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人们可以说，苏联政权摧毁了战争与和平的传统区别。根据正统的学说，除了会产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国内的阶级斗争以及国与国之间的阶级斗争成为正常关系。按照这种见解看来，公开的“合法”战争仅仅是长期敌对的一种非常活跃的状态。政治变成了仅仅是国内或国与国之间阶级斗争的代名词，战争并不被看作是使用强制手段的政治的一种暂时的、非常的扩张。
在实际战争中，俄国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他们乐于镇静自若地忍受巨大的损失。“当我们来到一片地雷区时，”朱可夫元帅于1945年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们的步兵展开进攻，就仿佛那里不是地雷区一样。我们认为，我们从地雷蒙受的损失只等于我们从机枪和火炮所会蒙受的损失，如果德国人选择用大量军队而不用地雷区防卫那个地区的话。”由于几乎所有的苏联公民都过着艰苦和困难的生活，苏联军队的吃苦耐劳、不顾死活和残忍凶猛是俄国将领们采用的政策取得成功所必不可少的。
在战争年代里，俄国人作战方面的特点并没有促使盟国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俄国领导人们不能很容易地就理解英美将领们遇到损失时的那种神经质。这在关于第二战场问题的辩论中变得特别突出。英国对一次登陆可能蒙受的可怕的生命损失所表示的反对，在俄国人听来是虚伪的。英国的这种态度引得俄国人把它解释为根本不愿意站在苏联方面作战的一种薄薄的伪装，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又无限地加强了俄国人的这种思想，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英国人和美国人是应该采取这样的态度，让德国同俄国去搏斗，一面保全他们自己的实力。
当我们考虑到俄国社会和政府同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和政府基本上多么不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对于同西方合作多么有害，以及俄国的国家利益同它的盟国的国家利益分歧多么大——当我们考虑到所有这一切，那么奇怪的不是合作不久便失败了，而是合作竟然有可能变得象在战争后期的年代里那样有效。双方的克制和妥协——不仅在罗斯福和丘吉尔方面，而且也在斯大林方面——使所取得的成就成为可能，但是大联盟的主要建筑师并不是盟国的任何领袖而是希特勒本人，当他那只支撑的手移开以后，这个联盟不久就垮掉了。
但是不管希特勒在促成这个最终给他带来灭亡的联盟方而扮演了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不少事情还是取决于盟国对他的挑战作出了什么样的反应。下文将试图追述一下美国、英国和俄国作出的反应的历史。
第二章 退却并适应全球性战争 1941年12月…1942年11月
丘吉尔不要花多少时间就可以作出决定，日本在太平洋发动的进攻所造成的新形势需要由他本人和罗斯福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如何对付日本的突然袭击这个紧急的军事问题，仅仅是“协约国”面临的问题的一部分。在丘吉尔看来，最为重要的是如何组织、如何分配、如何增加盟国支配下的军事力量以确保赢得胜利的这些较为长远的问题。因此，在他给罗斯福的那份建议召开一次会议的电报中，他提到需要磋商的问题是。检讨一下“整个作战计划”和“生产与分配问题”等。罗斯福对此起先并不很热心，而对丘吉尔个人的安全则表示关切。但丘吉尔却撇开了这一层顾虑。这次会议终于在12月11日商定了，十一天以后丘吉尔以贵宾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白宫里。
外交礼仪大半都取消了。事实上，丘吉尔住在白宫里，使两国政府首脑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中有了一种宾主之间的个人私交关系。这既象征着英…美关系的独特性又大大地简化了办事的程序。就餐时的非正式接触，甚至象传闻很广的一次在浴室的非正式接触那样。增加了外交家称之为“交换意见”的机会。1941年8月大西洋会议以后建立起来的初交，到1942年1月阿卡迪亚会议闭幕时改成为“一种接近友谊”的感情了。
丘吉尔并不是只身去出席阿卡迪亚会议的。陪同首相前往华盛顿的有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供应大臣比弗布鲁克勋爵，以及许多助手、秘书和属员。这些人很快地就和美国方面对等的人员共同举行了会议，所以阿卡迪亚会议成了英美高级战略家亲密无间地交换意见的一个时机。虽然没有给会议规定严格的程序，但是通过白宫里那几天的忙乱，很明显地定下了往后的会议必须遵循的格式。
军事问题是这次会议所讨论的最为正式的事项。两国政府内部对于军事权限和职责早有明文规定，这就使会议的程序能有条不紊地进行成了一个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因此，英美两国的参谋长们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举行了十二次会议，他们的密切接触为著名的联合参谋委员会未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政治问题大部分是通过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私人商讨加以处理的。至于经济问题，由于美国没有同英国供应部明确相仿的机构，这就意味着这类问题的商讨是通过一种不很正规的方式进行的，霍普金斯或许是比弗布鲁克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主要人物，但是霍普金斯的活动并不限于经济问题，而且他也没有任何直接的权力去执行已经达成的决议。
在各个磋商的阵地上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得出的结论或出现的分歧则提交给总统和首相在他们的顾问陪同下出席的全体会议。全体与会人员通过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商讨，设法将各种特殊的计划汇总成为一个切实可行、协调一致的整体。当专门人员内部或是在一组专家同另一组专家的建议之间出现冲突时，讨论的进程就会变得缓慢、迂回曲折，得不出结论。但是一般说来，美国人和英国人的观点是非常融洽的。一再发生的问题不是该做什么。而是如何才能想出方法来把双方同意应做的事情付诸实行。
美国人并没有带着一套彻底准备好的建议来参加阿卡迪亚会议。政府各部门之间缺乏顺利的、连续不断的磋商，以前是而且继续是美国政府的特色。此外，由于战争突然造成的紧急情况，需要人们作出巨大的努力才能应付，这就使美国的高级官员没有任何时间为这次会议有系统地进行准备。而英国人却早就在行政方面作了改革，以应付战争的需要，而且丘吉尔和他的幕僚在横渡大西洋的那整整一星期中所享有的同外界半隔绝的状态，也使他们有时间为即将同美国人的会面进行准备。还应该提到另一个因素，这次会议的结果如何对英国人说来是关系重大的。如果美国人的努力和物资供应由欧洲转向太平洋，象丘吉尔担心可能发生的那样，那末英国作战的力量就会遭到严重的破坏。不管怎样，英国就会回到1940年所处的绝境中去。美国人却没有这种焦虑的心情。因此，会议对他们说来不会显得象对英国人那么重要，为会议进行周密的准备似乎也不是十分必要的了。
结果，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和罗斯福总统每一方都带着或多或少是不同的观点来出席阿卡迪亚会议。国务院的建议包括在两个文件中。一个是预备由所有同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的宣言。这个文件经过一些修改后，就成了《联合国家宣言》。国务院的另一个文件提议设立一个最高作战会议，由俄国、中国、英国、美国，或许还有荷兰委派代表参加。尽管赫尔为这第二项建议作了重大的努力，仍然毫无结果。
美国陆军参谋部以参谋长乔冶·C·马歇尔将军为代表，特别想从阿卡迪亚会议上取得一样东西：那就是就战场上统一指挥的原则达成一项协议。这意味着不同军种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也意味着在不同国家的军队并肩作战的地方各国之间统一指挥的问题。正当时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这项问题具有直接的实际重要意义的唯一地区就是东南亚，英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以及——稍远一点——中国的军队都在那里同日本人作战。但是，凡是驻有美国部队的地方，美国陆军和海军之间就存在这个问题，而且争得十分激烈，各军种之间长期存在的不和和无聊的猜忌，使美国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产生了疑虑。海军将领们担心会失去他们的自决权。
关于总的战略问题，马歇尔赞成以ABC…1计划的基本决定为根据。这首先意味着把美国的进攻力量集中起来对付德国。而在德国被击败以前，对日本则采取遏制性的军事行动。但是在1941年12月，要把日本遏制在一定范围内的问题却不是容易办到的，而美国参谋部对于使用美国兵力攻击德国却还没有制定一些认真的、详细的方案。
美国海军的观点在阿卡迪亚会议上没有很明确有力地表达出来，新的海军总司令欧内斯特·J·金海军上将在这次会议开幕前两天刚接任，而使他和他的参谋们困扰的作战问题甚至比马歇尔将军所面临的问题还要令人烦恼。不过这只部分说明了海军的沉默。如同上文指出的那样，海军对统一指挥的原则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在军事上又提不出任何有力的反对理由来，因此就勉强地同意了。在总的战略问题上，海军发现自身也处于同样尴尬的地位。对于首先集中力量攻击德国的决定可以提出一些先前的协议和令人信服的议论来。然而根据多年的传统，美国海军防御的敌人却是日本。当海军军官们奉令首先集中力量去攻击一个只能在陆地上击败的敌人，而对珍珠港的耻辱却几个月，也许几年迟迟不报仇雪恨时，他们大多数人都禁不住感到不快。因此，在珍珠港事件后，海军对总的战略始终不是全心全意地表示赞同的。美国的海军将领们总是乐于倾听推迟把美国部队大规模投入欧洲的理由，因为，美国部队一旦大规模投入欧洲，对欧洲的一切物资供应就自然而然拥有了绝对优先权，并将推迟在太平洋建立起美国海军力量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