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陛下领导下的摩洛哥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2）成立一个“民主政体，具有类似东方穆斯林国家所采取的那种政府形式，保障摩洛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权利并确定它们各自的义务”。
苏丹及其内阁于1月13日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同独立党领导人进行协商。这些领导人在18日由巴拉弗拉杰签署的信中说明，虽然他们认为坚持恢复穆斯林的完全主权是必要的，这在“经济发展和进步程度不如我们”的那些国家里已经做到了，但是摩尔人为了组织行政、经济和国防，倾向于同法国的专家们和著名人士进行合作。摩尔人并不抹煞这一事实：法国人和外国人在这个国家里有合法利益，这种利益必须加以保护。……我们也并不要求摩洛哥立即建立一个类似西方大国那样的政体。我们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能够不断发展并在国家各个领域中具有活动能力的政体。
一位法国权威人士后来以也许是过分戏剧性的笔调，把宣言描绘成为一个在非斯策划了……一个多月时间（其间穿插了几次在王宫的秘密召见）……大胆而又极其隐蔽……的阴谋。……1月11日……北方各城市的墙上到处出现标语，街头充满着异常兴奋的气氛，被阴谋活动的头头们动员起来的城镇居民每天都在期待着彻底的、奇迹般的胜利。……阿尔及尔临时政府的坚定立场直截了当地提醒摩洛哥，它是一个保护领地，从而恢复了宁静。这时，继人们怀抱的奢望而来的是一种惊惶失措的心情，尤其是那时苏丹本人意识到他所负的条约义务，不承认那些自称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清醒过来的城镇居民于是再度静静地各安生业，而在占全国面积十分之九的摩洛哥农村，人们对这些事情本来是模模糊糊的，这时也知道了危机的发生和结束。
法国的新闻检查官禁止报纸或电台对宣言作任何报道，与此同时，军方保安当局则在追查这次事件的组织者。1月28日，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外交委员同苏丹会谈；苏丹内阁的司法大臣和教育部的穆斯林高级官员奉命辞职，因为他们被认为曾对青年民族主义者给以鼓励；次日，保安当局“并无足够证据”就逮捕了巴拉弗拉杰和其他十四个民族主义者，其中三人曾在宣言上签名，这事立即成了开展反法示威运动的信号。在拉巴特，配备装甲车的正规军奉召去镇压数达二千人以上的穆斯林群众，这些穆斯林主要是用石头扔死了三个法国人，伤了十二人，他们自己也死了七人；在萨累，死了一个警察和九个示威者；在非斯，示威群众用石块袭击塞内加尔军队，这些军队立即还击，杀死了至少三十人，为了恢复秩序，还截断这个土著城镇用水供应达数日之久；在卡萨布兰卡，法国人展示了坦克和重炮的巨大威力，使局势比较平静。许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后来被捕拘禁，数以千计的次要人物受到了严厉的审讯。这些示威运动意味深长的是，“以前的民族主义者只不过是居民中或多或少孤立的一小群行为反常的人”，但现在的青年“知识分子”、保守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手艺人行会等，由于受到了战时黑市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苦难，都已经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向外国统治者抗议，他们认为这些外国统治者是造成他们各种苦难的罪魁祸首。甚至连法国人在阿兹鲁（非斯南五十英里）设立的柏柏尔学院的学生也同他们那些讲阿拉伯语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举行罢课。
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外交委员1月28日同苏丹的换文中说：“法国注意到它谋取进步所作的努力由于战事而放慢了速度，现在必须在陛下的同意下……重新有力地在行政和经济、社会两方面重新迅速进行改革。”法国总督在听取了四个委员会的意见后，在10月份得到了苏丹对下列拟议的改革的正式同意：
1。 司法：设置穆斯林地方法官，逐渐接管目前由作为苏丹政府行政人员的帕夏和卡伊德所行使的司法权。这只适用于民事和商业案件，不影响法国权力机关在刑法上的权限。
2。 行政：苏丹政府的穆斯林文职人员今后应享有在这个政府中法国文职人员相等的干部地位，同级同酬。
3。 教育：建议今后十年中在学校系统增加一万名学龄儿童入学。学生可以选择完全法国式的教育以便升入公立中等学校和大学，或者选择“更为传统的法…阿课程”。
4。 土地：为了保护自耕农，建议确立不得侵夺最低额家庭占用土地的条例，类似基钦纳在1912年所采取的埃及土地丈量法，但主要侧重点应放在利用法国技术知识和摩洛哥劳动力相结合的机械化集体农业的发展。
1945年6月5日颁布的一项法令批准设立一批类似苏维埃集体农庄的模范集体农场，其中有五个各占土地五百公顷（一点九十三平方英里）的农场列入1945年计划，还有十个列入1946年计划。在摩洛哥，部族占有的集体土地约为二万平方英里（五百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仅约十分之一，此外至少还有十分之一的土地极易犁成耕地而无损于有关部族的畜牧业”。这一事实为这些促进农民利益的计划提供了现实基础。但法国有地位的报纸在宣布这些计划时所用的热情奔放的语调，却是象不久以后人们对那个注定要倒霉的英属东非种植花生计划所抱的那种乐观希望的前奏。
这一经济、社会和行政改革的计划当然不能视为政治上移交的序曲，而是为了保持法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使之更易为广大人民所接受，从而防止民族主义理论的传布。1944年12月22日，总督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
我们必须留神观察这个民族主义运动，但也要给以同情。我们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的公正批评是，他们操之过急，尤其是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同胞前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设立的学院里读过书的摩洛哥人同在阿特拉斯高地的柏柏尔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因此，我们必须要求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信任法国，而我们自己也须对他们加以遏制，使他们不致走向极端。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独立宣言给了摩洛哥民族主义者这样一个印象：盎格鲁撒克逊人会积极努力使摩洛哥获得完全独立。实际上，英国和美国已经表明，他们对这个保护领地唯一关心的是这里应该维持良好的秩序。摩洛哥当局因此确信“独立”这个词必须从人们的心里和嘴里去掉。
青年民族主义者的反应是以备忘录形式提出了他们对拟议的改革毫无建设性的批评。同时，他们继续进行地下宣传运动，迫使法国人不得不“多少改变一下我们以前确实已经是过分仁慈的态度”。诚然，在1944年1月动乱中被判处徒刑的那些人中已经有三百八十七人在7月份开释，但穆斯林的政治性集会再度被禁止，而且只有直属政治处或得到政治处鼓励的一些阿拉伯语报纸才能获准发行；从1938年起，穆斯林一直被禁止成立工会，因为它们无疑会成为政治活动中心。尽管如此，1944年冬到1945年春在中东成立的阿拉伯联盟对摩洛哥民族主义者是一个鼓励，他们在开罗的代表是一小批流亡者，组成“保卫委员会”；他们津津有味地收听英国广播公司和得土安电台的阿拉伯语广播，内容是有关那些已经取得主权国地位的或者正在向这个目标迈进的阿拉伯国家的消息。1945年2月和3月，当年青的苏丹在访问摩洛哥南部的马拉喀什时，民族主义者借此举行示威运动表示拥护。据报道，他对这些运动表示同情的关心。3月19日，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人之一穆罕默德·亚齐迪向总督和美英两国的领事馆提出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给予“摩洛哥直接参加即将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的权利”。
因此，虽然使摩洛哥在政治上的统一一直受到阻碍的种族、语言、阶级和宗派的分歧仍旧是一个强大的离心力量，但是民族团结的观念已经开始增长，而且（尽管人民对许多以苏丹的名义协助治理这个国家的摩洛哥人的自私自利常常提出批评）也已开始在年青的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五世这个人身上找到了效忠的中心。正在为其自己的人民从失败、占领、清洗、报复等乌烟瘴气的气氛中求得解脱而进行着斗争的法国政府，战后还要凭借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改革以及通过教育来继续努力博得摩洛哥人民群众的效忠，而法国政府在当地的工作人员这时却继续对这个还在青春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交替使用残暴的镇压和不足以置信的妥协两种手法。但在1945年，情况已很明显：只要马格里布对自治的期望（他们所处的阶段比埃及、伊拉克、印度要晚二十年，比近东国家晚十年，而英…埃苏丹当时已后来居上）继续受到中东泛阿拉伯中心的鼓励，只要法国以前由于移住民和行政人员不妥协而推迟了的改革和让步还总是“太少太迟”，那么将来政治上的紧张局势必然有增无已。一个敏锐的法国观察家说过，战争已经大大地强化了一个强有力的基本因素：
东方对现代（即西方）文明已失去信心，缅怀自己昔日的伟大而自我陶醉，力图在种族团结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西方人道主义准则的基础上重组古老的帝国。法国在摩洛哥遭到的困难或许只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斗争中，归根到底，精神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远远大于物质力量和权力角逐。
第四编 苏联与中东 1939…1945年
第一章 土耳其
大战爆发时，土耳其和苏联依照1925年签订并于1935年续订延长十年的中立和互不侵犯条约保持着官方关系。但在纳粹政权兴起后，两国友谊有所减退，部分是由于土耳其在一定程度上想从柏林方面获得再保险的趋向所致，因为土耳其主要是感到对其安全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德国，而是来自地中海上的意大利。意大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