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间的相互竞争，搞乱和削弱了这场反对欧洲人统治的亚洲人起义。但是这些不满于现状的集团手里拥有武器，并且组织严密，能够把他们的不满导向政治途径。这些事实给指定在马来亚、印度支那南部和东印度接受日本投降的英国司令造成了一种非常棘手和困难的问题。
而且，欧洲人之间也是彼此不和的。法国和荷兰要求恢复战前它们分别对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的控制，即使它们自己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强制推行一些比英国愿意支持的更为激烈的政策，它们也极不愿意委托英国人来保护它们的帝国利益。
最后，印度的前途也是蒙巴顿背后的一个大问题。他统率的部队大多数是印度人，他们中有些人对于爪哇和缅甸这些地区出现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是不无同情的。1945年8月15日，在新议会开幕时英王发表的演说中，他指示工党政府要竭尽全力，与印度舆论界的领袖配合，促使印度的完全自治早日实现。同样地，1945年5月17日的一份白皮书提到缅甸时宣称：“英王陛下政府的最终目的是，缅甸人民的代表在各党派和各阶层之间达成足够的协议之后，应制定出一部他们认为最适合缅甸的宪法……”
英国政府既然对印度和缅甸承担下了这样的义务，就理所当然地不能支持荷兰要求在东印度推行的那种较为苛刻的政策——要贯彻这种政策非使用相当规模的武力不可。相反，英国一向坚持设法避免使用武力，并设法找到一种基础来进行政治改组，以满足当地人民较为温和的民族主义的志向，同时又能保留一些欧洲的影响。在英国自己的领地上，这个政策总的说来是成功的，但是在东印度，不久就发生了暴力行动。
纵观大国在整个远东的所作所为，我们可以看出，在日本刚投降后的几个月里，发生了急剧的重新改组。在战争年代里，美国经常指责英国的帝国主义；英国那方面开始时则主要指责美国独自执掌日本的大权，而俄美之间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由于1945年8月14日的中苏条约，看来已取得了圆满的协调，俄国人似乎同意把日本划为美国的势力范围。然而在几星期内，美国人就更换了伙伴。美国当局面临东南亚“独立”问题所引起的复杂局势和困难，看出明智的办法是慢中求快，它发现英国的政策和美国的政策原是殊途同归，没有什么值得争吵的大问题。同样地，同英国（特别是澳大利亚）官员在有关日本的管理问题上达成协定已证明是可行的。同时，事态的发展也迫使美国人同意了英国当权者从战争开始时就持有的、把中国力量估计较低的观点。
另一方面，美俄两国之间的争吵增多了。到1945年年底之前，这两个大国由于中国这块弱肉而发生一场公开的正面冲突的危险性，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令人痛心。俄国人马上就扮演起美国人刚刚不干的角色，成为对亚洲殖民帝国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这种明显的外交变动只有一部分是在远东事态的刺激下发生的。欧洲事务总的说来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因此，主要由于欧洲的事态才使得几个大国之间相互对立——这种对立又在中国和远东引起了全面的巨大的反响。
第二章 为和平的争吵 1945年9月…1946年12月
在对日战争胜利日和1946年年底之间，大同盟解体了。盟国的合作为苏联与美国间出现的全球性对抗所代替，尽管这种对抗起先是隐隐约约、迟疑不决的。到了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欧洲，中国共产党的攻势在亚洲，使早些时候政策上偶尔发生的冲突变成了冷战。在这以前，双方的对抗并没有变得尖锐、明确，可是1946年年底之前，俄…美的合作无可怀疑地已经过去了。
盟国的关系在1947年终于变得界线分明以前，经历了两个相当清晰的阶段。直到1946年5月前后，英国和俄国似乎是在欧洲和中东争夺势力与影响的主要对手。相对而言，美国在这个时期却待在幕后，试图尽快地重建“正常秩序”，这种“正常秩序”部分已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消失了，部分则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两件关键性的大事说明了导致冷战的美国和俄国态度的变化。一件是美国和俄国对德政策的公开决裂。这个争端是经济方面的：1946年5月3日，德国境内美国军政府的长官卢修斯·D·克莱将军通知柏林盟国管制委员会里他的俄国同事说：除业已商定的“先期赔偿”外，美国占领区内德国剩余的主要设备将停止递交，直到俄国人同意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来管理，并且同意对俄国占领区内业已拿去的赔偿制定一分清单后，再行恢复。在盟国对德政策早期的争端中，美国人一般总在英国人和俄国人之间采取一种中间的立场。这是美国人第一次带头反对俄国人的要求。克莱的行动在俄国报纸上引起了喧噪的激烈抗议，美国政策第一次遭到了俄国宣传机器的大声抨击。因此这件事成为俄…美关系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第二件事是美国国会批准给予英国一笔三十七亿五千万美元贷款的决议。这笔对英国贷款的第一次是在1945年12月6日正式提出的，但是直到1946年7月13日才由国会最后批准。且不提这笔贷款对英国的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和随之而来的辩论的重要性在于它确保了英…美在战后世界上的政治团结。它还把美国人想回复正常的那个宏大的美梦展延到无限期的未来，大概要到俄国人同意改恶从善的时候。
由于这两件事，斯大林在1946年下半年不得不面对英…美的共同战线。美国本身的经济实力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把这一联盟的领导责任愈来愈加到了自己的肩上。
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里的这些发展，还带来了俄国、美国和英国宣传和舆论方面的变化。象通常那样，舆论的变化部分地是国际事态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促成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变化。国内的压力与问题也是促使俄国和美国逐步出现那种新的舆论的重要因素。
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俄国。大战结束后，接下去是一场明显的反动。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和意识形态正式恢复过来，而战时产生的传统的大俄罗斯类型的爱国主义，则被小心地抛开了。俄国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绩的歌功颂德丝毫没有忽略，不过官方的解释却把成就日益归之于使伟大的斯大林能够预见到资本主义的进攻和作好准备的苏维埃制度和正统的学说。既然表达舆论的工具是完全受中央控制的，这种改变就很突然。1945年8月，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发出了这种新的论调：“但是就连现在，在获得历史中最为伟大的胜利以后，我们一刻也不能忘却这一根本事实：我们的国家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取得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国家结构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全部危险都已经消失。仅仅是希特勒德国威胁我们的最具体、最直接的危险消失了。”1945年11月6日，外长会议的第一次会议失败以后，莫洛托夫对莫斯科苏维埃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多国制度’下时，当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根子还没有最后被拔除时，我们对可能来破坏和平的新犯罪分子应保持警惕，决不可以放松，而关心加强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团结，将继续是我们最为重要的责任。”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一篇讲话中，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曾不止一次说明，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就隐藏着全面危机和军事冲突的成分。……”接下去，他把刚结束的战争说成是对苏维埃制度的一次重大考验，并且说明前三个五年计划为俄罗斯的胜利打下了工业基础。这替他拓清了道路，使他可以用下面这段话来宣布未来的五年计划的某些目标：
我们必须创造出一种局面，使我们的工业能够年产高达五千万吨的生铁，六千万吨的钢，五亿吨的燃煤，六千万吨的石油。
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认为我们的国家有保障，可以应付任何意外事件。这大概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这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也是必须完成的。
三天以前，莫洛托夫曾经比较简略地叙述了这项计划：“在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欧洲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利坚合众国……这就是我们的任务。”这些讲话，特别是斯大林的讲话，给英国和美国政府的某些领导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美国，民主党自由派的一个知名人士、最高法院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私下把它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战书”。
1946年下半年，共产党发动了场十分彻底的运动，反对文化和知识的“世界主义”，即反对赞美或承认西方的成就。这场运动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推行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是党试图再一次对俄罗斯思想与行为保持极权主义控制的全面努力的一部分。好几百万士兵接触过西方文明，这件事同那些过着持续不断的清苦生活的人民所感到的厌战情绪和生来的渴望结合在一起，对共产党的宣传提出了一种极为棘手的挑战。对西方文化发出的日益激烈的攻击，歌颂苏联的一切事物，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包围和进攻的危险——这些就是党在努力克服和消除紧随着伟大的胜利在俄罗斯人民中间滋长起来的怀疑与冷漠时所依据的宣传方针。在俄罗斯社会中，军队可能是党的唯一的对手，党计划用下列几个补充的步骤来削弱对手而加强自己：一次广泛的清党运动，公开贬低率领红军走向胜利的那些军方人物，以及重新强调思想训练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知道，是什么希望与恐惧的逆流在俄国导致了这场反动。也许，斯大林和他的顾问们当真相信资本主义有发动进攻的危险，不过假定俄国国内的情况在决定党的新路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