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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希特勒选择意大利作为伙伴，比起对英政策还有更早和更为私人的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在维也纳的那些日子里，意大利象他本人一样，一直是“亲德反奥”的。它是大德意志政策的天然盟友，这项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瓜分奥匈帝国。三国同盟所根据的谬论原本是意大利和奥地利这两个世仇能并肩作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外交的失败肯定了希特勒的成见。他仇视哈布斯堡帝国，那里的德国人利益越来越附属于斯拉夫人的利益；德国在战争中同哈布斯堡王朝结盟，支持它们的利益；意大利则抛弃了同德国结盟而同哈布斯堡王朝作战；哈布斯堡帝国灭亡，德国战败。“正是尼伯龙根与哈布斯堡国家的僵尸联盟的荒谬想法才造成德国的毁灭。”意大利在战后象英国一样成为潜在的盟友，为法国的优势而震惊，对法国占领鲁尔怀有敌意。如果同英国和意大利结盟，德国就会摆脱法国入侵的威胁，并且把法国手中的政治主动权转移出去。此外，意大利是第一个法西斯国家，是从共济会、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犹太人世界九头蛇那里赎回的第一个欧洲国家。希特勒在1923年想要模仿墨索里尼：慕尼黑暴动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向柏林进军的开始，而正是暴动的失败教育了他，每一个民族的革命运动必须采用自己的夺取政权的方法。
同意大利结盟一事是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中选择性的理论的最早实例，即牺牲较小的目标，以便为更大的目标赢得盟友。意大利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意大利兼并南蒂罗尔问题和意大利禁止德奥合并问题。希特勒轻蔑地放弃了德国在南蒂罗尔的利益；当别处有七百万在外国统治下的德意志人时，二十万德意志人的解放并不重要。在他的政治生涯之初，这次放弃是他最显著的政治手腕的行动之一。奥地利问题花费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解决；在错误地判断时机已至之后，他曾派人在1934年7月谋杀了陶尔斐斯，墨索里尼则集中了四个陆军师在布伦纳，这是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大国对希特勒侵略作出的唯一军事反应。1937年1月，在会谈中谈到政治考察方面最后和最重要的一个题目奥地利问题时，戈林对墨索里尼说：“在德国有一种印象认为，奥地利正在被一些尚未明确的势力有意识地抓在手中作为后备，象手榴弹一样，在适当时机就会用来炸掉意德战线。”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相信意大利和德国的命运最终会汇聚在一起。他曾经赞扬墨索里尼是欧洲修正条约论的创始人；他已看出意大利和德国有着共同的敌人。1938年，放弃南蒂罗尔得到了报答，希特勒于是确定布伦纳为意大利同大德国的确定边界。直到1943年意大利向同盟国投降，德国占领了半个意大利半岛之后，德国最终才又兼并了南蒂罗尔：较诸希特勒绝大多数的背信弃义事件，此事更可以用“情势不变”为前提来辩护。
希特勒始终追求同意大利结盟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突出的特点。对意大利作为盟友的军事价值，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尽管他的谈话中对意大利人的本领没有尖锐的指责，而这种指责在俾斯麦的谈话中却是津津乐道的，因为希特勒的谈话确实缺乏机智或任何辛辣的味道。他对墨索里尼的意见很难估价。他惯于描述意大利是“为需要所驱策和受一位天才的领导”，而他的态度似乎是把一般维护独裁地位同一定程度庇护个人结合起来。这是对成了附属和附庸的先行者的照顾，因此是不受到忌妒所危害的照顾，只有在最后几年这个照顾才变成幻想破灭，因为此人在一场殊死斗争中表现出缺乏“世界性革命者和起义者的宏伟气魄”。1934年6月，希特勒第一次越过德国和德意志奥地利的边界到威尼斯会晤墨索里尼，这位意大利领袖以有意的失礼来对待他。墨索里尼当时正在权力的顶峰，希特勒是一个陷入困境的新手，在那个月底他用流血办法解决了那些困难。他从未回敬这一耻辱。德国一旦获得优势，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权威就是意大利忠于同盟的保证。但是在1934年他们第一次会晤之前，希特勒的革命已经踏出了破坏和虚无的道路，越出了墨索里尼的范围，在同年年初希特勒谈到法西斯主义是以几乎是仇视轻蔑的口气说的，把它说成是一种权宜办法。“意大利人永远不能训练成为尚武的人民，法西斯主义也从不理解我们时代大动乱的真正意义。当然我们可以同意大利暂时结盟，但是我们国家社会主义者最终将单独屹立，作为唯一理解这些巨大变化的秘密的人，因而也作为被选择出来把他们的印记盖在未来时代的人。”
使纳粹德国最终同法西斯意大利搞在一起的既不是它们的共同渊源，也不是它们的共同信仰，却是意大利作为盟友的用处，它的弱小不足以限制希特勒的独立性，或是除第二把交椅以外不求其他。
希特勒对英国的政策则具有多得多的矛盾心理。也许在他的外交政策中没有任何其他问题比这个更难以在目的和策略之间、在他的公开言论和私下谈话之间找到平衡。在这一点上，也更难容许有无限的伸缩性，使他可以随时把每一个联合都付诸实验，既看到想望的同盟者的弱点和潜在敌人的实力，也衡量一个今天作为伙伴而明天又成为攻击目际的国家的份量，劳施宁记录下来的1932…1934年的谈话中有很多内容表明，希特勒强调和指望的是英国的静寂无为、和平主义、傲慢和堕落，打算肢解它的帝国和侵犯它的海岸。但是纳粹的一些领导人，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幸存下来的里宾特洛甫，为俘获他们的人所审讯，他们说，他们和他们的领导人始终希望最终能同英国和解。
看来希特勒永远不曾能够理解大象，就是德国，同鲸鱼，就是英国，为什么不能在相互谅解与和平中开发各自的王国。在最后的混乱中他又回到了这个想法。
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避免了象上一代人蒂尔皮茨和比洛那样制订庞大的海军计划，而1935年6月英德海军协定标志着英德恢复和睦关系达到顶点。邓尼茨后来说，这表明希特勒的政策目标仅仅是“确保德国的陆地边界，防备敌对的邻国：他的主要潜在敌人是俄国，没有一个海军大国被认为是德国未来的对手”。戈林的观点则不那么局限。
纳粹分子认为里宾特洛甫于1935年同英国签订的海军协定是一项辉煌成就，而里宾特洛甫的声望也达到高峰。戈林说，纳粹分子本来打算按照低于百分之三十五的条件就认帐了；重要的事情是凡尔赛条约的桎梏至此业已打破，而军备状况可能重新调整。
但是在1935年秋季爆发了意大利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以后，希特勒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两个预期的同盟者发生利害冲突。施佩尔的印象是他在犹豫究竟是站在意大利人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人一边，他认为这是一项根本性的决定。即使在那时，他仍然强调，就象他后来一再重申的，他准备把帝国和国防军听任英帝国支配作为一种“保证”，如果英国同意他在东方“自由行动”的话。当时他为这个问题费了很多心思，特别是因为他认识到意大利作为盟友是不够格的。他说这是兴登堡留给他的政治遗言的一部分……德国永远不可再同意大利通力合作。因此在发生阿比西尼亚冲突的日子里，按照他所认识到的形势必得同意大利合作来反对英国，他为此感到沮丧。
但是在那个时刻，确保德国地位的下一个步骤就是重新武装莱茵兰，对英法利益的一次打击；而不是征服奥地利，对意大利利益的一次打击；所以希特勒在整个冬季进行等待而不明确表态之后，能够在他自己选择的时机内夺取莱茵兰，这也碰巧给了墨索里尼一个来得正好的转移其敌人注意力的机会。后来希特勒大大利用了意大利的感恩之情，因为“当它在阿比西尼亚为它的根本权利而进行英勇斗争的时候”，他曾“站在意大利一边”。从此以后，德意两国的政策就齐头并进了，德国此时期待于意大利的至少是亲善中立；而政治联系逐步发展为军事协定。最后一个障碍是意大利反对德奥合并。1938年，当墨索里尼没有再向布伦纳派遣陆军师以保护奥地利的独立，从背后刺杀德国时，希特勒向他千恩万谢。“不论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此事。如果他在任何时候需要有人帮助，或者处于任何危险之中，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坚持同他在一起，即使全世界都反对他。”这是一句诺言。五年以后，他戏剧性地遵守了这个诺言，这对希特勒是很合适的。
1935年以后＇戈林在押时说＇开始倾向战争。里宾特洛甫在伦敦把事情搞得一团糟，而希特勒本人又不能理解英国人和他们的政治思维方式。他对英国人关于占领莱茵兰的反应大为诧异，总的说来，反应是严峻的，即使英国有些人同意德国的所作所为。
里宾特洛甫于1936年8月11日被任命为驻伦敦大使，尽管他一直到10月才赴任。汉斯·弗兰克9月访问罗马时对墨索里尼说，“派遣里宾特洛甫去伦敦意味着作出最后努力，使英国理解德国的需要和立场”。因为德国已在考虑日本作为革命和革新国家的三头政治的第三个伙伴。希特勒本人于1936年10月24日同齐亚诺在贝希特斯加登一次长谈中解释了他的政策。
他认为英国无疑会进攻意大利或德国，或对两国同时进攻，如果它感到这样做很容易或者可以平安无事。……但是——这是元首提出的政策的积极部分——如果英国看到在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逐渐形成一个愿同德国和意大利组成共同阵线的国家集团，如果英国感到＇在欧洲＇在东方，在远东和南美，我们拥有一支共同的组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