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国政府利用这次会议机会重申它们的决心，决不授予任何大国任何特许权或特殊地位。
法国驻近东代表团中的一个成员奥斯特罗洛格伯爵，这时由巴黎带了建议回到贝鲁特，法国政府于7月7日宣布：
经决定，由于欧洲战争结束，同意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要求由它们组织一支国家军队，因此将在当地招募的、原由法国人指挥的部队移交给叙利亚和黎巴嫩政府。关于移交细节，将于四十五天内作出规定。
据英国方面报道，这是法国人单方面作出的一种姿态，企图打开尚在坚持中的僵局，因为黎巴嫩人和法国人之间虽然举行过一些商谈，但是叙利亚人拒绝同他们建立任何联系。看来两国政府都在坚决执行阿拉伯国家联盟理事会的决议，在法国交还两国认为属于它们的一切之前，拒绝进入任何正式会谈。另一方面，7月11日《世界报》的社论宣称：
法国由于表示了它能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直接协议＇原文如此＇，从而排除了第三者干预的一切借口。现在应该毫无困难地消除同英国的争论：这种争论业已基本上转到我们没有英军支持能否维持秩序的问题。而同叙利亚和黎巴嫩达成协议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经宣布，营房和军事设施已于7月20日开始移交；两国政府将于25日接管军队。那天宣布了英军总司令和法国总代表之间达成的协议，根据这个协议，法军将从叙利亚内地撤退，但目前仍将留驻地中海沿岸和黎巴嫩；法国还将保持某些机场的控制权。这一协议纯属临时性质，决不影响以后有关从叙利亚和黎巴嫩撤退外国军队的决定。
因此，导致叙利亚危机的各种因素基本上同1943年引起黎巴嫩危机的那些因素是一样的，不同之处，是由于法国政府已回到巴黎，战事已近尾声，叙利亚民族主义者追求完全独立的心情更为迫切，而法国人则更为自负，这些情绪使双方比1943年更易于各趋极端。至于英国，那个可怕的人物斯皮尔斯，已由职业外交官特伦斯·肖恩接替；但是由于斯皮尔斯在公开演说以及在英国著名报纸的文章中继续发表他的强硬观点，而且只要英国军队仍驻在近东国家，即使英国驻贝鲁特公使在外交上完全正确，也不能减轻法国的怀疑。《经济学家》的文章中，一方面没有放过斯皮尔斯的那种“放肆态度”和“各地许多英国官员对法国人所抱的那种所谓敌视态度”，另一方面也很重视“法国舆论的极端敏感性和法国领导人那种多少有些失常的态度”。事实上，这两次危机主要要由戴高乐本人负责。不是说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盛行的高潮中，最明智的政治家有可能挽救法国的委任统治权；但对一个更富有现实主义的人来说，处在人类历史上这个瞬息万变的时期，至少不会幻想：自流产的1936年叙利亚草约签署以来，近东的时代是特殊的一潭死水。当法国社论作者正津津乐道地记叙埃及和伊拉克民族主义者已在鼓动修订战前同英国所订条约的时候，戴高乐却认为吃了败仗和失去信任的法国，这时候是能够达成同样地限制叙利亚和黎巴嫩完全独立的条约的，倘此路不通，也可以迫使英国把它在中东的全部权益拿到国际会议桌上来谈。戴高乐作此设想，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促使法国不让步的一个重要因素恰恰在于法国势力的衰落，这种衰落，毫无疑问又是由于法国政府所在地和近东之间的通讯效能受到影响，使法国的官方情报往往不足为信，而这种不可靠的情报于是又不得不由负责官员们以谎言搪塞来加以“支持”。
到1944年，对英国人来说，近东作为一个作战基地的重要性日益减少而居于次要地位，所以这时英国人转而鼓励签订一项条约，使法国人获得类似英国人自己在伊拉克所获得的那种地位；但这种解决办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了。叙利亚民族主义者与法国之间的鸿沟，原已很深，由于法国在1941年到1942年间不愿认真尊重他们的地位（法国人宁愿把权力交给一些虚有其表的“稻草”人而不给他们），以及1943年11月法国在黎巴嫩危机中所犯的暴行，这道鸿沟已经进一步加深了。叙利亚人和黎巴嫩人既然通过法国人对那次事件的弥补而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独立，这时他们无意在条约方面作出止步，英国和苏联的态度又坚定了他们这一立场。总之，1930年的英伊（拉克）条约（英法两国把它看作是它们希望在近东解决问题的样板）和1936年的英埃条约，都已被那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东西，他们只等战争结束后要求英国驻军撤走，这样，法国要想在近东达到签订条约的目的，势必十分困难；但戴高乐对英国的意见置若罔闻，抓住欧洲战争结束的时机采取了行动，这种行动在多疑的近东人看来，完全有高压之势，因此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终于导致念念不忘在整个阿拉伯世界自认为有其权益的英国人插手干预而结束了法国在叙利亚的军事统治。
第三章 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独立要求 1943…1945年
1943年，巴勒斯坦的阿拉伯政界人士认为轴心国对中东的威胁已告解除，注意他们自己的战略已是时候了。他们试图成立一个有聚合力的团体来代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政治利益；但是由于个人之间的嫉妒、意见分歧以及由于穆夫提和他的一批心腹或被放逐或被拘留而无真正能领导的人，因此他们的努力也无结果。在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政府认为有必要在1月23日作出规定，控制为促进扩大武装力量而采用的方法，其中包括：
在建筑物内置放炸弹、绑架和囚禁、涂柏油和粘羽毛、灌蓖麻油以及其他较轻的然而也同样应受谴责的威胁方式。除了这些明火执仗的行动外，还有过一次比较不显眼而却同样险恶的恐吓运动，即采用书信、传单、张贴那些据称是不尽义务的人的名单以及各种形式的抵制运动。
这些规定引起了犹太代办处的多次抗议；3月23日，政府宣布委任一名建设专员，他的任务是制订战后工农业发展的协调计划，本…古里安在犹太复国主义核心会议和犹太人代表会议的联席会议上猛烈攻击这些提议。这件事情可以作为那时存在于犹太代办处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象征。本…古里安说：
我们愿意直率地告诉政府，不论是现在或战后，我们和白皮书当局之间不会有什么合作。对于昨天晚上向我们透露的那些计划，我们不会助其实现，因为那些计划的立足点全是为了阻挠犹太人移居入境，全是为了要把犹太人隔离在一个特别的犹太人生存空间之内，全是为了实现白皮书政策，全是为了要剥夺犹太民族的家园。……我们正在制订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制订计划是基于这一事实，即在一千八百万杜那姆的土地上根本没有居民，而另一方面，一个比世界上任何民族蒙受过更大苦难的民族却需要到这里来建立家园。
3月份，从英国军火库中偷窃军火和炸药的次数和规模显著增加。不久以后，一个大规模的军火走私组织被发现了，这个组织与非法的犹太哈加纳有关，其组织网分布于整个中东。8月11日，两名英国逃兵斯托纳和哈里斯在军事法庭被控非法据有枪炮三百余件，子弹十二万五千发。他们承认有罪，供出有一个犹太军火走私集团的头目曾同他们接洽并向他们行贿，要他们设法在军队仓库内窃取枪支弹药。他们和两个海法的犹太人相互勾结，由这两人充当他们和在逃的“大老板”之间的联系人。这个大老板名叫耶胡达·坦南鲍姆，别号阿拉齐，曾任巴勒斯坦警察局的巡官。他们的供词涉及本…古里安的名字，并且还暗示一些犹太组织，如犹太工人总工会和工人体育联合会，都有牵连。为他们辩护的军官维尔丁少校声称，这两名士兵曾落入一个非常有势力和极其残酷的组织的陷讲中去，他们一旦被它的触须缠住，事实上就无法脱身。……
这是不是意味着由于战争已经远离他们的国境，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不再面临集中营的威胁，他们的士兵有些人已经陷于这个组织的影响之下，不再为联合国家的利益服务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一事态就应当在整个联合国家内广为传播。
作为犹太政策泉源的犹太代办处，一直不断地向联合国家大喊大叫要求拯救其被蹂躏的人民，要求给他们这个被压迫的民族以和平，如今却在幕后干着既不利于联合国家又不利于中东前途的勾当，这是不可能的。
身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本…古里安立刻发表下列声明，作为对这一挑战的答复：
犹太代办处执行委员会对昨天维尔丁少校发出的反犹太主义的和污蔑性的攻击向英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犹太代办处认为此次事件是一次赤裸裸的陷害，旨在诽谤犹太人民，贬低犹太人在战争中所作的努力，使犹太士兵在英国战友和高级军事当局面前声名狼藉。
犹太代办处认为这是一个有组织的散布流言蜚语的运动的一部分，这个国家里的一个反犹太团体发动这场诽谤犹太代办处和犹太人社会的运动已经有些时候了，同时，它也企图煽动英美舆论反对犹太人以及损害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的前途。
犹太代办处主持人要求英国政府彻底调查事实真相，并采取必要措施以制止诸如此类的政治阴谋。
本…古里安同时致函驻巴勒斯坦英军总指挥官说：
维尔丁少校滥用了作为辩护军官享有的特权，他对犹太人民、对在中东英国军队中服役的犹太士兵、对犹太代办处进行攻击，出言粗鲁，肆意中伤。……
作为受到恶毒攻击的犹太人民的一个代表，一个本身受到蓄意侮辱的人，我要正式宣布维尔丁少校在本案中的行为是不顾事实真相的，也是有失体统的，其态度十足是最卑劣的反犹太主义的典型，我要求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