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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法国人在北非的属地仍然保持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1942年11月盟军登陆以前是如此，盟国渡海进攻西西里岛之后也是如此。所以自由法国在这里能够称心如意地不听英美的耳提面命，放手对付萌芽时期的各地民族运动。美国人来到北非，对四大自由和大西洋宪章曾大肆宣传，未免不现实地（虽然未必是不自然地）鼓励了这种运动。当时法国人在这里的政策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推行经济计划和小心翼翼的政治改革，务使实权掌握在殖民地的法籍居民手中，一方面对民族主义者进行镇压。比大马士革危机早三个星期，在阿尔及利亚东部就引起了势如燎原的农民起义，它遭到无情的镇压。
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帝国崩溃的时候，自由法国的军队就赶紧抢占了费赞（的黎波里塔尼亚南方），他们把这块地方视为法国同乍得领土和马达加斯加的交通线上用得着的一个环节；法国人担心，如果泛阿拉伯主义在的黎波里塔尼亚的其余地方为英国治理当局所宽容，就不免要从比先前更加逼近的地区波及他们的北非属地，所以他们在1945年4月完成的一项研究，要求把该国的西半部归并法国，以便使锡尔特沙漠成为法属北非和中东之间的屏障。
第四章 英国的政策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在中东的政策在于通过同温和的民族主义力量进行谈判而签订条约，逐步地放弃不涉及不列颠帝国根本利益的那种性质的权力，同时又力求通过那些条约中对英国起保证作用的条款，坚守其根本利益所在的那些阵地。一面实行妥协，同时又把因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而暂时落到英国人手中的霸权分为主要成分和非主要成分，区别对待，就是这样一项具有特色的政策起到了（如我们所见）把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毫不妥协的极端分子分裂开来的作用，虽然温和派能够施展手腕的自由总是受到限制的，即使在他们掌权执政的时候也是如此，这是由于不负责任的新闻界左右了一批孤陋寡闻、政治上又是感情用事的“知识界”之故。
战前的英国本有“地中海”派战略和“好望角”派战略之争，随着战局的进展，两派的争论又以妥协而暂时得到解决：一是由于英国人如若自行撤出地中海，不啻是听任敌人长驱直入印度洋地区，这是事实所不许可的；一是由于对中东战区的补给（除了在最急迫的情势下铤而走险外）有三年之久（1940…1943年）完全依靠开普敦航线。1940年6月西线崩溃，同时意大利又参战，使中东成为可向轴心国发动攻势的唯一战区，为时达两年以上。这种种情况加在一起，足以突出表明中东对英国的战略意义，如果不是加以夸大的话；为此它通过长达一万一千英里的交通线投入中东的资源远比敌方为多。敌方在意大利的1940年攻势陷于一败涂地，使它下降到卫星国的地位，以及希特勒决心进攻俄国之后，就从未对中东感到多大的兴趣。英国和轴心国对支援中东战区所作努力的悬殊情况，在美国的参谋长们眼中是不言自明的，而要得到不可缺少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甚至在他们的国家参战之前，就已非要取得他们的一致看法不可。美国海军高级官员于1941年7月24日在伦敦的一次英美防务会议上“声称不论保住中东的阵地有些什么好处，问题在于这些好处究竟有多大，是否值得我们投入庞大的海运和海军护航力量”；但是就在此时，已在计划打通经过波斯的路线，作为西方强国向苏联运送补给品的一条困难最少的通路。这条路线一经定妥之后，美国就拨出了运输力量和租借法基金使之发展畅通；1942年7月，最后决定把轴心国军队驱出北非，作为美英在欧洲联合进攻的第一阶段。
鉴于战争初起的年月里，英国在中东的处境朝不保夕，因而同这个地区的各国政府和人民，首先是温和的泛阿拉伯运动保持最大限度的和睦合作，借以撙节它的有限资源，乃是当务之急。在埃及，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英国在那里驻有重兵；1941年，伊拉克的极端分子既经挫败，温和派已重新上台，那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可是，在近东国家和巴勒斯坦就不单纯是英国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利害冲突问题了，不论是在近东国家还是在巴勒斯坦，英阿双方都只是构成“三方面的问题”中的两个方面，还有分别由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构成的第三方面。不待赘言，英国与阿拉伯人的谅解为战争部署所必需，因而必须比充分满足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要求更居优先地位。偏袒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求的人们责斥此项政策既伤天害理，又急功近利；但是“冥顽不灵，因为是自己的意见而固执坚持乃是异端邪说的特点”。卷入不道德的战争勾当的各国政府都为“事实的规律”所控制，都没有多少纵横掸阖的自由，它们的唯一选择往往只是在两害之中取其轻者。那些批评和谴责英国政策的人们，都该想一想，他们可能另行提出来的任何政策会有何等样的后果，然后再来表明这些后果不会象对负责官方政策的人士所担心的那么严重；批评家们总是做不到这一点，半是由于他们缺少官方人员所能拥有的充分情报，半是由于他们存心无视彰明较著的事实。英国的政策是听命于铁一般的必要性行事的。其他办法必将使温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危及中东的安全，而在1940年到1943年期间，这里始终是全局安危所系的战区；至于自由法国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我们疏远却无损于战争部署，因为他们究竟还处于不能不和我们同舟共济的地位。
英国政府于1939年7月28日任命韦维尔为总司令，从而把他们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计划和战略协调工作集中起来；但是类似的政治事务和经济事务的就地协调工作却被延误了近两年之久，到了这个时候，韦维尔肩负的重任，千头万绪，并且又都和政治经济事务密切相关，确实已不是他力所能及。丘吉尔承认：“他手下的作战机构，力量过于薄弱，使他难以应付四五个同时进行的战役加在他身上的一大堆事务”，霍普金森先生在他为本书撰写的一章中对此有所补充：
很显然暴露出两大问题。……第一，中东总司令……应尽可能减轻他的行政管理方面的负担，特别是补给问题。第二，政治和军事已千丝万缕地纠缠在一起，因此，在处理整个中东问题时需要某种协调的因素。
结果是在1941年6月29日任命了一位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并设立了中东补给中心。而在将近一年以前，丘吉尔在“不列颠之战”期间作出果敢的决定，派兵增援中东，使之成为主要战场之际，竟没有任命一位大臣，这是一件憾事。如果1941年德国人对中东地区展开大规模的进攻，英国的资源无论如何也不足以用来进行抵挡，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英国早日在开罗派驻一位国务大臣，至少可以保证与伦敦保持更有效的联络，胜过艾登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先后访问开罗，而且常驻大臣的意见也许多少可以有助于设法避免1941年春天受命于伦敦把资源和力量分散的做法，那种做法是危险的，看来是英国战时中东政策中最严重的错误。
其他在细节上的错误无疑是有的，虽然对于许多问题都还没有发表过官方的说明，同那些比较不负责任的批评进行抗辩。犹太复国主义和自由法国的要求何以会从属于一项安抚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政策，其原因已如上述，抱不满情绪的有关各方指责英国官方政策无理偏爱阿拉伯人，这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若说有一些英国文武官员——一般不是位居显要的——或者出于感情用事，或者出于利己主义而对阿拉伯人关心，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批评英国的人对于有人也如此对待犹太复国主义和法国，却不置一辞。有人揣度，阿拉伯统一运动和阿拉伯联盟都是英国人搞的花样，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英国的政策只限于顺应政治上活跃的阿拉伯人的趋势，并设法使他们对较为过度的激情有所节制，仅此而已。艾登在1941年5月29日的著名的声明中，表示同情阿拉伯的统一，继而又保证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他的首要企图是为了在当时千钧一发的战略形势下安抚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默认由于一年以前未能对他们作出某种让步，才给了伊拉克的极端分子可乘之机。英国的某些有关方面（虽然也不是最富有经验的方面）或许还存过这样的希望，对他们表示这样的同情之心，加上英国人对1943年和1945年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又给予不可缺少的支持，阿拉伯联盟在战后定会支持英国的政策作为报答；因为，飞机航程的日益增大虽使英国不再象过去那样迫切需要占有中东基地，以维护其帝国交通线，但是这个区域拥有全世界业经查明的石油蕴藏的百分之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