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历史有关的一切了。
就日本本土而言，最初出现的问题之一是，俄国、中国和英国是否需要派出占领军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谈判是同如何对麦克阿瑟将军进行政治监督的争执联系在一起的。1945年9月，当贝尔纳斯抵达伦敦参加外长会议的首次会议时，他同贝文谈起了远东谘询委员会的事情。贝尔纳斯同意在拟议中的委员会里给印度一个席位，并同意该委员会可以在华盛顿，也可以在东京举行会议，从而争取到英国的赞同，根据美国最初于8月21日提出的方针建立起一个谘询委员会。
这一显而易见的成功结果竟成泡影，莫洛托夫虽然当初同意美国的建议，这时却又拒绝接受，并对麦克阿瑟在日本的行动提出了一连串的抗议。他要求设立一个具有实权的盟国委员会，并且对俄国代表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里受到忽视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当远东谘询委员会于1945年10月30日在华盛顿首次开会时，没有俄国人参加，会议只得立即休会，看看是否能设法劝说一位俄国人来共同商讨。不仅俄国，就连英国和澳大利亚——且不说有代表参加的其他国家——对于在日本事务中只起谘询作用都深为不满。因此，美国政府最后决定必须作出一些让步才行。于是起草了一项新的建议，由贝尔纳斯于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提了出来。
1945年秋天，美国人要求英国、中国和俄国派出军队共同分担对日本的占领任务。美国军队的复员计划使它难以在没有这种帮助的情况下维持足够的兵力。但是同时，美国人又不想把日本按照德国的方式分成各个占领区，因为这种方式已经暴露出有许多严重的缺陷。这就产生了一个障碍：早在1945年10月30日，俄国就已经拒绝派红军部队到日本去，如果这意味着承认麦克阿瑟对俄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的话。这一拒绝使得美国人不知道同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部队分担占领任务是否明智。俄国人早就非常怀疑，以为英美两国正在联合起来对付他们，这样一来是否又会使俄国人觉得他们的怀疑很有道理。
然而，澳大利亚人却特别渴望分担对日本的占领，想借此使他们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功绩臻于圆满。英国的政策是鼓励英联邦内部对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安排得到发展，这场大战表明，在这个地区单靠皇家海军的实力已是很不够了。结果，经过三个月的谈判，美国和澳大利亚于1946年1月30日签署了一项协定。它规定派遣一个由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属印度部队组成的军团连同海军和空军部队一起到日本去，并由一位澳大利亚将军指挥，而他则隶属于麦克阿瑟的领导之下。把日本的一个县划归英联邦部队驻防，但军政府则仍由美国人掌握。在同天发表的一项公开声明中，美国政府宣称：
英联邦部队参加占领日本是符合总统在＇1945年＇9月22日发表的政策的，该项政策声明“欢迎并期待其他在对日战争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国家派遣部队来参加占领”。
根据该项声明，也向中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府发出邀请，请它们派遣部队参加占领。中国政府已经通知本政府，它虽然愿意提供一支部队，但目前尚不能做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没有接受这项参加占领的邀请。
结果显然是，从军事上说，麦克阿瑟和美国人保持了他们对日本的有效的独占。
日本投降时的中国局势显然由于1945年8月14日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得到稳定。这项条约的谈判从7月1日宋子文专程来到莫斯科时便开始了。宋是在美国和俄国的压力下来的：这两个大国都渴望在红军进攻日本之前取得中国对于雅尔塔协定中有关给予俄国在满洲的特权和让步的承认。宋对待谈判的态度很倔强，他对俄国的企图既感到恐惧，又不信任。
结果是，关于俄国在满洲未来权利的明确规定经过长久争议都不能解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波茨坦会议之行打断了这场讨价还价的争执。在波茨坦会议上（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美国又尽力支持宋子文，坚持不给俄国人比雅尔塔协定条文所答应的更多的东西。但是俄国有两项有利条件：它拥有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它还可以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结果，在大多数争端上，宋都不得不作出让步。
条约本身只不过规定了在对日战争中和战后实行军事和经济合作。在两国政府“关于友好同盟条约”所交换的一系列照会中，以及在规定大连、旅顺和满洲铁路的新地位和在红军占领满洲期间中俄两国当局在满洲的关系的一系列补充协定中，才有实质性的东西。在这些文件中，俄国人明确承认中国对满洲的全部主权，放弃一切干涉新疆的企图，并同意给予中国以道义的支持和军用物资及其他物质资源的援助。此外，俄国人保证这些支持和援助只给予中华民国政府，从而明确表示它丢开了中国共产党。
作为交换条件，中国同意如外蒙古居民通过公民投票表示要求独立，即承认该地区独立。中国进一步同意把大连建为国际自由港，并将港口设施的一半交给俄国控制，容许俄国共同使用辽东半岛（旅顺港）作为海军基地（大连市不包括在这个基地以内），并与俄国人共同经营满洲的全部铁路。
名义上，这些协定规定，在设立的各种管理机构和委员会中，中俄两国地位平等，并且使中国人单独享有民政方面的管理权，但另有一些条文明确规定哪一个国家实际上占有主要地位。这样，中国就把旅顺港海军基地的防务托付给了俄国政府，俄国人保有在基地内的任何地方随意驻扎任何数目的人员的权利。鉴于这一海军基地从半岛顶端到底部长达五十余英里，它足以容纳整整一军人。中国人和俄国人彼此都很明白，由于签订了这些协定，俄国在整个满洲将享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通过对铁路的控制，也就能控制这个地区的全部经济生活。
然而，从中华民国政府的观点看，这并不是一笔赔钱的买卖。俄国人明确答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看来如果他们说话算数，蒋介石的军队很可能就会迅速在整个中国本土行使权力。即使蒋实际上失去了满洲，他却似乎赢得了中国。难怪蒋对美国大使说，他“总的说来对这个条约是满意的”。
美国人最初对这笔已经成交的买卖也相当满意。杜鲁门在波茨坦特别坚持的一点——大连应成为对各国船只开放的自由港——已确实可靠地写进了协定，而且中国人也避开了俄国人原来提出的一部分要求。然而不久，俄国人在满洲活动情况的令人不安的报道，就传到了美国当局的耳里。在1945年8月的最后一周里，俄国人开始从满洲的工厂里劫走了机器和其他物资，把它们运往西伯利亚。俄国人自称这是完全合法的：他们只是拿走了战利品而已，难道这些工厂不是日本军事力量中的一个主要成分吗？而美国人则反对如此不精确地解释战利品的涵义，他们宣称日本在东北资产的处置应通过共同协商予以解决。第二个问题产生于战俘的处理。波茨坦宣言曾允诺日本士兵一旦解除武装，立即遣送回乡。但俄国人却拒绝遣返他们俘获的日本人，把他们在西伯利亚当作强制劳工使用。
然而，在中国本土，中苏协定的直接效果看来是符合中美两国政府的期望的。从1944年5月开始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之间断断续续的谈判又重新开始。共产党在以前的若干争端上作出了让步，到1945年10月11日敌对双方在所有重要问题上看来似已达成一项牢固的协定。此后，局势起了急剧的变化。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部队公开互相威胁，谈判再次陷入了僵局。
这一变化是由两个因素引起的。首先，美国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了规模非常可观的援助。这一援助采取的形式是通过空运和海运把中国军队送到以前的日本占领区。美国人把这个行动看作遣返日本士兵过程的一部分。若要避免无政府状态，总得由某个手头拥有军队的当局来从日本人手里接管权力。但是人人都明白，美国人的所作所为是在帮助国民党对付他们的敌手共产党。并且，自然而然地，国民党由于越来越相信美国人的支持，就越来越不愿意同共产党妥协。从数量上讲，国民党对中国红军具有大约五比一的军事优势。他们在美国人的帮助下，能在1945年年底占领中国本土所有重要的人口中心。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后，蒋并不感到还需要作什么让步了。
改变中国情况的另一个因素是俄国暗地里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援助。早在1945年9月10日，美国政府就开始收到报告，说俄国的司令员把共产党部队放进了满洲，并帮助他们接管当地的行政权（大战期间，共产党在满洲并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同样地，中国共产党越是感到俄国肯定会支持他们，即使规模较小，他们也就同样地越是不想同国民党妥协。如果要避免内战和俄国同美国对华政策的公开冲突，显然必须做出迅速而果断的努力。
为了作好准备以进行各种努力，杜鲁门说服了新近刚辞职的战时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到中国去承担一项特殊使命。他的任命是1945年11月27日宣布的。不久以后，贝尔纳斯谋求于12月在莫斯科同俄国人达成一项协议来处理中国问题。我们在下文中还要谈到这些情况。
日本投降后蒙巴顿海军上将在东南亚面临的政治形势比中国还要混乱。日本人曾在欧洲国家以前的殖民地建立了一些傀儡政府。这些政府在失去日本的支持后，不一定都已垮台。此外，战争期间成立了许多游击队，有的受共产党领导，有的具有反日的民族主义纲领。地方部落、民族和个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搞乱和削弱了这场反对欧洲人统治的亚洲人起义。但是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手里拥有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