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战斗便停止了。但是，冯·肖尔蒂茨（他在德国的家属将因为他公然违抗命令而遭殃）只准备把巴黎交给正规部队。幸好盟军最高统帅部这时已授权勒克莱尔师进军巴黎，于是冯·肖尔蒂茨于8月25日代表德国驻军签署了投降条款。第二天，戴高乐进入巴黎，他在无法描述的热情场面中步行走过香榭丽舍大街，终于同在法国国内战斗了那么久的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会合了。奥方海军上将取出贝当很早以前签署的一份文件来，希望成立一个和解政府，但是，戴高乐一向就不是一个肯和解的人，他对这一提议置之不理。他对法国有约在先，绝对不同维希达成任何谅解。国内外的抵抗运动现已汇合在一起了，于是法国从解放的时刻起便有了一个政府。
这时候，处于占领国的压力和法国国内抵抗运动与国外盟军的打击的两面夹攻中的维希政权已经渐渐土崩瓦解了。在贝当这个姓名提供的延续不断的外表下，这个政权从1940年到1944年一直就处于几乎是不断在变动的过程中。一个集团接着一个集团退出了力量悬殊的斗争，或是由于德国人的反对而被撵走。贝当自己的态度却是在1940年就已确定了，直到最后基本上仍是没有什么改变。在审讯他时，有一个证人说，他的一成不变的主张是，认为他的任务在于“尽可能使占领的严酷状况减轻一些，使自己成为占领者和法国人之间的一种盾牌”。在这整个时期中，德国人一直威胁说要迫害法国战俘，以此来对他进行讹诈。当他的合作者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或是由于他们自己变节或失望，一个接一个离开他时，他的地位变得日益孤立了。唯一的自始至终追随他的顾问就是他的侍从医生梅内特勒博士。这个人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人们公认他对贝当具有颇大的影响，在德军占领的后期尤其如此。
同这位元帅并起并坐、彼此都身不由主地被一种勉强的同盟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就是皮埃尔·赖伐尔。也许，贝当并非不愿意有他这个眼中钉来当政府首脑吧，因为这样一来，那种由于必然是不得人心的局面所召来的冲击便会落到赖伐尔头上，而不会落到他这个国家元首的头上，是不是这样呢？他自己每天在维希可以不带警卫，安静地散步，而赖伐尔却不得不在严密的保护下才敢外出，贝当是否因此而感到难受呢？赖伐尔虽然在舆论界信誉扫地，他仍能保住官职，那不过是因为德国人找不到一个比他更为有用的人来代替他，或许也因为他在四面八方树敌过多，丢掉官职，他就毫无希望了。他死心塌地投靠德国人，同他们合作，他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而且，凭他的阴谋家的名声，人们定会以为他圆通善变而不大固执，其实他倒是比较固执而不大善变的。直到极晚的时候，他似乎还几乎令人可怜地坚信德国人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他也有勇气，并且对自己凭着聪明机警在最后一刻能够摆脱任何困境的本领具有几乎不可压倒的信心。等到不可能再相信德国人必定胜利以后，赖伐尔有一度曾经浮泛着一种幻想，以为他可以在敌对势力当中起一个中间人的作用。阿贝茨说，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新的塔莱朗。1944年春，他还向德国人建议，由他出面充当德国人和盟国之间的“诚实的掮客”。6月间，他曾经计划通过马德里建立联系。他甚至企图在德国和苏联之间发起外交谈判。交战国中没有一国要他来调停，他的这些花招都毫无所获。
1944年的事态就这样打贝当和赖伐尔身旁掠过，撇下他们走投无路地在维希的死胡同里挣扎，设在那里的所谓政府显然逐渐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了。维希政府仰承占领国的鼻息已经太久了，这时已不能对它作出任何反抗。德国人从头到尾（虽然最后更露骨些）始终能从维希得到他们实际上有可能得到的一切，如果他们充分粗暴和坚持不让的话。当德国人在狼吞虎咽猎获物时，巴黎那群走狗就更加迫不及待地在一旁逗留不散，准备扑向那具在迅速减少的残骸。这群走狗对维希的挑战由于他们之间的争斗，又由于德国人知道下列两种情况而削弱了。德国人知道，大多数法国人民对巴黎的合作分子比对赖伐尔更为憎恶，知道如果硬把他们塞进政府，那很可能就此会使贝当垮台。如果他们不是那么腐朽败坏，他们本来是可以在法国形成一个亲德政府的合适的支柱的，因为他们已彻底接受了纳粹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些走狗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强了赖伐尔的地位，因为赖伐尔至少还可以起着一种放在法国和这些人的统治之间的障碍物的作用。
然而，即使这种辩解也不是一直适用的。巴黎的合作分子为了要捞得一官半职，冒险押了那么大的赌注，结果却一直没能到手，他们那种怨恨情绪在1943年5月德·布里农送给戈培尔的一份报告中便流露出来了。德·布里农抗议说，第三共和国的那帮人和他们手下的喽罗依然盘踞在县政府、市政府和大行政组织的职位上，这就是何以德国胜利的现实简直不大被人认识到的原因。他极力主张必须信任那些甚至早在战前就已经公开宣布忠于德国理想的领袖们。1943年9月，戴阿、达尔南、吕歇尔和其他一些合作分子提出了一份国家复兴计划，主张按国家社会党的榜样建立一个以一党为基础的政府，并同德国结盟。他们的煽动使贝当那些顾问惊慌起来。他们说服贝当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结果使贝当同德国人的关系又发生了一场危机。1943年11月，根据吕西安·罗米埃（贝当对他的信任并不超过对其他任何人）的建议，他起草了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万一他在新宪法生效以前死了，就把他的权力移交给国民大会。同时，他准备了一篇对法国人民的广播讲话，其中他准备宣称：“今天，我就是法国合法政府的化身。我打算把它作为一种神圣的委托保持下去，在我死后把它归还给我从它那里接受这项委托的国民大会。”他把这些秘密策划的措施通知了赖伐尔，因为赖伐尔并不认为自己是可以被人如此轻易地撇在一旁的。赖伐尔向德国人报告，德国人就立即采取行动，占领了维希电台和官方的印刷厂，并查禁了该项宪法法令和那篇讲话。贝当所能做的只是暗地里印发了好几千份。
稍事拖延之后，德国人作出了更为强烈的反应。12月4日，阿贝茨给维希带来一封里宾特洛甫的信（日期是11月29日），信中严厉指责贝当缺乏同德国合作的诚意，并且要求今后一切立法建议应先提交德国政府批准；委托赖伐尔负责“在确保合作的基础上”改组法国政府；信尾含糊地威胁说，如果法国政府无力在法国维持秩序和正义，德国政府将不得不自行采取措施以保护其利益。贝当再次作了让步。罗米埃辞职，阿贝茨还要求允许戴阿、昂里奥和达尔南参加内阁。在这些人中，昂里奥是巴黎电台的大明星和反布尔什维克十字军中最有才华的演说家。达尔南这个得过很多英勇勋章的有胆量的军人，是专门从事反马克思主义战斗的人，元帅对他并非全无好感。赖伐尔对多里奥和戴阿又害怕又憎恶，对达尔南倒不十分猜疑，他觉得达尔南可能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他倒的确是如此，不过，是德国人的工具而不是赖伐尔的工具。马塞尔·戴阿过去是议员和新闻记者，曾在《事业报》上为组成一个法兰西国家社会党进行过一场激烈而有手腕的宣传运动。在那场运动中，他曾不断攻击维希，因此很使贝当反感。在这一点上，赖伐尔至少是赞同贝当的，因为戴阿是个可能代替他当政府首脑的人选。因此，赖伐尔协助元帅把戴阿排斥在外，但是，德国人强行指定的其他人事变动都被接受下来了。为了确保元帅不会再次企图把占领国所不同意的任何意见付诸实施，新指派了一个名叫冯·伦特…芬克的人来当“看门狗”，经常监督他的言行。
1944年1月组成的新内阁说明维希已被巴黎的合作分子确切无疑地征服了。赖伐尔仍然是政府首脑——同贝当一样，而且可能动机也并非完全不同，他始终没有想到要自动辞职。这届政府中包括卡塔拉（负责财政）、德·布里农（驻巴黎大使和政府代表）、昂里奥（情报）、达尔南（保安）、阿贝尔·博纳尔（教育）、比歇隆（工业与运输）、马里翁（政府首脑的国务秘书）、格拉塞（卫生）、海军上将布勒奥（海军）、比杜将军（陆军）和勒穆瓦纳（内政），看来是可以保证毫无保留地推行全面合作的政策了。从这时起，贝当便不再出席部长会议。
甚至戴阿也没有被一直排斥在外。2月间，冯·伦特…芬克再次提出要他参加内阁，于是3月16日，他被任命为劳工与民族团结部长。昂里奥和达尔南都以不同的方式对德国政府大为卖力，戴阿却很令人失望。他的热病似的活动在从政中见效不大，虽然他一直不停地鼓吹要增加权力，也一直不停地进行倒赖伐尔的工作。他把极端合作分子都纠集到自己后面，还能利用海军上将普拉通，这时他已经完全陷入合作分子的政治活动中了。但是。普拉通曾被描绘为“简直是天生缺乏政治头脑”的人，赖伐尔轻而易举地便用计谋击败了他和戴阿。
1944年4月，德国人准许贝当去访问巴黎，出席为盟军轰炸死难者举行的一次追悼仪式，这表明德国人确信贝当这时已经完全在他们控制之下了。这次访问虽然没有公布，但是，元帅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却使德国人惊恐。他们坚持要他在4月28日广播一篇拖延已久的讲话，使法国和德国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斗争中联系在一起。那段经过多次讨论才商定的实质性措词宣称：“多亏德国和欧洲共同的努力，保卫了我们的大陆，我们的文明肯定已获得保障，不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等到当前这场悲剧结束了，法国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