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要对“非犹太人”和世界犹太人双方负责；英国人一直关注着对前者承担的责任（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是把一个纯粹的道义问题和自我利益搞得混淆不清），就是因为他们同时也认识到英国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和经济需要，而在任何一届没有完全同帝国传统决裂的英国政府的政策中，巴勒斯坦问题（别的事情也一样）要从属于这些需要。然而这种对阿拉伯人的关心，从利己主义方面来讲，目前已经不是那么迫切了，在战争结束时，阿拉伯人捣乱的潜力同白皮书时代比起来，已经小得多，他们在战争中的微小贡献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比，也不足以博得丘吉尔的重视。
韦茨曼后来宣称，有一个内阁委员会“关注整个巴勒斯坦问题……＇已经＇作出了若干肯定的结论……都与分治有关——出现一个犹太国，占有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也许是巴勒斯坦的一大部分”：1944年11月4日，在契克斯的首相府邸举行的一次人数不多的午宴席上，他得到了丘吉尔的保证，他（首相）将赞成把南巴勒斯坦（内格夫）划入分配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土之内，并曾劝他在即将去巴勒斯坦访问的途中在开罗逗留一下，会见莫因勋爵，在过去两年中（丘吉尔说）勋爵的看法已有改变和发展。但在韦茨曼离开英国前，莫因勋爵已被斯特恩集团杀害；内阁委员会的建议也被撤回；丘吉尔反而为这个鲁莽的罪行所激怒，向犹太复国主义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然而，在工党方面，除极少数持有异见者外，看来都一致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尽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最终赞同穆萨·阿拉米作为无党派代表出席关于建立阿拉伯联盟的各次会议，他们依然处于一盘散沙、乏人领导的状态。侯赛因的党以领导者自居，但其他党派不愿予以承认，因此于1937年被巴勒斯坦政府所解散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一直未能重建起来，以资替代。他们征募新兵的成绩很差，这不仅使他们在同盟国中的威望受到损害，而且也不能取得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犹太旅及其秘密军事组织中所取得的那种集体纪律和活动方面的实践和精神上的经验。事实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1936…1939年的叛乱中损失了大批精锐部队，而那次叛乱又演变成为侯赛因与纳沙希比两族之间自相残杀的争斗，他们至今还没有恢复元气。对于犹太复国主义者来说，留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争取大战中新兴的强国——苏联——的支持，因为苏联迄今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是英帝国主义的工具。战争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竭力试图通过“援助苏俄胜利联盟”，并在伊凡·米海洛维奇·迈斯基1943年访问巴勒斯坦之前和访问期间力求与之交往，以表明他们是在搞实际的社会主义；总之，本…古里安在1945年3月前往英国和美国之前，综观局势，发表下列的见解，可以说是言之有理的：
对于我们的事业，我们企望能够作出积极的决定，因为有许多迹象表明：以往反对我们的某些因素，包括强大的苏联对我们所持的态度，现已不复存在。但我们也务须准备应付由于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或由于作出某种具体决定而不利于我们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准备彻底地、迅速地战胜它。
第四章 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联盟的形成
叙利亚、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少数政治上有觉悟的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大战期间扮演过“阿拉伯觉醒”之剧的角色，他们出于从奥斯曼帝国赢得政治上自由的共同愿望，曾暂时统一起来。但在他们的地区和个人之间的竞争尚未严重到瓦解这种统一以前，他们的国家就为英法在1920年强加的人为边界硬行分割开来了。这些阿拉伯独立的主角虽在政治上就此彼此割裂，但对于推翻欧洲人委任统治的愿望仍保持统一。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二十年中，视沙漠为通途的汽车和飞机的推广使用，消除了横亘大马士革或耶路撒冷与巴格达之间的叙利亚沙漠所造成的障碍。他们跨越强加于他们边界的地区界限采取一致行动的倾向与日俱增。这种倾向已在1937年和1938年两次泛阿拉伯会议上取得成果，会议讨论了当时由于阿拉伯暴动而愈形尖锐的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倾向，还通过1939年初英国政府邀请埃及、伊拉克、外约旦，沙特阿拉伯、也门以及巴勒斯坦本身的代表团参加伦敦圆桌会议而得到了正式承认，且在共同对近东各国应摆脱法国赢得独立的关心中显示出来了。
在1939年和1940年几乎整整两年期间先后担任伊拉克首相和外交大臣的努里·赛义德，是泛阿拉伯主义的一位先驱，在此期间，且曾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于这一事业。战争第一年，他和另外一些人，曾想使英国同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耶路撒冷穆夫提达成和解，办法是要英国人较1939年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作出更大的让步。他们的努力没有成功，而法国对近东各国的高压政策又阻碍了同他们举行与伦敦圆桌会议相类似的任何谈判；于是1940年6月德国在西欧的胜利便促成努里的出访安卡拉，试图同土耳其政府在近东各国的前途问题上实行共同的政策，以期法国在那里的委任统治迅速崩溃。但是，法国人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地可以被摆脱得了的，泛阿拉伯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和近东各国问题上的备受挫折之感以及德国在1940年10月就支持阿拉伯争取独立斗争许下的诺言，对伊拉克的急速趋向极端主义便起了很大作用。而这种极端主义在1941年4月和5月的拉希德·阿里暴动中达到了顶峰。
1940年6月，劳埃德勋爵曾敦促丘吉尔注意无视泛阿拉伯主义者的不满情绪的危险性，但丘吉尔的回答不失本色，过分自信。拉希德·阿里的暴动对英国政府是个深刻的教训，他们态度的转变也就在1941年5月29日艾登于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声明中立即反映出来了：
……本国同阿拉伯国家具有悠久的友好传统，这种友谊不仅见之于言论，且为行动所证实。他们在我们之中有众多的朋友，同样地，我们在他们那里也有无数对我们心怀善意的人。我日前在下院说过，英王陛下政府对叙利亚要求独立的愿望深表同情。现在我愿重申这一点，但我还得作进一步说明。阿拉伯世界自上次大战结束时达成协议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多阿拉伯思想家希望阿拉伯各国人民取得较目前更大程度的统一。为了达到这种统一，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朋友们的这种要求决不会被置之不理。我认为加强阿拉伯各国之间的文化、经济联系以及政治联系是合情合理的。因此，英王陛下政府将全力支持任何得到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
整个阿拉伯世界对这声明甚为满意。尽管1941年6…7月战役以后自由法国在近东各国立足下来，使这一声明的充分效果多少有点暗淡，但英国对这些国家取得独立的保证仍然深得人心。1942年间，阿拉伯报界仍在鼓吹阿拉伯统一的主张，但德军直逼阿拉曼和斯大林格勒，负责的政治家们正为这一迫在眉睫的威胁而忧心忡忡，无暇考虑及此。然而，到1942年底，这些威胁已逐步解除，泛阿拉伯主义的政治家们遂又立即恢复活动。至此为止，埃及人一直专心致志于他们自己争取完全独立和“尼罗河流域统一”的斗争，因而对泛阿拉伯事业不象“肥沃新月”的政治家们那样感到关切。但是埃及首相纳哈斯在1942年11月13日对华夫脱党的演说中，则宣称埃及将不遗余力地为实现姊妹国家的愿望而奋斗：
把我们同阿拉伯和东方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多不胜数，且牢不可破。它们对这次战争采取一致的态度，而这些纽带也就更加坚固有力。在这次大战中，它们全都盼望民主的胜利，期待新时代黎明的到来，于是年轻的民族决定自己的前途将是至高无上的权利。到那时候，这些阿拉伯国家以及毗邻的东方国家将成为一个以埃及为先锋的强大而紧密团结的集团，能履行其世界职责及其道义任务，并能自立于自由民族之林。
在12月份的最后一周，伊拉克摄政和再度担任首相的努里·赛义德都在开罗，一群叙利亚和黎巴嫩记者也正在埃及访问。据报道，纳哈斯曾告诉记者们，他的努力不仅限于谋求埃及的权利，同时也为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印度等国效劳。努里在会见记者时说：“阿拉伯统一是我们的首要愿望之一。我还不能说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实现这种统一，但重要的是在我们以一切力所能及的手段为实现这种统一作好准备。”1943年1月16日，伊拉克政府向轴心国宣战。在准备宣战的过程中，巴格达报界宣称：“现在阿拉伯各国人民正在为争取实现其民族愿望和独立而努力，他们不能再继续孤立于战争之外了。……阿拉伯各国政府必须捍卫他们的民族要求，必须与同盟国进行协商，以便实现每个忠诚的阿拉伯人的目标。”继此之后，努里向英国常驻中东国务大臣发出一份冗长的“备忘录，提及阿拉伯事业，特别谈到巴勒斯坦问题，并提出了求得永久解决的建议”，同时他还向其他有关方面秘密散发了这份备忘录。备忘录建议联合国家立即宣布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与外约旦合并成为一个国家，其政府形式由人民自己决定，并保障巴勒斯坦犹太少数民族和黎巴嫩基督教徒的利益。备忘录还提出建立阿拉伯联盟，而伊拉克和这个大叙利亚应立即隶属于这一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则可自愿参加。
2月24日，艾登在下院被问及是否在采取措施，促进阿拉伯国家之间更大的合作，以最终结成阿拉伯联邦。他回答说：“显然，这种主动性……应来自阿拉伯人自已。就我所知，目前尚未订出可以博得广泛赞同的这类计划。”3月30日，纳哈斯通知埃及国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