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都无法十分恰当地说明它们对俄国的重要性。某些项目，例如橡胶和滚珠轴承对俄国生产都是关键性的，它们帮助俄国免除了严重的缺货，使俄国工厂的广大部门没有因此停顿下来。同样，运往俄国的制成的军需品也填补了国内生产的严重的空白点。
总的说来，俄国的战时经济保持着远比英国的战时经济程度为大的独立性。政治上的考虑和地理上的障碍促成了这一结果。另一个因素则是俄国的战时生产比较简单。海军的各项供应品都不是俄国自己生产的，几乎也没有制造雷达和其他电子设备供俄国陆军部队使用。俄国的坦克、大炮和火箭同世界上其他类型的一样精良。另一方面，俄国的飞机几乎全是短程的、战术性的飞机，不象英美空军用于战略性攻击的大型轰炸机那么复杂。俄国作战装备的这些限制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是，它使生产大为简单化了，而比较简单的生产计划也使国家比较容易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最后一个因素，也是俄国作战努力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民的极端刻苦耐劳和坚强不屈的精神。俄国人习惯于一种比英国人民或美国人民低得多的生活水平，所以能够容忍一种大为降低的民用供应，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可能是忍受不了的。相应地，工业总产量有较大的一部分也可以转充军事用途，为维恃较高的消费水平所必需的进口商品则可以不要，也的确不要了。
在红军士兵中同样厉行节约。战地部队得到的供应远比英国，尤其是美国提供给它们部队的供应接近于斯巴达人的水平。消费方面的直接节约由于运输方面和后方供应及行政人员方面的节约而增大了。红军总兵力中直接参加战斗的比例远比英美军队中的比例为高。由于俄国士兵愿意接受并能够容忍极端的困苦，俄国补给制度的经常不足并没有破坏部队的战斗力，象同样的中断和匮乏肯定就会影响到英国和美国的士兵那样。个人的贫困如果能同没有知识和技术上的无能分开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可以拥有的最大的军事财富之一了。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接近于这种最为有利的情况。
俄国统计方面的缺陷，以及俄国社会和英美社会之间的总的差别，使得人们不可能对三国各方作战努力的强度和效力进行详细的比较。毫无疑问，战争给予俄国人的损害比给予两个西方国家任何一国的损害都大。俄国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比西方国家要严重得多，这种损失在1942年，即我们讨论到的这个时期，令人感觉尤其深切。俄国人的效率问题是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但是这却是无法很有把握地加以回答的。1942年，劳动生产率在许多重要工业中都低于战前的水平。“战时工业和同它有关的工业”中的劳动力全受到军纪的约束并进行了强制性的超时劳动，妇女和儿童都被用财政上的或是其他的强制性手段大规模地弄到工业战线上去。因此，人们会料想到这种强制性的方法可能会降低劳动效率，但是当人们的斗志为爱国主义和对入侵的德国人的炽烈仇恨所支持时，是不可能产生那种结果会导致丧失效率的广泛的或严重的不满的。在英国，尽管不象俄国那样多地采用强制的方法，但是类似的强制并没有带来什么有害的影响，因为它是受到舆论支持的。这在俄国大既也是真实的。
阿卡迪亚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它为美国战时生产定下了大为扩张了目标。美国官员们特别在比弗布鲁克勋爵的怂恿下，几乎以巨大的数字开始考虑这些目标。1942年1月6日，罗斯福在一年一度向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他为1942年的美国经济所订出的一部分新的目标。他宣布已经向政府的相应部门下达命令，要它们采取步骤在1942年确保下列数量产品的生产：
六万架飞机
四万五千辆坦克
两万门高射炮
八百万吨商船
这些数字部分是根据起草“胜利规划”的那些人的估计，但是总统本人又亲自修订了这些数字，并且专断地把数字提高了。1942年，实际生产的各个项目的相应数字如下：
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六架飞机
两万五千辆坦克
一万四千四百门高射炮
八百零九万吨商船 因此，除造船外，实际成就都大大落后于总统所宣布的目标。 造成这个明显的缺陷的一个原因是在那年之中生产规划有所更改。而且不止更改了一次，总统定下的整数很早便放弃了。无论如何，它们只包括了需要生产的各种各样军需品中的一小部分。不久就变得很明显，如果既没有船只将坦克运送到战场上去，又没有经过训练的人员去驾驶它们，那末生产出罗斯福所要求那么多的坦克将是愚蠢透顶的了。诚然，在各项最后产品之间保持生产的平衡，使它们适应于各项战略计划很可能提出的要求，以及最后以可能的最有效的方式在美国和各盟国之间分配这些产品，这些复杂的问题不久便同达到实际的生产目标这项简单的管理问题错综复杂地交织到了一起。
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在华盛顿还没有任何人充分掌握住这种战时经济管理的全部复杂性。最初的推动力是要尽可能迅速地扩大生产。一切都很缺乏，一切都很需要。1942年1月13日，罗斯福把扩大生产的任务托付给了一个新机构——战时生产局。战时生产局和以前的机构有所不同，它由一个局长唐纳德·M·纳尔逊专门负责，纳尔逊有决定和执行的全权。战时生产局所取得的权力是相当广泛的，联邦政府所有部门都奉命在战时采购和生产的问题上必须遵照战时生产局的各种决定。然而，事实上，战时生产局不得不在构成美国政府的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权限争端中小心谨慎地前进。陆军和海军特别不愿意由文职人员对他们的采购活动进行控制，他们还可以在总统面前提出控诉。结果，对经济的集中控制实际上并没有象原来批准的那么全面。
在战时生产局成立后的头六个月左右，有关的一切事项的基本目的就是增加战时生产。这意味着要把工厂大规模改为兵工厂，但在进行这种改变以前，工厂经理们必须获得订货单、说明书和合同。发出军需品订货单本身就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许多工厂以前都从未生产过军需品，许多工厂的经理也无法轻易地在华盛顿官场的迷宫里找到正确的途径。因此，需要和生产能力的相称不相称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一件碰运气的事。
在最初签订战时生产合同的匆忙中，对全面的均衡和切实可行则不大注意或根本就没有注意。纳尔逊很早就同意把制订合同的权力交绐以前一直干着这项工作的陆海军军官的手里。直至1940年，军需品采购人面临到的限制是，国会拨款的不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国会作了大量的拨款，实际上把这一控制完全取消了。这时候，美国工业生产能力的实际限制代替金钱上的限制，妨碍了军需品采购官员们的活动。
美国各军种都没有用训练或组织采购机关来准备适应这种新局面。负责购买这种或那种军需品的各个办事处分头将订货单交给各工厂，根本不管其他的、补充的生产规划会遭到什么事。任何一个军事部门恰巧先找到一家工厂，事实上就可以优先购买它的产品。就整个经济来看，在1942年的头几个月里发出的订货比实际可以生产的要多得多。这种过程在生产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缺乏平衡。例如，订购了大量小型武器的弹药，制造这种小型武器的新工厂也已开始在建造，这时人们才发现，如果这项规划实现了，那末这批弹药的供应就会大大超过任何紧急的需要。
战前的岁月里因袭下来的优先权制度已经表明完全不足以应付新的紧张局面了。安排优先权的权力分别掌握在战时生产局和陆海军军需品供应局的手里。不久，发交根据战时合同进行生产的工厂的优先权如此之多，以致这些优先权变得毫无意义了。当在流通中的一级优先权多得足以把现有的原料供应完全吸收去或不止是吸收去时，这个优先权制度就失去了意义。这几乎正是1942年的头六个月里所出现的情况。日本占领马来亚，使橡胶和锡变得很缺乏，而德国潜水艇成功地击沉了平时供应东海岸石油的油船这件事，使该地区的石油变得很缺乏，这使局面更形复杂化了。
所有这些平衡的失调所造成的实际结果是，在1942年秋天的那几个月里，美国军需品生产的增长率开始惊人地下降。不少人已经预见到发生的困难，也提出了解决这些困难的各种不同的建议。陆军后勤部的主要人物强烈地要求扩大他们对经济的控制，认为战时生产局的文职人员中有一批胆小鬼妨碍着他们生产计划的全面实现。反过来，纳尔逊和战时生产局的其他官员则批评陆军在经济上的天真幼稚，而且特别为军人们乐于削减掉的文职人员所要求的供应进行辩护。战时生产局和陆军之间的斗争在战争的年代里一直持续下去，而且不时爆发成惊人的公开争吵。
1942年间，试行了三种办法来补救美国战时经济的一片混乱。委派了一些“拥有特权的人物”去推动旨在解决橡胶和石油缺乏的主要发展。这个办法或许是应付一场危机的有效途径——无论如何，合成橡胶工厂建立起来，把石油输往东海岸的一条输油管也铺设了。但是这种特殊的组织，最后不过是对经济管理方面当时存在的混乱增加上另一个因素而已。这些困难的合理解决方法只能是通过一种广泛的全面的控制，把国家的生产能力用于被认为是最迫切的任务，而且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至于牺牲各项竞争规划之间必要的平衡。
建立这种全面控制的第一个尝试是一种相当生硬的手段。统计学家们指出，全部未完成的订货单根本超出了工厂在1942年间所能接下的数目。因此，经战时生产局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