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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冒险家中，希特勒在一个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切萨雷·博尔贾能把马基雅弗利这样有影响的思想家所想出来的治国大计的模式加以实现，这是他的幸运。但是，希特勒倒适合于普遍半知识化和新闻业发达时代里的博尔贾的身份，他把切萨雷同马基雅弗利合而为一，而且早在他发迹伊始，在独立不群的透明面纱的掩映下，他已表达了要成为实际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的稀有结合物这个自我感觉。他最持久的纪念碑（这要比他打击西方文明的物质后果持久得多），很可能就是《我的奋斗》。在主张实力以取代对权威的维护这一点上，在用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来非难理性的统治这一点上，在用操纵群众实现破坏性革命的目的来代替有秩序的行政进程这一点上，《我的奋斗》是在政治哲学里的一个显著标志。《我的奋斗》是一本革命者的手册，其中所包含有关革命策略的有实效的意见比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这本书作为文学作品是可鄙视的，然而由于受到野蛮力量的激励，却显得有活力，如同一条干旱的林荫大道吹过一股恶风，它也许是二十世纪政治书籍的代表作。
《我的奋斗》除了它的政治内容外，作为希特勒对其所处时代在心理上洞察世态的说明，也是值得加以分析的。他在书中不仅勾画了十年之后他担任德国国家元首所要奉行的政策路线，而且描绘了使他能够这样做的世界上的思想状况。他描述一般民众陷于“这里不会发生那样的事”这种镇静而无力的态度，描绘了资产阶级如何闭眼不看政治前途，只拘泥于从不久前的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这是由于他们有着一种消极的顽固性，这种顽固性从未转化为积极的防御；又描绘了当资产阶级一旦不能否认邪恶的存在时，他们又如何不能组织力量与之斗争，却试图立足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表明这种冒险的事情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他是在写纳粹运动同魏玛共和国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但同时他也在预言德国同资产阶级世界后来的斗争以及绥靖政策的心理基础。当他在书中谈到他的党在魏玛共和国如何被剥夺了官方保护，因为警方不去逮捕扰乱和平的人，反而作为预防措施禁止无辜者的合法活动，他是在预示墨索里尼和他自己在西班牙内战中要使国际权威处于衰弱地位。他对1939年以前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作了判断．他认为民族精神比武器军备更重要，而且认为在一个多数人至少是消极地反对任何坚决的外交政策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在国际上就无足轻重。
但是，《我的奋斗》的迷惑力比上述更为深刻之处倒不在于对希特勒的敌人描绘，而是在于对国家社会主义和他自己的描绘，《我的奋斗》很可能是反映一种心理现象，亦即把一个人自己无意识的态度转到一个替罪羊身上的政治著作中最持久的例子。正是在这种间接和反射的意义上，而不是直接的意义上，《我的奋斗》成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经典。在希特勒描述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威胁的时候，浮现出深仇大恨的图景是他本人、他自己的策略和他自己的运动的图景。人们一般都忘记了，在《我的奋斗》中有两段著名的描写宣传的威力的文字，都间接地提到了希特勒。“谎说得越大就越有人相信”这条原理正是犹太人把1918年的崩溃归罪于鲁登道夫的原理，而正是“只有犹太人”才认识到有效而不间断的宣传能把天堂说成地狱，把最悲惨的生活说成是乐园。希特勒描绘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恐怖和肉体威胁的方法，描绘他们以对无产阶级的挑衅的罪名来破坏或阻挠资产阶级会议的技术，描绘社会民主党颇覆工会运动，描绘议会各政党的纲领对社会各阶层都答应他们的每一项要求的时候，他是在叙述纳粹分子赖以夺取政权的方法，他庆幸自己已从对手那里学到了这种方法。他说犹太人的国家从来就没有国界，而是分布在全世界，纯粹由单一种族的成员组成；结果犹太人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对东欧人来说，这更象是在描写德国人，而不太象是说犹太人；后来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代表德意志人宣称，他们也应该拥有一个领土不受限制的国家——
德国的国界是机会的产物，而且仅仅是暂时的国界，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斗争的结局所建立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是由人类建立的，也可以由人类来改变。
他写到迫在眉睫的犹太人征服世界，因为布尔什维主义若不囊括全世界就不能继续存在，但是只要有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存在就可以动摇它，这个时候，他是在描绘纳粹帝国主义的逻辑。它为同一个命数所驱使而去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又经受了未能征服英国的惩罚。“只有在妖怪的头胸里，”他写道，“而不是在人的思想里才能形成这个组织的计划，它的实施最后将使人类文明毁灭，世界化为荒漠废墟。”在这种疯狂地失掉道德平衡和辨别力的情况之下，仇恨者与被恨者难以区分了，而希特勒本人也为自己下了定论。
《我的奋斗》的实质就是仇恨，而仇恨的中心目标就是犹太人。纳粹的反犹太主义是中欧长期传统的顶峰。希特勒仇恨犹太人是在舍纳勒和卢埃格尔那个时期里从维也纳得来的。但是，他之所以相信犹太人的世界性阴谋，其可能的来源是郇山长老文件，这是一份伪造文件，来自政治上无知和心怀恶意的与《我的奋斗》相同的土壤，来自与《我的奋斗》一样一知半解，识见肤浅地相信世界上有各种阴谋，有地下独裁者和秘密武器，相信犹太人、耶稣会士和互济会员的神通广大和无所不在。《我的奋斗》是以该文件为前兆的现实。但是希特勒在他一见到一个犹太人时的激烈反映——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写得最生动的各页中之一页——则是他自己所特有的；而随之而来的加深的仇恨就是他的思想的最邪恶的表现。他的反犹太主义超越了社会学或历史学的解释，而最终必须用心理学和神学的词句来说明。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对新约的颠例，是救世主故事的世俗翻版，国家社会主义同样地是对旧约的颠倒，是自命为新的上帝之选民，盗用了上帝的许诺而未接过上帝的判决。希勒对犹太人的仇恨，其根源就在于这个宗教上的篡夺。纳粹的魔鬼学说确实是被利用于政治目的；如同大多数暴政统治一样，一个既可作替罪羊又可充当妖魔的对手，正是法西斯宣传的一项需要；而犹太人威胁对于希特勒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都是极端重要的，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来使他的党兽性大发，来威胁他的反对派，来把德国人民、整个东欧的统治阶级和所有在国外的那些受到反犹太运动病毒腐蚀的分子（反犹太运动标志着一个处于危机中的社会）都粘结在一起来拥护他。希特勒的天才把崇拜教义的狂热情绪同对权宜手段最冷静的考虑结合起来。尽管如此，他的反犹太主义远非是单纯的策略问题；这是他的最终信仰。1945年4月29日，他自杀前的那天，在柏林地下碉堡内他们的帝国废墟之中，其口授的遗嘱最后一句话，责成他的继承者必须“在一切之上，最严厉地执行各项种族法令，无情地抗击全世界各国的放毒者，国际犹太人”。
贝尔福早在1916年就看到，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可能被击败，如果同时奥匈帝国瓦解的话，德国在中欧与东欧的统治地位仍然会加强。1919年，德国虽然被暂时击败，但它在欧洲的潜在力量相对地大于1914年。因为在所有的欧洲大陆国家中，德国受到的损失最小。它完全在国境以外作战。实际上德国全靠自己在1917年就已击败了它的两个最大的军事对手。俄罗斯帝国被击败是由于1918年3月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强加于它的布尔什维克继承人而得到确认。法国在1917年兵变之后已经不再是西线协约国中最大的军事强国，而且把西线的主要部分拱手交给英国，就象贝当所说的，满足于“等待美国人和坦克”。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德国已经无力再在军事上进行反抗；但是它的情况还不同于俄国的痉挛惊厥和法国的精疲力竭。俄罗斯帝国的瓦解比德意志帝国更富有戏剧性；它失去的领土更多；它在内战中陷于分裂，最高权力为革命集团不稳定地掌握着，这个集团的成功是以被国际社会完全排除在外的代价换取的。法国是一个比俄罗斯更文明，社会更复杂的国家，成了战争的主要牺牲者：它的最富饶的领土夷为荒地，人口减少在加速。在德国，由帝国向共和国的过渡在没有任何社会大变动的情况下就实现了，帝国的团结得到加强，1918年的“革命”提供了不是革命的革命的范例；统治阶级、军队、政府机构都不受干扰地保持统治。
德国地位的主要变化是由东欧另外两个军事王国的消失造成的，一个是俄国，是由德国自己毁掉的，第三个是奥匈帝国，过去曾是它自己的伙伴。从维也纳会议以来，德国就面向西方。它的注意力在莱茵河，有争议的边境省份是阿尔萨斯和洛林。它的东北边界一百年来没有出过问题。它同俄国隔着被瓜分的波兰国，并沿着波希米亚的山地边界转回到西方和南方。但是这个表面上已经解决了的边界隐藏着弱点和变态，因为普鲁士国家同德意志民族在范围上有区别，它们只是在俾斯麦的帝国中暂时地会聚在一起。1815年的德意志联邦继承了古代神圣罗马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