叨茏龀鲂┦裁础薄�
美国的政策颇为消极的性质，终于鼓励了苏联的单方面行动。因为它使得俄国人相信，真正反对他们的计谋的，只会来自厌战的英国。可以说，美国世界政策的典型剧本在伊朗改写成了它的缩影本：首先，根本上不愿瞻望将来，不愿卷入国外纠纷中去；其次，由于这一态度，也就无意之中鼓励了潜在的敌人；最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是行动的时候了。与此同时，由于因循苟且，危险已经变得更为严重，要化险为夷就得作出更为艰苦的努力。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和埃塞俄比亚
布尔什维克由于英国在干涉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它进行的反击，首先关心的是同他们本身接壤的国家，包括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但到二十年代中期，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运动使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1924年，给共产国际活动打掩护的商业机构苏英贸易协会在埃及设立分会，由拉察尔·格勒泽尔主持，但不久他被英…埃警察驱逐出境。该协会接着又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设立分会，其管理人爱德华·戈尔茨曼在六个月后也被驱逐。此后，有一家俄土有限公司在埃及开张，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设立分公司；总经理伊格纳兹·谢麦纽克持有美国护照，因而在埃及受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一面亏本出售干酪，一面设法宣传共产主义，几达三年之久。1927年。苏联政府同埃及政府就购买大批剩余棉花开始谈判，并为此而在亚历山大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做纺织品进口公司。不过从后来获得的文件中证明，该公司经理阿列克赛·瓦西利耶夫在担任苏联驻蒙古大使期间，曾组织过一次叛乱，他和他的助手胡戈·鲁道夫被派到埃及来，是专门为了在中东建立一个宣传中心。鲁道夫的兄弟是苏联商船公司伊斯坦布尔代理处的负责人，他凭着立陶宛的护照进入埃及，携有立陶宛驻罗马公使馆出具的证明，说他是个希望研究绘画的艺术家。这两个特务的信件证明，他们通过苏联商船公司驶往亚历山大的船的船长们同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通信。由于上述情况的暴露，他们于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埃及的纺织品进口公司关闭了，另以苏联商务办事处的名义设立了一个正式的贸易代表机构；但在1932年8月，长期以来对俄国的手法感到不满的埃及当局，要求商务专员福尔别耶夫离开埃及并关闭其办事处。
1924年，一个穆斯林特务阿卜德·卡里姆·哈基穆伍·卡扎尼出任苏联驻汉志国王侯赛因宫廷的总领事；但在1925年伊本·沙特推翻哈希姆王朝后，苏联是第一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的国家。哈基穆伍不久就以麦加的港口吉达为基地，同很多穆斯林国家中心怀不满的分子接触，并利用阿拉伯商人和往麦加朝圣的印度尼西亚人把影响扩大到整个红海流域，且远达荷属东印度。根据他的建议，1927年，俄国船开始定期航行，运载朝圣旅客，还以半价推销俄国货物。同年还在吉达的苏联领事馆中开设俄土有限公司分公司，但其经理别尔金不久就被伊本·沙特逐走。1928年，前苏联驻日本大使馆一等秘书阿斯塔霍夫和充当他助手的别尔金一起被派往也门。11月1日阿斯塔霍夫同伊玛目叶海亚缔结了一项贸易协定，后者对亚丁的英国人和伊本·沙特都是疑神疑鬼的。哈基穆伍被任命为驻萨那的商务代表，他在吉达的职务由另一个穆斯林、莫斯科东方研究科学协会负责人之一纳德希尔·图拉库洛夫接替。同时，一艘俄国船抵达波斯湾，在摩西·阿克塞尔罗德主持下举办了一个苏联产品展览会，他在波斯湾的一个港口开设了一家俄波进出口公司。据说，阿斯塔霍夫还派遣两个代理人去埃塞俄比亚，使1927年摄政公爵塔法里（后为海尔·塞拉西皇帝）同苏联驻雅典商务代表之间的会晤继续进行下去，那位商务代表曾建议派遣俄国工程师、医生和农业专家去埃塞俄比亚并支持其外交政策，而以互换外交代表为条件，但未能如愿。1930年，苏联显然受到圣约翰·菲尔比在报上鼓吹英国应把它在吉达的代表机构升格为公使馆一事的启发，抢先行动，因而为其公使取得驻伊本·沙特宫廷的外交使团首领的地位。
希特勒的兴起以及苏联政府随即采取的“人民阵线”政策，使共产国际在中东的活动减少到最低程度。可是，我们可以想一想，1934年在伊拉克设立的苏联商务代表团对“民粹派”的鼓励达到了何等程度，这一派人在1936年巴克尔·西德基的政变中是起了作用的，因为在该派的左翼人士中，有“鼓吹不折不扣的共产主义、直言不讳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卜德·卡迪尔·伊斯梅尔；有显然是因为在哥伦比亚大学阅读了关于苏联的书籍而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阿卜德·法塔赫·易卜拉欣；还有在伦敦经济学院毕业、“深受该院的公开的社会主义倾向影响”的穆罕默德·哈迪德。一位伊拉克共产党员狂热地写文章拥护这个通过政变掌权的政府，他宣称：政府赞成把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的民粹派、工人和农民都结合在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之中；它已经在采取措施镇压“反动派”；它铭记着其他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希望以及欧洲一切“民主进步”人士的同情。可是，进行改革的尝试却引起了地主和部族酋长的“顽强反抗”。政府同民粹派割断联系，转而依靠军队里巴克尔·西德基一派势力的支持；当西德基于1937年8月11日遭到暗杀时，政府没有其他抉择，只得辞职。
这一届政府在其短短的生命中于1937年7月4日同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缔结了萨达巴德互不侵犯公约。这项公约草拟就绪已近两年，其目的是组成一个有足够力量反抗大国干涉的区域性集团，不论这种干涉是来自对地中海野心勃勃的法西斯意大利，还是来自英国和俄国在中东的传统的角逐。一位意大利评论家，对于他自己国家的扩张政策促成这一公约的作用当然只字不提，但也指出苏联原先对于公约的热心在其谈判过程中已经起了变化，因为它怀疑波斯的黑海贸易从此以后也许要取道土耳其的特拉布松，而不愿取道苏联。它还担心英国可能通过伊拉克对四个缔约国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他还说，人们普遍感到，土耳其会成为老大哥，而由于俄国仗恃它在十五年前曾对阿塔图克的支持，英国则在最近已经发现安卡拉对政治、经济合作的主张更具好感，所以这两个大国最终都认为，这项公约对于它们各自在中东的利益有利而无弊。
可是，“1937年，苏联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清洗’，这种‘清洗’把这个迄今为止毫无疑问的大国变为‘一空二白’的未知数。”由于苏联的这种“自暴自弃”，同样也由于西方民主国家在埃塞俄比亚战争和西班牙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软弱无力，纳粹德国的侵略势力遂得扩张到这个暴露出来的权力真空中去。德国在政治舞台上称霸自然而然地进一步促进了苏联和英国在中东的缓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对于苏联在1938年关闭其驻沙特阿拉伯和也门公使馆的决定，毫无疑问，我们也应该把它归于这个原因，这些使馆的主要目的是在搞颠覆活动，破坏英国在中东的地位。
所以，意味深长的是，苏联政府在执行其政策的下一阶段，即同德国缔约的阶段，对埃及新组成的民族主义的阿里·马希尔政府，承诺不在埃及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作为1939年8月21日取得埃及外交承认的代价。上届穆罕默德·马哈茂德政府虽渴望向苏联重新出售埃及剩余棉花，但由于它对苏联过去的颠覆活动，事隔不到十年，记忆犹新，因而不愿让步。苏联政治局所希望的无疑是为了恢复其积极颠覆西方“帝国主义”的政策而充分利用它在开罗的这个新的立足点；但埃及政府在战争爆发时遵守了英埃条约的条款，没有同苏联互换外交代表。
1940年底，极端民族主义者拉希德·阿里·吉拉尼首相的兄弟、伊拉克驻土耳其公使一再向苏联大使建议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不过他建议，苏联政府应同时宣布承认“阿拉伯国家的独立”，这无疑是指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而言。苏联政府这时还不打算跑得这样远；可是在不符宪法的拉希德·阿里的新政府和英国人之间爆发了敌对行动之后，他的兄弟于1941年5月3日重新提出建立外交关系的建议，而不附带先前的条件。此时，苏联政府接受了建议，但在互换代表之前，拉希德·阿里的叛乱已告失败，巴格达又成立了一个亲英政府。
德国对苏联的入侵并没有立即使埃及的侯赛因·西里政府象西方很多人士那样相信克里姆林宫的寡头统治者心中有了基本的改变。李维诺夫1941年11月19日赴美就任苏联大使途中，埃及政府不许他在开罗着陆，而当英国驻德黑兰的外交官不得不临时编造出一些难以令人信服的理由，要他改乘一架飞机时，还造成了一次“事件”。埃及上层政界人士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对苏联的动机抱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在多大程度上是目前由于他们认为德国可能取得胜利而不愿自己受累；那就只能听凭猜测了。可是，1942年1月，俄国已入冬令，迫使德国进军停顿，红军发动反攻取得胜利，英国又从轴心国手中暂时收复了昔兰尼加，据说埃及议会的外交委员会曾于此时要求政府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据了解，纳哈斯掌权之后，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了。1942年4月，埃及外交官从俄国革命以来第一次出席了俄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庆祝斯大林寿辰的招待会，还达成一项协议，由苏联供应埃及极其需要的五万吨化学肥料，以换取埃及日益积压的、销售不出的剩余棉花。埃及报纸由于怀疑苏联是否能顶得住德国1942年的攻势，对它的态度一直不明朗；但是，斯大林格勒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