两个独裁者简直难得在对等的条件下会晤。早在1940年，希特勒就已经——引用一位几乎经常出现在他们会议上的观察家的话——“接过了领导权，并迫使墨索里尼退居小伙伴的地位”。希特勒不仅完全支配着几次著名的勃伦纳会议，“会议期间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他发言，只让墨索里尼“在会议结束前说上几句话”，而且他总把自己的意图隐瞒起来，不让他的意大利同事知道。因此，在1940年3月18日的第一次勃伦纳会议上，他故意一点儿也不让墨索里尼知道即将在西方发动的进攻，也不让他知道已经部署好的对挪威和丹麦的进攻，尽管这次进攻在会议结束后仅仅三星期便发动了。夏天，他拒不允许墨索里尼参加同法国的联合停战谈判。十二个月后，当他向俄国发动进攻时，他事先并没有向墨索里尼透露一点风声，直到德国部队即将进军时才告诉了他。
就墨索里尼而言，他对希特勒把他看作小伙伴的这种倾向深为不满。据齐亚诺说，早在1941年6月，墨索里尼就承认：“拿我个人来说，我对希特勒和他的作风已经受够了。”显然，他对轴心国的会议一点也不感兴趣，因为他发觉自己“被人揿铃地”召唤了去，象“主人叫唤仆人那样”，而且在会议上还不得不听上几小时元首的“丝毫无益和令人厌烦的”独自。仅举一例来说，他不能宽恕德国人在克罗地亚对待他的那种方式，而且希特勒没有预先告诉他要对俄国发动进攻的那种傲慢作风，也使他感到非常恼火。如同日本人一样，墨索里尼也对德国人在占领区内犯下的暴行感到担心，在他看来，这种暴行“使欧洲变得象火山那样炽热而变化莫测”。因此，1940年秋天当他自己对希腊发动进攻时，他打定主意即以希特勒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等到意大利部队准备进军时才通知柏林方面。其结果是，希特勒对墨索里尼这一行动气得“发狂”，并且发觉自己仓促地介入了一场他完全没有准备的新战争。如同他几个月后很牵强地向国会解释的那样，他感到不得不介入这场战事：倒“不是为了帮助意大利去攻打希腊”，而是为了防止英国利用希…意冲突在巴尔干地区获得一个立足点。
希特勒甚至在演说中也倾向于把墨索里尼和意大利人民区分开来。他赞扬墨索里尼是当代出人头地的“天才”，是“古代世界瓦解以来，意大利国土上最伟大的儿子”。在墨索里尼垮台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继续声称对他具有最为深厚的友情，而且说他已经“决定永远依靠墨索里尼，并断绝了同意大利的所有其他关系”。可是对意大利人民，他却非常蔑视。在同日本人的谈话中，他清楚地表示，他不准备把自己的秘密告诉意大利人，甚至在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时，他也毫不掩饰他对意大利人民的看法。例如，1943年7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费尔特雷举行会议时（即在墨索里尼垮台前一星期），他曾经严厉地责备墨索里尼，说意大利地面部队的“笨拙的、不象军人的举动”使停放在意大利机场上的许多德国飞机都损失了。在1944年4月23日的克莱斯海姆会议上，他对意大利军队在战争中所有“丢脸的”行为，特别是意大利“军官团”和在东线的阿尔卑斯团及其他团队的作战表现，大发雷霆。
在这方面，纳粹党的其他人士也抱有同希特勒一样的看法。表面上，纳粹党还是坚持德意联盟不能“以正常的标准来衡量”，因为它是以“法西斯革命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甚至在1943年9月停战协定签定以后，德国所采取的方针还是，不应因为“罗马一小撮财阀政客犯下的罪行”而责备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人民。可是，希姆莱由于他本人不象博尔曼那样是制订纳粹党这方面政策的人，不大担心意大利法西斯的垮台对纳粹党士气的影响，所以他对意大利人的缺点倾向于采取一种远为严厉的看法。1943年10月4日，他在波森向党卫队将领们讲话时曾经指出，意大利人中只有墨索里尼是“伟大的罗马传统的继承者”。他坚决认为，德国人一定“要明白”，意大利人的软弱在于“他们的血统和他们这个人种”。如果意大利是一个同德国“骨肉相连”的邻邦的话，“那么，要是它保持强大，事态将会大好”。可是，事实证明它始终萎靡不振，“能维持现状也就不坏了，非常之好了”。
这种见解并不完全是由于1943年9月意大利的垮台，这一点可以从居住在德国本土和占领区内并在那里工作的意大利人所受的待遇上很清楚地看出来。在保护国内，意大利人受到的待遇，象意大利总领事于1942年2月有理由向齐亚诺抱怨的那样，“即便不比捷克斯洛伐克人差些”，至少“的确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在其他占领区内，移民计划所带来的大批驱逐外国人的行动，也没有把他们列为例外。事实上，意大利人始终就没有被看作在种族上是同德国这个主宰民族平等的。他们一般不准同德国人通婚。三国公约签订才三个月，纳粹党就向德国境内各级党部发出秘密通知，提醒他们，这项禁令已经通过了。
在德国人和他们的另一个主要盟友日本人之间，广泛的合作就自然条件而言是不可能的，看来合作主要限于根据1941年3月5日希特勒发布的“第24号基本命令”互相交换技术情报。甚至连里宾特洛甫在三国公约签订后特别重视的经济合作协定，也直到1943年1月20日才付诸实施，而且鉴于盟国控制住这两个轴心国“领域”之间的海运路线，这个协定主要也还是一纸空文。可是，德国的宣传机构却迅速提出了可以用来实现更为积极的合作的种种方法。它还大肆宣传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于1942年1月签订的军事协定，欢呼它确保了“兵力的适当配置，以便为具有强大打击力量的作战计划做好准备”。它还强调日本海军在印度洋的活动和德意两国陆军在非洲的行动这两者之间的联合作战意义，企图暗示轴心国正在采取一种“内线和外线”的战略，即由德国和意大利在陆上负责“内线”作战，而由日本在海上利用其“外线的有利条件”。然而，就连最乐观的德国发言人也不得不认识到，这种合作至多也将是偶然的。为了充实德…日联盟的内容，他们便侧重于德日文化方面的合作，由德国海军上将弗尔斯特主持的德日协会的分会在德国许多大城市里成立起来。对德日文化委员会的种种活动，也给以广泛的宣传。这个委员会是根据1938年的德日文化协定组成的，由外交部文化政策司的西克斯教授负责。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尽管德国报刊和宣传机构对东方这个新盟国的英雄事绩给予热烈的赞扬，但是有些人显然感到，在对德国负起的“北欧人的”使命写了和说了那么一大套以后，现在又同日本联合起来去攻打它的欧洲姊妹国家，这就德国说来是很不合适的。1942年1月1日，《巴塞罗那日报》刊登了一篇署名阿尔瓦尔·范内斯的很长的文章，指责德国人“背叛了白种人”并“犯下了雅利安人的变节行为”，因为他们“为欧洲未来最大的威胁……‘黄祸’效劳出力”。这篇文章的发表使原来已经不安的情绪变本加厉。由于这种指责来自一个早已被认为在政治上（即使不是在军事上）和新秩序共命运的国家，这就使德国宣传部显然特别为难。它连忙在它的国外主要宣传刊物《信号》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