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遭受了重大的伤亡。
这项功绩对法国本上的舆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自由法国运动这时接受了一些为了到英国来加入戴高乐一方而逃离法国的支持者，这一事实便说明了这种情况。在这些人中有法国社会主义的一个公认的领袖、众议员和法国本土一个抵抗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安德烈·菲利普。在他到达后不久，戴高乐便任命他为内政与劳工民族委员。同时，他又任命雅克·苏斯戴尔为情报民族委员，他是新近由美国来到伦敦的一个法国作家和政论家。
戴高乐这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把运动的名称从“自由法国”改为“战斗法国”，部分是因为当时，特别是在美国，存在着五花八门的“自由”运动，把这个名词搞得声名狼藉了，部分则是因为有许多法国人把维希直接统治下的那部分法国看作“自由法国”，以区别于德国人所占领的那一部分。戴高乐还想通过这次名称的更改来表明一个事实，即法国仍在作战。他相信这个新的名称对那些在国内抵抗德国人的法国同胞会具有吸引力，这些人或者是“马基”中各个抵抗运动的积极成员，或者是消极地遇有机会便进行抵抗的人。7月14日，英国政府同意注意到称号的这一更改，不过借此机会再次指出，虽然英国政府承认“战斗法国”是法国抵抗运动的总的象征，这种程度的承认是给予整个运动的，至于民族委员会则被看作是代表这一运动的官方机构——言外之意是，英国之所以同戴高乐发生正式关系，只是因为他是民族委员会的主席的缘故。
从1941年下半年到1942年初，民族委员会竭尽全力，不仅想从英国方面，而且还从其他国家政府方面获得更大程度的承认。1941年9月26日，戴高乐和苏联驻联合王国大使迈斯基交换了信件，信中苏联政府同意根据1940年英国政府采用的同样条件承认戴高乐。接着当时设在英国的其他盟国政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希腊、南斯拉夫、荷兰、挪威）、以及蒋介石政府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1942年，古巴、墨西哥、海地、加拿大、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南非联邦也承认了民族委员会。美国政府则满足于指示他们派驻伦敦各流亡政府的大使安东尼·比德尔同戴高乐和民族委员会保持接触。
这项对运动的外交承认再次引起了戴高乐和战斗法国在祖国的同胞中获得多大程度拥护的问题。维希的报刊和电台当然不会提供任何迹象。尽管戴高乐有他自己的情报机构中央军事情报局，可是某些方面却认为这个组织的情报并不可信，因为这些人对于他们所认为的戴高乐的法西斯倾向深为不满，并且十分疑惑地看待中央军事情报局的各种活动。然而，到了1942年，不仅有许多份法国抵抗运动各个组织秘密印刷和发行的地下报纸流传到国外去，而且有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见解和背景的法国人也成功地逃到中立国、美国和英国来，畅谈法国本土的种种情况。从这些来源所得到的消息大体上都很一致，这一点颇引人注意。看来很清楚，对戴高乐及其运动的拥护已经增强了，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对民族委员会的愿望并不十分有帮助。实际上，全体法国人民都想看到德国人从法国被赶出去。战斗法国有助于完成这一目的，在这方面它是很得人心的。戴高乐的照片受到所有人的秘密珍藏，不过人们把他和他的运动看作一种有朝一日将会实现的希望的象征，而不是看作法国人统一行动的一个实际的或指导的中心，同时根本没有人考虑到战后可能成立的政府或政治组合问题。战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已经知名、又不曾破釜沉舟地公开跟维希走的人士，大多不愿意投奔戴高乐。他们担心戴高乐和他的大多数同僚在政治事务上缺乏经验，并且怀疑在法国获得解放，和平恢复以后，法国人民是否会愿意把命运托付给这个人。1942年1月，法国工会工作者的一个小代表团被偷偷送出本国来到伦敦，会见了戴高乐。他们的目的似乎是要试探一下他的政治见解。不知是由于这次访问还是由于其他原因，法国国内通称“解放”的那个抵抗运动公开宣布它愿意接受戴高乐的指挥，这个组织在政治上据认为是左派的。但是，这只是国内各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好几个单独的抵抗运动之一。这些抵抗组织虽然大多并不攻击“戴高乐主义”，却从其他方面获得鼓舞，它们自豪地认为它们是国内土生土长的组织，集中全力用一切方便的手段随时随地给德国敌人造成损害。它们发展成为法国国内政治中的一股力量，那还是以后的事。
1942年7月底，戴高乐离开伦敦前往中东。8月7日，他在开罗会见了史末资，并于8月8日同接替利特尔顿出任驻中东国务大臣的凯西举行了会谈。叙利亚事务进行得并不顺利。叙利亚人认为贾德鲁允许他们享有的限制性宪法并没有履行1941年6月8日盟军进入他们国土时贾德鲁本人所发表的声明中包含的那项自由的诺言。结果，他们有一段时期一直在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有人断言，自由选举的结果将会证明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广大选民既不赞成这个制度，也不赞成那些他们认为是强加于他们的领导人。为了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戴高乐便从开罗到了叙利亚。在那里，他马上同英国公使斯皮尔斯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戴高乐要求召回斯皮尔斯，硬说他在推行自己的一套政策，对法国采取敌视的态度，并且打算在近东由英国代替法国取得首要地位。然而，斯皮尔斯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于是戴高乐便用一系列演说和行动来反对英国的政策与目的。这种困难局面于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发表了一次演说后发展到了顶点。他在这次演说中使用的词句似乎修改了早先以他的名义作出的给予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的诺言。他说，法国取得它在这个国家里的地位，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从国联接受下来的一项委任统治权而得到的。叙利亚的最终独立一向是法国的目标，的确也是委任统治的目标，但是只有法国才能宣布叙利亚独立。不论他多么希望促进叙利亚人争取独立的愿望，他却不能就这样一个问题用法国人民的权力讲话，而法国人民也只有在他们的祖国肃清了敌人并由他们选举出一个民主的政府后，才能宣布他们的意志。这至少是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对戴高乐的话所作的解释。
因此，近东的不安增强了。这种形势同中东的军事需要完全背道而驰。这使英国政府向民族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要求。戴高乐外出时，民族委员会继续留在伦敦，由普利文临时担任主席。英国政府要求戴高乐立即回来就叙利亚问题，并就马达加斯加问题举行会谈。戴高乐稍事拖延后，表示同意，并于9月25日再次到达了伦敦。
如果说戴高乐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再次发生困难的话，那么，他同美国政府的关系也比以前更为紧张。戴高乐在叙利亚时，认为时机适当，曾向美国驻贝鲁特的领事提出两份备忘录，拿他自己的中东政策同英国的中东政策作了不利于后者的对比。国务院并不赞同他的看法，这种局面丝毫没有因为戴高乐同温德尔·威尔基在叙利亚的一次会晤而有所缓和。美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关于戴高乐意见的断章取义的报道，它们甚至报道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所有英军撤出近东国家，否则，他将使用武力以达到目的。不论这类报道多么不真实，甚至多么荒谬可笑，它们对于维希和轴心国的宣传却是天赐的资料，同样也使各盟国感到十分为难。正是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英国外交部同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之间在伦敦举行了会谈，目的在于就叙利亚问题拟定一项新的解决办法。他们建议应该确立一种在包括埃及在内的一切中东事务上进行相互磋商的程序，并建议民族委员会应保证于1943年春在近东举行自由选举。这个计划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当民族委员会征求贾德鲁的意见时，他对这项计划横加批驳，于是戴高乐拒不接受。外交事务民族委员德让为此辞职。普利文接替了他，一直担任到几星期后马西格利加入到戴高乐这方面来时为止。
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一无结果的谈判刚刚破裂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件，使整个战局完全改观，并对“战斗法国”运动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关于盟军在北非登陆以及美国当局为了取得法国人的合作而采取措施的情况，均在本丛书的另一卷中予以叙述，而在本卷的前面一节里，我们也曾述及吉罗将军和戴高乐将军为争夺希望见到盟国事业获胜的全体法国人的领袖的斗争，以及1943年6月最终组成设在阿尔及尔、并由两位将军共同担任主席的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谈判经过。这里需要谈的只是，建立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协议也规定了结束战斗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团体的步骤。英国首相于1943年6月8日在下院宣布，集体负责的新委员会的成立已经代替了他个人和戴高乐于1940年8月7日交换照会后所产生的那种局面。换句话说，后来称作战斗法国的自由法国运动已告结束。
戴高乐本人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在把他们的总部从伦敦迁到阿尔及尔以后，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戴高乐先在北非，后在法国本土的进一步活动，不属于本章所要讲述的范围。
附录：英国和自由法国远征达喀尔
1940年9月英国和自由法国联合远征达喀尔的失败，其全部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仍是一个看法不同和引起争论的问题。维希政府是否知道这项计划，如果他们知道了，那么，他们之所以会事先知道是不是因为戴高乐的军官在公开场合上说话不慎所致，总之，失败的主要根源之一显然是情报不够准确。自由法国总部声称，他们知道达喀尔有很大一部分陆军和空军人员以及许多高级军官，都是赞成戴高乐的，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