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首相1941年9月9日在下院的声明中所阐明的英王陛下政府的政策，都是背道而驰的。……
你作为法国民族委员会的总代表和近东国家总司令，斯皮尔斯将军完全承认你的特殊地位和权利。至于我，我敢相信，鉴于英王陛下政府目前在近东国家的独特利益，你将承认英王陛下驻叙利亚和黎巴嫩公使在目前情况下所承担的特别责任。
贾德鲁接受了这一保证，虽然他不见得不会注意到，1941年9月9日丘吉尔的声明对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以及据他说还有其后的换文所确认的那些法国权利，包含有某些限制。在此时期，戴高乐巡行中东，抵达开罗。他立即拜访了凯西，凯西要求他同意宣布近东国家举行选举。7月初（即撤退到阿拉曼之后），贾德鲁曾同意在8月份宣布举行选举，如果届时英国在西部沙漠重新获得军事优势的话；但戴高乐当时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近东国家的选举是法国的事情，目前英国人还是专心致志于更加紧迫的事情——打击隆美尔——为好。尽管英国不断呼吁戴高乐返回伦敦，有紧急事务等待他去处理，但当时他还是在近东国家逗留了一个月，公然表明要显示他的决心，对所谓英国要剥夺法国的委任统治权的种种伎俩，寸步不让。当美国驻贝鲁特领事（一个过去亲维希的人），在其总领事休假不在的情况下，要求他对英国的“越权行为”提出一份备忘录时，这位刚愎自用的将军告诉他，他决心要同英国人“立即摊牌”：如果他们不把斯皮尔斯调离，一切合作都将就此结束；法国将准许这两个国家独立，但非要等到两国人民为此作好准备不可，而这在几年之内也许还办不到——这一声明促使科德尔·赫尔批评它同上一年贾德鲁屡次发表的有关独立的声明不相协调。8月28日，戴高乐在贝鲁特向法兰西联盟中心讲话时又一次强调，“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领土的各个部分和一切民族或宗教集团……几千年来都不知真正的民族独立为何物”。他宣称，现在举行选举是不合时宜的，而且断言，这一问题的决定和时间的选择，法律上纯粹是法国当局的权限。
机器的速度，思想和利益的渗透，以及经济因素的彼此重叠，把这个世界缩小到如此地步，显而易见，独立和孤立不再有丝毫的联系。任何国家如孤立无援就难以自立，更无发展可言。叙利亚和黎巴嫩懂得，不论是为了它们的进步，还是为了它们的防务，都需要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法国也相应地不想放弃它执行了这么许多世纪，历尽盛衰而引为自豪地传布文化的使命，也不准备取消因同叙利亚和黎巴嫩结盟而理当承担提供安全的保证。
6月份第八集团军在西部沙漠所遭受的损失，使奥金莱克将军把驻扎在北方战线——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的大部分部队撤调去增援。戴高乐从而注意到，由于英国第九军在近东国家的人数大见减少，使自由法国部队在数量上大占优势，于是他援用利特尔顿…戴高乐协定第三条，提出当时仍由第九军总指挥官统率的近东国家的法英军队应归自由法国指挥。戴高乐提出这一要求的重要性，正如贾德鲁所说的，既是“政治上的，也是心理上的”；但是中东地区的总司令官却回答说，第九军仍有各级官兵四万四千人，因此仍然超过了自由法国的实力。英国人事实上是并不准备因为一时危急而放弃一个基地的指挥权，这个基地迟至1943年秋发生多德卡尼斯战役时仍然具有其重要性；1942年9月30日，丘吉尔直截了当地告诉戴高乐：“指挥权必须仍在英国人手中。”
9月23日，戴高乐离开布拉柴维尔动身去伦敦时，曾通知贾德鲁，说他决心“彻底清除脓疮，不达目的，誓不罢休”。30日，他同丘吉尔会晤，结果是一切有争议之点都完全陷入僵局，戴高乐公然宣布，不论是叙利亚人还是黎巴嫩人，都没有举行选举的要求；威尔逊将军作为一个军人，对选举也同样持反对态度。为了缓和这一僵局，英国外交部和自由法国外交事务专员经过一番努力，拟订了一份英国…自由法国关于包括埃及在内的中东事务协商制度建议草案，于10月9日电告贾德鲁：将在伦敦设立一个联合委员会，在近东地区建立一个混合委员会，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选举则在1943年春季举行。这个意见似乎起源于上一年4月4日贾德鲁向斯皮尔斯提过的一项建议：使一项共同的中东政策的一些原则协调起来，以便应用于英国和自由法国分别负责管辖的地区；但在10月16日，贾德鲁已看出它是“一杯毒酒”，极力主张拒绝英国的建议。他反对这样一种方案，即双方都必须同意做到一切服从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共同目标，因为军事安全的动机常被英国人援用来迫使法国人作出政治上的让步：“假如共同胜利不是为了保证我们的权利和利益，那么对于法国来说，这种胜利就失去了值得注意的意义。”无论是给予近东国家什么样的独立，无论对中东总的局势会引起什么反响，这些权利和利益都必须坚定不移地予以保持。法国不能为了适应英国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策，而调整它自己在近东国家的传统政策，“主要是基于大体上保护基督教徒少数派的权利，而特别要维护黎巴嫩的完整”。拟议中的这种英国…自由法国的伙伴关系，势必把法国置于次要地位，所以他本人宁愿保持目前这种意见不合的状态，以使法国的权利得到保护。而不愿达成协议来使法国的权利在现在和将来都要从属于英国中东政策的整体需要。尽管有此反对意见，但由于阿拉曼战役大捷，由于11月6日英国和维希法国之间的停战协定在马达加斯加签订，以及丘吉尔对自由法国对于马达加斯加和法属北非的情绪所表示的关切，因而两国关系有所改善；贾德鲁于11月下半月访问伦敦时，得到民族委员会的批准，宣布来春恢复近东国家的宪法政府，夏季举行选举。
因此，经过在近东地区十八个月的颇不协调的联合之后，英国人和自由法国人在互相接受对方的大不相同的观点上比开始的时候距离更远了。贾德鲁的坦率态度透露出，他至少懂得英国方面想以审慎的让步来安抚阿拉伯世界民族主义力量的愿望；他的抵制，主要不是由于他认为英国政策不切实际或者是方向错误，而是由于它同法国鼓励派别利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有矛盾。所谓保护近东国家基督教徒权利那种激动的主张，不过是法国知识界的妄自尊大和自我利益在这个问题上所起作用的一个冠冕堂皇的外表，他们有一个法国的学校网充当“我们控制近东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基础”。自由法国在当前的局促处境下，也不可能改变它的态度：“我们资源匮乏，迫使我们对于原则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因为这是我们的唯一武器。”颇有耐心、擅长外交的贾德鲁的观点尚且如此，那么从他那个刚愎自用、感情用事的首脑那里，又能指望些什么呢？英国同自由法国在日常打交道中，不论有什么过错，贾德鲁已经表明得一清二楚，根本的分歧在于法国人和黎巴嫩人中的亲法少数派囿于狭隘的门户之见，而泛阿拉伯人士和英国人（两者同样也受利己主义的驱使）则也许是过分乐观地着眼于一种规模要大得多的统一。自由法国人由于他们在物质上的脆弱和思想上的顽固，因此在这场利害关系的冲突中，终不免遭到失败；但他们有一个不自觉的愿望，就是不肯承认这些弱点，这就导致他们虚构出一个典型的“背后捅刀子”的神话，按照这种神话来说，英国从一开始就执意要把他们从近东地区撵走，因此千方百计使他们保持软弱状态，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恶化，而自由法国也就不得不在原则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
第六章 英苏对波斯的干涉
国王礼萨在这次大战爆发的时候，身为波斯的主子已有十八年了，他一贯奉行民族主义和排外政策，这是他想用改善交通运输、实行工业化的方法来开发本国资源的愿望所形成的。因此，他既少不了来自英伊石油公司石油开发特许权的产地使用费，也离不开外国承包公司在发展公用事业方面的协助。为了保持不依附大国，他对于这种外援，只要可能，总是取自欧洲的中小国家。可是他在战前的对外贸易，终究大部分是同苏联和德国进行的，而以苏联居先，德国居次。不过，自沙赫特博士访问中东以后，1936…1937年的对德贸易第一次开始同对苏贸易相抗衡。德国供应波斯的铁路器材、机器和工具，较其他任何国家为多，以换回原毛和原棉。由于对苏商约于1938年6月失效（显然是波斯逮捕了五十三名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结果），对苏贸易一落千丈，德国在波斯整个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便相应上升。波斯已在1939年9月4日宣布中立，所以官方报纸认为德国对波斯的货物供应遭到英国海军的封锁而被阻挠是不公平的，何况用以换取这些货物的波斯商品早已在大战爆发之前交给了德国。但是，1940年3月25日同俄国签订的新商约，特别是第十条关于波斯和与俄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准予自由通过苏联国境的规定，为取道大不里士和特拉布松或巴统的对德贸易开辟了新的前景。
波斯政府隔山越水支持欧洲那些独裁政权的自然倾向，大大强过于阿拉伯语国家的舆论倾向。波斯的政治舞台由国王礼萨这个专横的人所控制，他本人就是白手起家的（尽管他不喜欢别人提起这件事，并且还给他的王朝用了巴列维这个古代的名称）。波斯的社会活动家和官员们的性格大多是优柔寡断，怕负责任，使国家不是象梅罗文加王朝那样领导乏术，就是成为独裁统治，而别无第三种选择；至于1906年到1921年期间的立宪政府，在大国干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重压力之下，已经证明为毫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