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在街上和屋子里围捕荷兰人，把他们押送到德国去。由于遭受这些苦难的结果，1945年1月和2月在总人口超过二百万的六个城市中，死亡率几乎比1944年同期加倍。根据报纸上的报道，仅鹿特丹一地，饿死的平均每天就有四百人。
德国人沿着荷兰南半部宽阔的河口构筑了他们的防线。在1945这新的一年年初，他们仍然占据着荷兰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约有六百万。盟军占领的地区濒临饥饿的状态，而在德国人占领的地区则是彻底的闹饥荒。但是，荷兰人的精神还是没有垮下来，反抗德国人的活动并没有停止。3月初，有人企图谋杀德国警察头子和公安委员会常务专员劳特尔，又引起了特别野蛮的报复。为了这一罪责，3月7日，约有四百人被处死，其中许多人是在斯开文宁根的海滨沙丘上被枪决的。直到4月初盟军才开始从德国进入荷兰，1945年5月6日，才解放了荷兰全境。到了这时，荷兰人民肉体的痛苦才算结束了。在大战的最后阶段，德国人对这个国家进一步给以沉重的打击。在鹿特丹港和阿姆斯特丹港，他们进行了毫无战略意义的破坏，似乎纯粹是出于报复的心情。他们还破坏了海堤，使海水进一步淹没了大片肥沃土地。
威廉明娜女王自从到了英国以后，在整个大战期间面临敌人篡夺政权的情况下，始终不失时机地强调她作为国家统一的合法象征的地位。的确，女王在解释她逃往英国的理由时，强调了她必须继续“自由地行使国家权力”，她“要回国的坚定意志”，以及王国继续是“一个主权国家”。荷兰人民和他们的盟友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这种合法连续性的说法，而对德国人说来却是如芒在背，他们千方百计要破坏女王的权威，禁止陈列王室的照片，控制报纸，清洗教科书，惩罚所有提到奥伦治王室的人。但是，这些做法同德国人自称对荷兰的意图显然太不相符了，因此只会引起荷兰人重申他们的忠诚。有一种打击的方式较为阴险，因为它戴上了“宪法问题”的假面具，那就是援用宪法第二十一条来“证明”女王和她的家族离开荷兰后，实际上已经退位，而流亡政府由于同一原因，也无权对荷兰发号施令。米塞和他的宣传部长布洛克泽伊尔都利用了这项条款，企图劝说荷兰的文武官员不受效忠宣誓的约束。但是，如此来源的这类建议，即使不是完全遭到拒绝，也必然受到相当保留的看待。
的确，这场战争的结果，使君主政体在荷兰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威信和影响。这一发展的最重要的方面对未来事态的影响就在于，抵抗运动和地下报刊在德军占领时期一直忠诚不懈。整个抵抗运动忠实地接受了伦敦流亡政府通过“奥伦治广播电台”传达给他们的指示，并且始终相信女士最后一定会回国。各政党在最初试图同德国人订立某种暂时性的条约时，也曾坚持王朝具有无可争辩的连续性。德国人拒不接受这一条件，首先导致了大多数政党的自动解散，后来又导致了德国人的正式镇压。1944年8月，保守党和社会党报纸发表了一篇联合宣言。它虽然强调必须进行彻底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却甚至竟然主张在战后扩大王权。但是，荷兰人对于女王的忠诚，以及他们承认女王政府的合法地位的最为确凿的证据，从下面一件事便可以看出来：1944年9月女王政府命令铁路举行总罢工，立即得到了铁路工人和抵抗运动的普遍响应。甚至这道命令的悲惨结果也没有影响到这种感情。
女王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种象征，她通过经常同她的顾问和大臣商议，通过断断续续地向她的臣民发出无线电呼吁，来进行积极的、坚强的领导，更为重要的是，她任命被迫逃离荷兰的抵抗运动领袖在政府中和政府周围担任要职来支持抵抗运动。同时，在流亡时期，她对宪法形式表现出审慎的尊重。1942年3目，成立了一个十四人的“特别谘询委员会”来协助政府，并代替议会。然而，在盟军即将进攻大陆时，女王广播了组织一个新的合法议会的计划，并解散了谘询委员会。抵抗运动组织了一个“理事会”，代表他们的全部利益，并在过渡时期向回国的政府提供意见。这个由天主教徒、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新教徒（不过，应该注意，没有共产党人）组成的理事会，在1945年5月担负起了它的任务，特别是同政府的民政部门共同工作。1945年2月初，从部分解放了的本国增选了五个抵抗运动的领袖，使抵抗运动在伦敦政府中的代表权很明智地有所加强。当德国人最后投降时，女王履行了早些时候的诺言，接受了盖布兰迪内阁的辞职，并委托抵抗运动的两个最主要的领袖——荷兰人民运动的领袖威廉·舍默尔霍恩和前下院社会党议员威廉·德勒斯——组织临时政府。
第三章 卢森堡
德国入侵卢森堡大公国是在1940年5月9…10日夜间与入侵比利时和荷兰同时进行的。鉴于对法国有计划的进攻，这显然是一种战略行动。然而，除了卢森堡的价值极大的钢铁的诱惑力外，这次入侵也是纳粹领土扩张总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德国公使照例保证说，他的国家“现在或将来均无意采取措施破坏大公国的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他又重弹老调，说因为盟国对卢森堡的入侵迫在眉睫，所以德国必须采取行动以先发制人，这些现在都已同样是熟悉的陈词滥调。在两个月内，德国人不仅开始把德国的行政制度强加于卢森堡，而且已经表明卢森堡实际上将并入德国。采取的方针是，卢森堡人实际上是德国人，他们经过适当的开导后，就会欢迎这样的合并。这种观点是对事实的歪曲，因为卢森堡人从一开头就对德国人表现出很大的敌意，而他们对于女大公和自身独立的忠诚始终不曾减退。德军入侵的当天，政府向英国和法国要求援助。虽然英法答应给予援助，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个国家不受全面的蹂躏，于是女大公和政府逃到了英国，手中掌握着一切必要的合法权力，使他们可以把大公国同英国和其他对德作战的国家联合起来。第二天，即1940年5月11日，卢森堡议会开会，通过了一项对德国侵略他们的国家的抗议，并且声明他们效忠女大公。
最初几个星期，大公国被置于德国军事管理之下——起先是由居尔曼将军领导的战地司令部，后来是由舒马赫将军领导的战区司令部。与此同时，卢森堡的一些行政官员，在外交部秘书长（韦雷尔）的主持下，组成了一个“行政委员会”，作为执行日常行政工作的一个机构。但是，由于这个委员会试图为卢森堡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德国人的利益行事，它无法同军管当局取得任何有效的合作，因此它逐渐被后者排挤得不能存在。实际上，德国人到7月底已经决定把卢森堡从军管改为民政管理了。据宣布，科布伦茨…特里尔的行政长官古斯塔夫·西蒙被任命为卢森堡的民政首脑，他就以这种身分直接对希特勒负责。1940年8月2日，西蒙奉希特勒之命接过他的职务。希特勒命令他“为德意志帝国收复原先属于德意志帝国的卢森堡”。西蒙立即执行希特勒这个指示，当月便宣布，女大公及其政府因逃亡国外，已丧失其权力；除日耳曼群众运动外，一切政党均已解散；卢森堡宪法已不再生效；“女大公”及卢森堡“国家”等词不应再行使用。10月23日，众议院和国务委员会被解散，甚至上文提及的行政委员会也被取消，它的主席被拘捕起来，因为他竟敢送给希特勒一份声明，维护卢森堡保持其独立和王朝的意愿。
此后，卢森堡同德国的合并工作在这一年余下的时间中进展迅速，纳粹的各项种族法律、德国马克、德国的物价与工资水平、德国的社会保险制度都被采用了，最后，在1941年初，德国的强迫劳动制度也被采用了。到1941年2月，一切都已部署停当，可以采取走向全面并入德国这个重大步骤了，因为在该月9日，大公国同科布伦茨…特里尔合并为一个单一的行政区，改名为摩泽尔区，此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纳粹党）在卢森堡开展活动，仿佛它是德国的一部分似的。但是，卢森堡仍旧保留其独立的民政机构，因此，西蒙这时拥有双重的任务和权力，既是民政机构的首脑，同时又是摩泽尔区的行政长官。事实上，德国强制实行的新制度，在一个局外的观察家看来，是极其混乱的，因为同时并存两套官员——正式的德国国家官员和一套用以保证民政机构充分注意到党的利益的纳粹党组织体系。另一方面，这两套权力往往是合而为一的——例如，西蒙本人就是如此。
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有系统地引进德国的——或者不如说是纳粹的——行政法规、方法和官员，并且（当德国人实际上没有取代卢森堡官员时）通过为卢森堡官员举办训练班，教授德国法规和方法，不遗余力地来使卢森堡德国化。地方政府也按照德国的格局彻底进行了改组；为了行政目的，全国被划分为许多地区，每一地区设有一个地区长官——一个由上级任命或罢免的政治官员，并由一些指定的议员来协助他。市长这时成了一个小小的地方独裁者，而不是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机关的首脑；选举产生的各种议会都被解散，最终为具有纯谘询作用的指定的议员所取代。在司法领域中，德国化的工作也进行得同样彻底。根据1941年3月至1942年4月间颁布的一系列法令，德国的刑法在卢森堡已全部生效，德国的民法根据1942年3月15日的一项法令也已（部分）生效。还采用了德国的“特别法庭”，这个法庭应用德国法律来审判所谓“政治罪行”，而不得上诉。卢森堡的司法制度被废除了，许多本国法官和地方推事都被解职或放逐，他们的职位大都由德国人占去。1941年2月，为全体律师成立了一个所谓“荣誉法庭”，应用纳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