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了重建的速度。由于归还了洛林德语区，法国得到了几乎和洛林法语区一样多的铁矿储量，由于暂时获得了萨尔区，以及在洛林德语区发现的一个重要煤田，法国战前对煤的进口需求现在减少了；由于合并了阿尔萨斯，法国取得了一个重要的钾碱矿区。新归并的领土除扩大了法国经济的原料基础外，还提供了钢铁厂、纺织厂等等，所有这些工厂尽管已部分地受到破坏，但增加了法国的潜在工业实力。法国在私营工商业家的发动下作出了坚定而成功的努力来解决它的重建任务。法国的劳动力从一开始便得到充分就业，在整个这十年中除1921年的短暂衰退外，实际上是不知失业为何物的。在一个充分就业的制度下，加速重建的工作就要依靠：（1）进口超过出口，（2）减少国内消费，或（3）提高劳动生产率。法国只是在头三年中确实依靠过外部世界的帮助；1921年以后，法国的国际收支就年年有盈余了。因此，重建和工业扩张主要是靠减少国内消费和提高劳动生产来实现的。通过自愿储蓄以及对收入和大众消费品大幅度提高税率，把劳力、原料和生产能力从消费品工业节省出来用于重建目的。至少在1924年以前，储蓄不仅足以为私人投资提供资金，而且还能为政府巨大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1924年，普恩加赉政府在选举中一败涂地，部分地是因为人民对税收负担不公平心怀不满，部分地是因为对占领鲁尔感到失望，当初占领鲁尔的意图是强迫德国缴付赔款，但结果是鲁尔的全部生产陷于停顿，因而引起德国货币的全面崩溃。新政府动起对资本课税和对最高收入增加税收的念头，致使“富人”不买政府债券而将资本转移到国外，而政府债券在那以前一直是为弥补预算赤字而筹措资金的手段。这种可悲的抽逃资本引起了两个后果：第一，迫使政府——它既不能增加税收，也不能大幅度降低支出——靠向银行借款（即实际上靠制造额外货币）来为其预算赤字提供资金；第二，商品外流（即抽逃资本采取的形式）减少了国内可以得到的商品数量。两项措施都导致价格上涨。1924年到1926年时期的物价飞涨起到了同自愿储蓄和税收同样的作用，因为物价飞涨也降低了消费，并把生产要素节省下来用之于重建目的。不过，借通货膨胀降低消费是以杂乱无章的、不公正的方式发生的。1926年，“右翼”政府上台执政；一切向富人课征重税的计划均被放弃，信心得到恢复，资本又从国外回来，货币事实上稳定在其战前黄金比价的五分之一水平上。与此同时，重建业已完成。重建给法国每一种主要的工业（除丝织工业外）提供了最现代化的工厂。“北部的毛纺和棉纺厂、洛林的钢铁厂以及主要的煤矿现在同世界上的任何工业处于同一技术水平。”
法国工业生产继续扩大，主要原因是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加之，由于法国出口盈余相当多，不会有原料和设备短缺的事来牵制工业的发展。唯一的限制是人力短缺造成的，而这一限制可以通过进一步移民入境，或甚至通过更有魄力地把人口从农业转移出去来消除。在当时的条件下，法国工业的恢复搞得十分出色。确实，“在1919年时要是有人预见到，不到十年之后，法国竟会从它的苦难中如此彻底地恢复过来，而且是几乎全靠它自己的努力恢复过来，那是过分乐观的”。象美国一样，法国1929年在工业上比1913年强大得多。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联合王国的工业产量从未超过其战前水平，这和所有其他强国的经历形成惊人的对照。其所以惊人，是因为骤然一看，经济恢复的条件似乎对英国非常有利。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力损失虽然严重，但仍较法国为小；它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扩大而且没有受到破坏；它通过出口换回原料的前景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光明，因为它的主要出口竞争者即德国和比利时已被暂时消灭。
同几乎所有交战国一样，英国在重置存货和修理工厂和设备方面也要花许多力量才能恢复旧观。此外，英国重建工作的需要主要还靠把它的商船队恢复到战前规模。它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国土受到军事行动影响而整个整个区域遭到彻底破坏的国家所面临的任务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当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英同干劲十足地投入重建工作，三年之内，医治创伤的工作获得成功，英国商船队业已恢复，而且1922年的世界航运吨位确实比1913年差不多提高了百分之五十。这种为重建目的而提出的直接需求达到饱和，战后的繁荣遂告中断，而作为一个起因，利率提高到百分之七便宣告了1920…1921年萧条时期的到来。
在萧条后的缓慢恢复期间，英国商人的投资机会和投资刺激因素要比美国商人遇到的更为有限。如果私人投资利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和人力受到妨碍，政府就可能会进行干预，创造有效需求。但事实上，财政政策减损了而不是增添了有效需求。在整个二十年代，中央、地方和社会保险机关的统一预算表明略有盈余。
在这种情况下，便把很大的希望寄托在国外需求的恢复上。但是在1922年以后，世界其余地方的产量和就业增加了，英国的出口却没有恢复到预期的水平。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国工业现在不得不适应的世界格局已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局面了。出口不能充分恢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内燃机的发明缩小了煤的需求，因为内燃机意味着石油代替了煤被用于公路车辆（作为一种运输手段，公路车辆已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铁路），世界上的船舰也愈来愈多地用石油而不用煤。依靠褐煤和水的落差的电力得到发展又进一步降低了对煤的需求。第二，在那些英国从前在其销售中占有支配性份额的制造行业中，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实行了工业化。新的工业——往往受到人为的保护——迫使较老的工业国家接受调整的负担。第三，当欧洲受到战争蹂躏的农业地区完全恢复生产而又没有引起曾在战争期间扩大了生产的地区的相应收缩时，农业价格下降了。英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是从这一价格的下降中得到好处的。但是，外国人从他们的产品中得到的收入少了，他们可以花费的也少了，所以，外国对英国工业产品的需求从未完全恢复。而且，英国海外投资下降到战前水平以下，因此不象过去那样去支持外国对英国产品的需求。就英国出口工业面临的困难是由于技术的变化和外国工业化所致而论，除非根据新的情况作出重新调整，是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改变这种困境的。就上述困难是由于英国成本昂贵所致而言，振兴出口工业的唯一办法——在成本没有很大降低的情况下——是叫英镑贬值；但是由于在1919年已放弃了金本位制，英国政府坚决打算重新建立，而且事实上确实在1925年按旧平价用金本位重新建立通货。
作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很复杂。主要动机无疑是想恢复外国对英镑的信心，在纽约日益加剧的竞争面前再次坚持伦敦作为国际金融界中心的地位。事实仍然是，在确立旧的平价以后，以及鉴于英国的价格和成本同国外的价格和成本相比的变动，英镑还是定价过高。加之，英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程度显然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而且有理由认为，其他国家工业中效率的迅速恢复比起原初的过高估值使英国的平价更加难以维持了。
由于英国的工农业总产量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要出口的，并由于出口部门雇佣的人数在就业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日益提高，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量的孱弱对国内便有严重的后果。它使英国的失业现象长期存在。到1929年，英国的出口量比1913年低百分之二十，而进口量则高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然而，从无形出口中的收入抵销了贸易平衡中这一巨大差额而有余，所以至少从1924年起国际收支年年盈余，这虽然不是一个完全精确的指南，但却能够说明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额有多大了。
因此，虽然英国的国际金融地位稳固，英国的债权国地位仍然无比坚固，但它的工业活动在整个二十年代或多或少是停滞不前的。工业生产总的说来不稳定，在1929年才达到战前产量，但失业人数的幅度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很高。作为失业者记录下来的有保险的工人人数在1923年以后的任何一年都没有下降到工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以下。人力情况如此，工业生产能力的情况也是如此。确实，英国同意大利、日本、美国或法国不一样，它从未达到过接近于把它的潜在生产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的地步。
德国和俄国的重建工作比上述五个国家都着手得迟一些，这两个国家进行重建的环境也比较复杂。
德国是战败国，不得不付出战争的代价。根据凡尔赛和约，它丧失了约百分之十的战前人口，约百分之十四点六的可耕地区和百分之十的工业生产能力。它丧失了国外的全部资本投资、大部分商船队和大量的铁路车辆、渔船等。但在魏玛共和国这个新的帝国里却既不缺人力，也不缺工业生产能力。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异常惨重的伤亡，由于从割让的领上转移过来一些人口以及由于自然增长而得到弥补，而且德国不同于法国和意大利，它的工业生产能力没有遭到物质上的破坏。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政治单位，它的人口和工业实力被某些战胜国尤其是法国视为必须予以遏制的潜在威胁。
德国人口和工业实力这一基本事实（1925年为六千三百二十万居民，而法国是四千万）自停战之日起就支配着法国的对德政策。
负责法国政策的那些人所考虑的德国威胁不在于它当前的长处，而在于它未来的潜力。……德国的野心将来可能被安抚下去。但法国的命运却不能信赖这样一个臆测的方法。确凿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