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病不能全日工作，而且也没有一个机构或一套班子可以来接替他们。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上，财政部长摩根索突然参与国际事务，这表明在战争快要结束时，总统周围人手不足。在1944年大约有十个月光景，罗斯福没有一个亲信的顾问认真研究战后的特殊政治问题。而罗斯福有这样一种脾气：喜欢依靠自己的心腹来促使他下决心解决困难的问题，否则，他总是听其自然，大约指望船到桥头自会直。
从1942年年初起，美国政府曾反复声明这样的原则，即在战争结束之前，对战后边界或政体问题不作任何最后决定。这种认为欧洲在政治上可以保持真空状态的理论表面上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是这一原则却能使美国官员经常回避作出决定。他们能聊以自慰的是：一切都是暂时的，在和平会议上，一切都会重新受到审议，既成的事实可以取消，自由民主的思想还会占上风的。上文所述的其他因素造成了美国政府内部犹豫不决的态度，而这个原则却支持了这种态度，仿佛这是有道理的。
1944年上半年。俄国政策的目的比美国政府的要具体得多。在这段时期中，俄国政府在处理事务方面从来不象美国那样明显地犹豫不决或消极被动。看来有理由设想，斯大林心目中的主要目标是：俄国无论如何要设法保卫自己，不再受德国在1914年和1941年发动的那种袭击。他深信，如果不采取预防性措施，德国的势力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中复活，再次威胁到苏联的安全，正如1918年德国被击败后重新恢复过来那样。斯大林对德国的军威、人民的活力、技能和纪律性有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怀疑德国的民族性有改变的可能，或是在德国土地上有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1944年8月，他向波兰总理米科拉伊奇克说：“要使一个德国人接受共产主义就象是把一具鞍子放在母牛身上。”
因此，斯大林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必须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苏联则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使未来的德国政府永远休想重启战端。要达到这个目的，看来必须做两件事。第一，在位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国家内，要建立亲苏的政府，将来俄国同德国发生任何纠纷时，可以指望它们和俄国站在一起。第二，要同英美保持相当友好的关系，使它们不可能站在德国一边来反对苏联。
当然，斯大林不一定这样想。或许他仍然希望，作为战争的后果，欧洲会发生共产主义革命。但是他在1944年的所作所为并不表明他认为可能爆发革命，也不表明他将用俄国的实力来煽动革命，从而冒同西方决裂的危险。总的说来，似乎可以断言，斯大林是坚守着布尔什维克的信仰的，不过他把它应用于遥远的将来，那时也许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已为革命铺平了道路，而苏联也有充分的时间从战争的损失中恢复过来。等待客观条件成熟再发动革命，这本来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中最纯粹的学说。同时，俄国政府庇护着一批来自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流亡者，象列宁在1917年那样，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就去接过本国共产党的领导权。
尽管人们对于斯大林对欧洲革命的态度有种种怀疑，但对于他的领土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在战争时期，他一直声称，他于1939年和1940年从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并吞的土地是永远合法地属于他的，并声称，1940年并入苏联的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已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要增强俄国在西线的军事安全，无疑是促使斯大林采取这一立场的重要原因。威望是另一个因素。斯大林只不过重申俄国对某些领土的主权，那些地区历来承认沙皇的统治，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革命力量还弱小的时候，被别的国家夺去了。此外，斯大林对战前波兰东部几个省提出领土要求，很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有必要安抚一下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情绪。至少，他是这样说的。鉴于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乌克兰和大俄罗斯之间存在的相当微妙的关系，斯大林说的或许倒是老实话。
对于斯大林的政治纲领来说，不幸的是，他在东欧的目标和他同英、美保持友好关系的愿望两者之间有着潜在的矛盾。美国在1940年和1942年对斯大林并吞波罗的海国家明确地表示反对，而且在正式场合始终没有改变这一立场。更为关键性的则是波兰问题。斯大林希望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可以指望它反对德国，支持俄国。他打算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并鼓励波兰人把这些领土上的德国居民赶出去，希望通过这种手段在波兰建立一个亲苏的政府，这样既能补偿波兰以前割给俄国的东部几省的损失，又能在新波兰和德国之间造成永久的不可调和的仇恨。由于害怕德国的复仇，波兰人将无可奈何地被迫支持俄国，并接受俄国的支持。
现在无法断言，当时斯大林对俄国邻帮中共产党的未来任务究竟作何打算。苏联政府几次否认对波兰或其他邻国有改革其社会秩序的任何企图。斯大林于1944年10月对米科拉伊奇克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于波兰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波兰将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接着，他又告诉他的吃惊的对话者：他将命令波兰共产党不要企图通过革命来夺取政权。我们不能确定，斯大林是否会如此坦率地讲过这些活，但是，从他的日常政策来看，在整个1944年中，他很希望同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处境相同的国家中的非共产党集团达成圆满的协议。直到1952年写本书的时候，这种政策证明在芬兰是成功的，看来在一段短时间内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获得成功。或许斯大林希望，东欧各国共产党在战后将变得足够强大，可以通过在国内否决的办法来阻止这些国家的政府可能产生的反苏倾向。他对最近的将来所想望的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说是公正地阐明了斯大林的目标（鉴于这方面事情的性质，只能加以猜测），那末他无疑希望，这些目标将为西方列强所接受。事实上，如果斯大林能说服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接受做他所指派给他们的角色，那末英美两国很可能已经同意斯大林的纲领了，但事实证明，如果他不用高压的干涉手段和粗暴地漠视民主政治的细节，他就无法达到这些目标。
在保持同西方列强的友谊和使俄国西部边疆在政治与军事上变得稳固这两个目标之中，斯大林选择了后者。他可能从未审慎冷静地考虑过而作出了这个抉择。他宁可坚持边疆的安全而逐渐失去英美的同情，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等到发觉时已经太晚了。
我们可以设想，斯大林认为自己完全可以随意破坏西方所信仰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原则。他大概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不过是陈词滥调，适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胃口时，他们便加以利用，正如斯大林本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口号一样，或者利用，或者在需要时故意忽视。事实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可能更加低估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难道他不知道西方民主是资本主义剥削的遮羞布吗？难道他没有看出英美统治阶级为了自私的利益而操纵民意吗？
如果斯大林确实按照上述方式藐视西方民主信仰的真实性，那末西方对于1944年和1945年他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行动的反应，一定会使他大为吃惊。英国和美国曾经郑重宣布，它们愿意同俄国合作，可是现在它们却以民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名义，支持俄国在东欧的敌人。这种行为只能说明，它们几乎不加掩饰地用宣传来攻击苏联，此外还能作何解释呢？除了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另一次背信弃义的行为外，又能作何解释呢？
然而，这些事态的发展是缓慢的，俄国同西方的分裂现象在1944年仅仅是忽隐忽现。美国政策的消极性，尤其在关于东欧的问题上，或许促使斯大林认为，就美国而言，他将继续不受约束。在1944年，只有英国和温斯顿·丘吉尔是俄国实现其计划的严重障碍。
1944年英国政府想在欧洲政治方面起作用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英国民意和英国政府恳切地希望（象美国已直率地表示的那样）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将从战争中诞生。在这样的新世界里，主要盟国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一个国际组织的合法权力，将使国际政治的传统形式变得过时。况且，丘吉尔的政策中一条主要的原则是，要尽可能保持美国的牢不可破的友谊和坚决的支持。
但是，英国首相非常不信任俄国，他怀疑斯大林实际上是否会按罗斯福所希望的条件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同时，他看出斯大林准备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因而担心俄国势力可能进一步扩张到西欧本身。防止这种后果的唯一可靠的方法是，在英美或在英国的势力下（因为美国人一直对这项计划不感兴趣），建立一个抗衡的国家集团。当丘吉尔考虑到纳粹占领时期出现的欧洲局面时，他必然想到军事安全、经济利益、国家威望，以及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认为必须在法国、意大利和西欧一些较小的国家建立比较倾向英国而不是倾向俄国的强大而稳固的、非共产主义的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在俄国的陆军和英美的海空军之间建立一种均势。丘吉尔深信，惟有在这样一种均势的基础上，才能与斯大林保持合理的良好关系。
在欧洲以外的世界，英国政府谋求保持或恢复战前它所拥有的属地。提出英帝国今后应该解散的意见，使丘吉尔大为激怒。他毫不掩饰地抱怨美国人干涉英帝国内部宗主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关系。
1944年初，丘吉尔希望，通过将比萨拉比亚、波兰东部和波罗的海各国让与苏联，有可能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建立完全不受苏联控制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