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结果，最高司令部始终没有很好地工作过，特别是在新加坡沦陷以后。随着英国的军事威望大大下降，韦维尔将军的军权也下降了。
不仅是荷兰人难以应付，澳大利亚人也对他们本国的安全感到一种强烈的忧虑，他们不愿意看到澳大利亚部队或舰艇在其他战线上支撑不堪一击的防御。当日军进攻开始时，澳大利亚有四师人驻扎在中东。澳大利亚政府自然想把这些有作战经验的部队调回本国，而且越快越好。在新加坡，澳大利亚损失了接近一个师的兵力，这使许多澳大利亚人确信，英国的司令官是笨拙无能的。美国人在巴丹进行的抵抗和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惨败两相对比，使他们越来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
当船舶问题获得解决后，澳大利亚在中东的四个师里有两师人立即起程回国。领先的一个师刚绕过印度次大陆的南端时，突然又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韦维尔以美英荷澳联军战区最高司令官的身分决定，缅甸是这些开往本国去的澳大利亚军队最需要去的地方。日本军队已经开始攻打缅甸，并且有切断滇缅公路的危险，但是及时的增援看来或许可以阻止日军的前进，甚至迫使他们后退。丘吉尔也得出同样的结论，希望能说服澳大利亚政府同意。他的意见是假使美国军队能去澳大利亚本土保卫那个大陆。阻止日军在东翼的前进，那末澳大利亚军队就可以在缅甸同样地阻止日军在西翼的前进。正当澳大利亚人横渡印度洋时，美国部队实际上也正在横渡太平洋开赴澳大利亚。
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计划即使有点冒险，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谁也不能肯定，澳大利亚人会及时到达缅甸，也不能肯定他们的人数足以阻挡住日军。但是丘吉尔的计划并没有考虑到澳大利亚人的心情。因此，1942年2月20日，即在新加坡沦陷后的第五天，当丘吉尔要求澳大利亚政府同意把他们的一个师调往缅甸时，他遭到了坚决的拒绝。而由于丘吉尔的轻率行动，局面变得更糟。他感到时间的重要性，没有等待澳大利亚政府的答复，就命令那些载运澳军的船只朝北驶向缅甸。这只能激怒澳大利亚人。他们记得希腊和新加坡两次战役，感到英国人又一次准备把澳大利亚部队投入一场危险的赌博，这场赌博可能会使澳大利亚本身有受到侵略的危险，柯廷首相断然重申他的要求：澳大利亚各师应予调回，丘吉尔只得同意。2月23日，他在一个简短的电报中答应照办。
这件事不仅严重地挫伤了澳大利亚对英国的忠诚，而且还标志着这样一个重要的迹象，即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已走向瓦解，盟国在对日作战中的有效合作也已经结束。就理论上讲，澳大利亚政府接受韦维尔作为最高司令官，但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他的计划去保卫由他负责的地区。应当说明的是，澳大利亚人决不是违背了他们应尽的义务。韦维尔和丘吉尔想调往缅甸去的军队，并没有正式拨给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他们都是回到本国去的，韦维尔和丘吉尔都无权命令他们去执行任何任务。虽然如此，澳大利亚的拒绝却使韦维尔丧失了在陆上组成一条抗日战线的唯一残存的希望。
在澳大利亚拒绝向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派遣陆军增援部队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海军的灾难。1942年2月27日，爪哇海的战役摧毁了或击溃了盟国的海军力量。残余的舰队向西撤退到锡兰或是向南撤退到澳大利亚。自然，英国的舰艇向西驶去，澳大利亚和美国的舰艇则向南驶去。荷兰人妄图留下来，保卫爪哇，但这项工作是办不到的，只有极少数荷兰潜艇逃脱了。3月1日，日军在爪哇登陆。仅仅一星期后，荷兰人就放弃了爪哇岛。
在这最后一幕到来前，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已经瓦解了。由于澳大利亚人的不妥协，荷兰人的不满意，又没有相当强大的军队，韦维尔只有少数空军部队归他指挥，他最后认为，原先委任他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内统一地行使盟国指挥权的工作，是徒劳无益的。早在2月16日，他就预料到爪哇的失守。2月20日，英国部队开始从那个岛上撤退，韦维尔自己于2月25日离开该岛到锡兰去。
韦维尔离开以后，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名义上依然存在，由荷兰总督出任最高司令官。但他也无能为力。3月1日，还留在爪哇的英国海军司令断定撤退是不可避免的，他的美国同僚也表示赞同，于是盟国的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就正式解散了。
盟国联合司令部的第一次试验就这样很不光彩地结束了。这是一次惨重的失败。韦维尔和他的部下处在那样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确实是非常困难的。当时只有在新加坡守得住的情况下，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才可以成为一个实际的指挥机构。回顾起来，新加坡的沦陷似乎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一定得有较好的准备、不同的战术、也许还得有更新式的装备才可以避免，而更新式的装备就只能在牺牲其他战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这项准备工作至少是超出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的控制范围的，因为那必须在韦维尔接任前数月甚至数年就开始准备方才有效。总之，第一个盟国联合司令部的短促经历是不愉快的，它的失败在战争时期给盟国在太平洋的合作留下了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由于远东和南太平洋的形势发生了如此意外的变化，很明显地军事方面的整顿是必要的。1942年3月9日，罗斯福打电报给丘吉尔提出了一项建议，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将承担起在太平洋地区的全部作战责任。整个地区的陆、海、空军作战方面的决议将由美国三军参谋长在华盛顿作出，华盛顿还将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属东印度和中国组成，并由美国人主持的有关作战事务的顾问委员会。……
中间地区从新加坡延伸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波斯湾、红海、利比亚以及地中海，将由英国直接负责；所有这个地区的作战事务将由你们来决定。……
在第三地带，即大西洋和欧洲地区，英美将继续共同负责。
总统的这项建议成为几星期谈判的基础。澳大利亚人和荷兰人感到很愤慨，他们对原来用来抵抗日本人的人员与方法都不信任。他们想要在盟国的磋商中具有较多的发言权。但是就实际作战而言，随着东印度的丧失，荷兰人已经失去了在远东作战的作用。与此相反，澳大利亚则处在最前线，因为许多人预计，日本的下一步行动将是进犯这个大陆。因此，澳大利亚人作了坚决的努力，争取在盟国研讨作战的内圈里获得一个席位。澳大利亚政府的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为了使不情愿的英国人和犹豫不决的美国人接受澳大利亚政府的意见，访问了华盛顿和伦敦。谈判的详情不可能从1952年公布的资料中设想出来。但是却可以概括一下1942年4月初所出现的结果。
首先，成立了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一个设在伦敦，一个设在华盛顿。伦敦委员会于1942年2月10日成立，主要是希望使澳大利亚人对马来亚作战的经过所感到的不满情绪平息下去。可是从成立的那天起，这个委员会就不起什么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人对于由伦敦指挥远东作战一事，是不满意的。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坚持，才在1942年4月1日成立了第二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地址是在华盛顿。罗斯福亲自出任主席，中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都有代表参加。后来，菲律宾和印度也参加了。公报说，新的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将同“伦敦的类似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但是实际上，这个委员会对太平洋事态的发展只起了很小的影响。
事实上，这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是对太平洋地区一些愤怒的小国，特别是对澳大利亚的让步。不论是英国或是美国都不愿把战略方面不易作出的重大决定提交这些小国，受这些小国的审议、批评或阻挠。美国的武装部门特别不愿意让文官去控制或指导太平洋地区或任何其他地区的军事战略。英国和美国已经作出了这一基本决定——首先是对德作战。面对着这个事实，澳大利亚人所指望的及早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去打击日本，是注定要失望的。至于太平洋委员会的较小成员国对联合参谋部的这个和那个决定所表示的异议，它们的努力全遭到拒绝。结果，太平洋作战委员会仅仅成了一个发泄不满的工具。
两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使战争的指挥权掌握在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组织手里的种种努力的最高峰。可是由于任何一个代表不同利益的委员会所避免不了的行动迟缓，以及英美两国政府的反对，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澳大利亚和所有其他的小国对重要的战略总是只能发挥有限的影响，好象是从舞台边厢说话那样。由于英美垄断战略方面的决定反映出当时军事和经济力量的现实，所以这个制度运行得很好。看来很清楚，在任何机构内，虽然象澳大利亚、中国、荷兰这样的国家都有着同英国和美国同等的发言权，可是实际上它们却不能作出关键性的决定。大国总不愿把自己的行动交给占多数的小国去表决。
就指挥作战而言，太平洋和远东地区军事司令部的改组，比两个太平洋委员会具有更为实际的重要意义。四个独立的而又互相关联的战区建立起来，代替了美英荷澳联军司令部和在中国的联合司令部。在新的安排中，统一指挥的原则已被抛弃或忽视了。美国人成立了三个司令部：太平洋、西南太平洋和中国…缅甸…印度。在印度，英国人保持着他们传统的军事组织。这种机构就理论上讲是笨拙的，特别在印度，而实行起来甚至更为笨拙。
人们可以猜测为什么马歇尔主张的统一指挥原则被放弃，但在1952年，可以证实这种猜测的资料还没有发表。美英荷澳联军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