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的工业是在本来会经受不住公开的国际竞争考验的两次大战期间发展起来的。美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都能够生产汽车、打字机和化学品，而且在较低的价格幅度上具有相当的质量。但是尽管日本工资标准低得多，还是要有高度的保护措施，才能防止同类的美国产品完全统治日本市场。
这是一个困境。新生工业有一个习性，即使它们的规模扩大了，也还是要依赖在它们诞生时援助过它们的支持者。但这种保护为什么要继续下去，而且，较老的国家既然维持低效率肯定不符合它们的利益，那为什么也采取保护措施呢？
解答必须从这些国家各国内部的经济和社会气候的变化方面去找。随着工业的发展，组成这些工业的各家公司在竞争的角逐中便面临着严重的风险。拥有和经营一家工厂的人除非运用他的才智，便无安全可言。为了在市场上立足而不至于被迫歇业，他就得紧紧跟上最新的技术发展。他必须通过降低成本的办法保持住他的公司的效率。只有那些不断创造新的生存条件的人才能坚持下去，那些落在后面的就被摧毁了。这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现实。生意第一，生意最重要，乃是一种没有人能够躲避得开的教义。在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里，软弱是不行的。对现实的清醒估计和为效率而奋斗——不论用什么方法，亦不论付出多少的人所能及的努力来提高效率——便是求得生存的唯一道路。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所有社会的内聚力破坏殆尽，而那些确乎生存下来的人所得到的报偿便是财富的积聚。
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报偿和风险都增加了。随着更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贸易体系，老的工业国家在开始的时候积累起巨额财富，但是一旦“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在某些活动部门推进到足以在它们的国内市场向较老的工业国家提出挑战的时候，重点就从利润转到了风险。随着在比较成熟的工业国家里竞争的加剧，企业家在看到没有希望把他们的营业扩大到独家垄断的规模时，就愈来愈热切地希望得到安全，希望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这就导致在商人中间成立贸易联盟和卡特尔，目的是要局部地，即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调节和控制竞争。
在这种组织从一开始便不存在的地方，既得利益者组织起来了。这些垄断联合体不必把行将过时的工厂设备无限期地保存下去，就此而言他们也不冻结现状和阻挠进步，他们的目的更确切地说是分别做到“有秩序的撤退”和“有秩序的前进”。在一国之内获得局部的社会内聚力是一回事，要消灭所有导源于外部竞争而对内部稳定产生的不利反响，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但假定这些垄断联合体足够强大，那末它们就不难使政府相信，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为了确保有秩序地进行调整和取得进展，实行保护贸易制度是合乎社会需要的。
这种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气候的变化，垄断组织的发展，以及保护贸易制度，各国均不相同。这个变化有代表性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世界贸易是同世界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同一步调增长的，而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贸易增长率却落后于生产的增长率，第四个十年更是停滞，乃至下降。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虽然1938年世界贸易量超过1913年大约百分之十三，成熟的工业国家的贸易却绝对下降。例如，英国和德国的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二，法国出口量下降了五分之一，而美国的出口量则增加了五分之一。但甚至美国也在1929年至1936…1938年之间的这一时期出口量缩减过四分之一。更惊人的是，英国出口量的下降全是因为它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和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一半，亦即同欧洲的工业化国家、美国，日本、苏联和印度的贸易锐减的缘故。它向三个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即印度、日本和苏联的出口实际上减少了三分之二。另一个说明较老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地位变化的方法是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欧洲所占的份额已由1900年的百分之六十六下降为1937年的百分之五十二。
那末，较老的工业国家把机器出口给世界的其余部分就是在破坏出口国自己的长远利益，这难道不是真的吗？斯彭格勒指控西方人民把他们的技术传给亚洲人，说那是在背叛他们自己的文化并为西方世界不可避免的衰落铺平道路，这种说法难道没有某些正当的理由吗？
总的说来，支持这些指控的证据是不足的，不过，从成熟的工业国家的经历来看，却也并不叫人宽心。它们是否会逆流而行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过去从国际专业化中得到过巨大的好处，而它们现在也没有保护它们原先的技术垄断的手段。
某些当代的观察家评论说，随着紧挨西方世界周围的开放边疆的消灭，随着开放空间的填补完毕，人同物质自然界的斗争必定要被竞争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政治斗争所代替。这个结论过分悲观。但变得明显的是，工业基础巩固的国家正象它们现在这样，面临的局面是从前不断打开新市场的情况已不复存在，国内人口增长速度放慢或固定不变，以及外国在它们的国内外市场加强竞争的威胁，因而它们会被迫接受在其工业中作非常痛苦的调整。它们缓和这些调整的一个权宜之计便是采取保护措施。
可是结果是，旨在便于有秩序的调整而征收的关税，象那些旨在保护年轻工业而设立的关税一样，往往蜕变为保护低效率的工具。某些国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的政治目的是直率宣布的。早在1930年国际行为准则彻底崩溃很久以前，德国——以及其他某些工业国家——通过一些蓄意采取的措施，从关税到补助金都有，企图为它的经济保留一个广阔的农业基础。工业国家的这种政策在许多农产品生产领域提高了生产率的同时，导致了生产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严重下跌。虽然在1927年和1933年之间贸易条件变得对英国、德国、美国和法国非常有利，但只有农业在其经济中是个最小部门的国家英国才充分得到了这个好处。在象德国那样既得利益集团强大的国家里，根本就不想以任何有秩序的方式去拆除支撑农业的人为支架。相反，出于政治原因，农业得到更多的援助，尽管这些工业国家里的贸易条件的有利趋势部分地一直维持到1937年。显然，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对世界贸易是具有抑制影响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贸易条件已经变得对包括苏联、意大利和日本在内的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不利。所以这些国家现在用一切可能的刺激手段去促进它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在苏联——但日本不是这样——工业化的同时是伴随着进口量的下降的。加以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工业化是经过有意计划要实现自给自足的，所以世界生产和世界贸易之间的差距便不可避免要扩大了。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除有政治根源外，也还有真正的技术方面的根源。这就是说，世界贸易的相对衰落虽然多半要归咎于垄断的“压力集团”对政治家们施加的影响，但把经济民族主义轻率地说成完全是根据荒谬的错觉提出来的，则过于简单了。主张世界范围的专业化和交换的论点所依据的是，物质资源、人类技术和资本储备向来分布得很不均匀这一事实。但是，在技术进步和工业化的过程中，正是这些曾经造成了有利可图的贸易的条件在不断变化中。例如，在美国或德国获得的技术知识很快也就可以在俄国或日本得到。不同国家之间工人技术的差异在工业化扩展和教育普及的同时趋于消除。而且，由于现代电力技术和化学方法的进步，某些或以活的有机生命为形式或以有机生命的化石产品为形式存在的自然原料资源，因其甚为稀少，或只有少数地方才有，或多或少被用比较丰富、比较易于得到的非有机物质制造的新的人工合成材料所代替，这也减少了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依赖。把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加以考虑，我们便可看出一个总的趋势，即制造品成本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从国际专业化和交换获得的经济收益在减少。
就经济民族主义中这个真正技术性因素所起作用而论，它确实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贸易停滞的部分原因，但还有两个因素意义更重大。一方面，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苏联，都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实现高度的经济自给自足，另一方面，象美国和法国这样的强国在这十年中确实不能使内部活动达到并维持在一个高水平，这也是事实。这种无能为力的局面减少了它们传统的进口需求，结果对世界贸易量产生了令人沮丧的影响。
所以，要确切估计促成经济民族主义的各种推动力的相对力量究竟各有多大，那是不可能的。但有一点却很清楚，即1930年贸易和货币领域中的国际关系的破裂使传统的、通过关税进行的国家保护方法变本加厉，因为又对贸易设下了限制性更大得多的新障碍，例如配额和外汇管制，从此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利益同各个国家的经济利益之间，便不再有任何协调一致的表象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多边贸易的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各个国家采取的单方面行动的一个结果是，强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政治和商业利益范围的重要性增加了。由政治上同强国联系在一起或受其控制的领土所构成的政治范围，在强国之间的划分是很不均匀的。
的确，在七个强国中，无论是苏联或大德国——在其他国家事实上承认了强行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并入第三帝国之后——都没有对它们自己国界以外的领土进行直接的政治控制。美国实质上也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因为它在亚洲和大洋洲的附属国的经济资源，比起在大陆美国所发现的资源来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