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特协会”的工作人员有德国人也有外国人。同在别处一样，德国人也得到优待，尤其是在特种制服方面，以及在报酬和津贴方面，发放津贴是表示承认构筑工事和建筑工作的危险性，因为这些工作往往是在前线后方很近的距离内进行的。由于外国工人的数目增加了，德国人越来越多只被用作工头。招募外国人的工作，是按照招募工人运往德国的工作大致相同的方针进行的。必要时除说服外，还辅之以公开的强迫。“托特协会”究竟雇用了多少德国工人和外国工人，没有什么统计数字可查。根据绍克尔于1943年5月17日呈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雇员的总数已从1942年3月底的二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九人增加到十二个月以后的六十九万六千零三人。然而，招募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5年，以满足德国在垂死挣扎阶段的需要，因此最后的数字多半大大超过了1943年3月的数字。
德国原来的想法是，把一大部分工业生产，尤其是军备和军火工业的生产，集中在德国境内。但是，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把定货单包给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去生产所获得的好处也就更为明显了。大批工人被招往这些工厂里劳动，被占领国家的生产对德国的作战于是就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了。
可是，招募工作开始出现了困难。到1942年底，后备劳动力已经不足以应付对他们提出的全部需要了；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开始同招工送往德国的工作发生了冲突。由于绍克尔作为劳动力分配全权代表，有责任为德国提供工人，可是被占领国家的工厂却不归他管，而归施佩尔以德国军备与军火生产部长的身分主管，因此这场冲突便有了个人的因素。从1942年秋天起，招募工作上的争执变得日益尖锐。越来越多的劳工被转到被占领国家内为德国工作的工厂去，绍克尔对于这种做法给他自己的招募计划所造成的有害影响发出了怨言。可是，为被占领国家的工厂招工的工作却继续进行。到1943年秋天，“限制性企业”的概念被设想出来了。它的目的是确保那些据认为对军备和战时生产必不可少的企业有劳动力供应，并且规定，除非事先征得施佩尔同意，否则军备和战时生产工业的工人不得由绍克尔调走。绍克尔抱怨得更厉害了。在中央计划委员会1944年3月1日召开的会议上，绍克尔叙述前一年秋天他为招募工作所尽的力时，说：
这个计划破产了。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人全都认为劳工将不再从这些国家调到德国来，因为现在工作必须在这些国家的境内完成。几个月来——我有时在一个月内要到这些国家去视察两次——人家一直说我是一个毫无理性跑遍了这些国家去榨取劳动力的傻瓜。说实话。甚至法国所有的省份都奉到通令不得满足我的要求，因为就连德国当局也在争论，绍克尔究竟是不是傻瓜。
在同一篇讲话里，他后来又说：
我要清楚而大胆地声明：我认为，就法国供应的劳动力而言，滥用受保护的工厂这一概念，包含着对德国劳动力供应的重大危险。如果我们不能作出决定，要我的助手同军备当局一起，到所有的工厂去进行搜罗，那末劳动力的这一来源将来也仍然会遭到限制，不能为德国所利用。假使这样，元首向我叙述的计划就很可能会失败，意大利的情形也是如此。
于是这场争论就呈交希特勒去解决。在1944年3月17日的一份备忘录中，绍克尔重申了他的不满，并且声称，他的1944年的整个招募计划由于在被占领国家内广泛储备工人而受到了危害。“为了确保军备任务和调拨分派到的平民名额而指定一些受保护工厂一事，在西方占领区内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并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以致要顺利而有条不紊地执行招工任务已经不可能了。”作为答复，施佩尔于4月5日也提出了一份备忘录，阐明了这个问题的相反的一面。他说，被占领各国的生产，对德国作战是必不可少的，由此而产生的对后备劳动力的要求，并不过分，而且他认为是可以很好地得到满足的。从7月11日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施佩尔发表的一项声明来看，很可能这场争执的解决是对他有利的。
施佩尔部长说，他对于推动为德国招募更多的劳工的工作和对于维持德国境外的生产这两方面都得加以关注。到目前为止，德国的战时生产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是由西方占领区和意大利提供的，单是意大利就提供了百分之十二点五。元首新近决定，这项生产必须尽可能长时期地维持下去，尽管已经出现了不少困难，特别是在运输方面。
此后不久，西方盟国挺进的部队就使这场争论失去了意义，因为从那时起，生产不得不在任何有可能进行生产的地方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上进行了。
除了在德国本上雇用的人以外，为德国的作战从事工作的总人数，至今还没有人作过全面的估计。在战争的全过程中，人口一直不停地流动，“不论运往德国的人数多么大，不是送往德国，而是送往他们本国的其他地方或者送往其他占领区的人数，也许还要大”。
可是，根据法国政府关于德国雇用法国劳工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所列举的数字，我们对于德国雇用外国工人在他们本国做工的规模可以稍许得到一个概念。在德国工作的法国工人，包括使用的战俘在内，相当于法国损失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德国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对德国的作战献出了五十一亿三千六百三十四万六千个工时，而德国间接雇用的在法国工作的人，另外又提供了九十九亿一千七百六十四万个工时。因此，可以说，德国人从那些在法国工作的法国工人那里得到了一百五十亿零五千三百九十八万九千个工时，而从那些在德国工作的法国人那里则只得到了七十七亿四千八百五十六万八千个工时。
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态度以德意志民族人种优越的学说为其基本原则。这种“主宰民族”的理论由德国驻乌克兰的专员埃里希·科赫用下面这句话表达了出来：“我们是主宰民族，因此必须记住，从人种和生物学的观点来看，最卑贱的德国工人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这个方针的实际应用，必然使欧洲的非德意志人口的权利和利益完全从属于他们的德国主子的权利和利益。
一个俄国人，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我丝毫也不关心。这些民族所能提供的象我们这样优良的血统，我们将予以接受，必要时把他们的儿童掳来，由我们在这里抚养成人。这些民族繁荣昌盛还是活活饿死＇原文用verrecken，是指牲口倒毙＇，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作为我们文化的奴隶这一点上才使我关心，否则，我根本就不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时是否累倒，我关心的只是为德国挖的反坦克壕是否完工这一点。在不必要的场合，我们决不应该粗暴无情，这是无疑的。……但是，为他们操心，给他们理想，从而使我们的子子孙孙更难以对付他们，那就是对我们自己的同胞犯罪。
种族歧视的方针几乎影响到德国对待外国劳工的每一方面——招募方法、生活条件和雇用条件，无一不是如此。除了这种总的歧视以外，在不同类别的外国工人之间还有更进一步的歧视。大致说来，外国人在这方面被分为三类。最低级的是犹太人，这种人根据一项总的方针，被认为是应当灭绝的，不管他们的劳动对德国的战时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其次是所谓“东方”工人，这一类里包括从波兰、前波罗的海国家和俄国被占领区来的人。在这一类里，也有某种区别，俄国人被认为最不值得体恤，其次是波兰人，而前波罗的海国家的国民则得到了某种优惠待遇。第三类包括从盟国和中立国以及西欧被占领国家来的人，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不过，在这一类人里，按照技术高低给予的不同待遇不下于按照国籍的区别对待，因此，总的说来，匈牙利人、瑞士人、丹麦人和佛兰芒人作为熟练工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甚至政治上被认为不可靠的法国人和荷兰人也比技术较差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和西班牙人过得好些。
促使德国严厉对待外国劳工的另一个因素是，雇用大批外国工人在德国工作和明确表示“要划出更清楚的种族界限”的长期目标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存在，产生了两个主要的后果。第一个后果是，纳粹领袖们在战争期间一直不断强调这种雇用的临时性质，随后又未能提供必需的设施以解决这些工人的食宿问题。第二个后果是，行政当局经常感到有必要向德国人民证明外国人的卑贱地位。后者的结果是排除了把任何形式的民权给予在德国工作的外国人的可能性，并强调了把外国人同德国人隔开，以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学说的必要性。
德国要靠得到额外的劳动力供应来维持其作战，这一点上文已经叙述过了。在它控制下的地区，主要有三种人是它可以吸收来补充自己国内日益缺少的劳动力来源的。那就是战俘、集中营的囚徒（其中有些是德国人）；以及最重要的，外国的平民工人。
大战期间，德国对于招募外国的平民劳工并没有遵循一项始终如一或前后一贯的政策。某一时候在某一国家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受到各种因素的支配，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和工人的祖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属于何种类型，当时需要劳工的迫切程度，以及对于人种低劣这一概念的应用情形。所用的方法各不相同，从自愿应征直到强迫押送。由于有时候在一个地方同时采用了各种不同的招募方法，所以情况更形复杂。不过，总的趋向大致如下：在德国以东的各国，等占领军取得控制权后，立刻就进行了强迫招募，但是在西方，这种方法一直推迟到劳动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