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到了执行时就有很大的差距。执行时的松弛现象，在某些情况下是由于负责人对实施这些法令漫不经心，但更常见的是大多数的共和国行政机构不能尽责所造成的。此外，还是遇到许多必须加以克服的自然困难。例如，在人口稀少的偏僻地区，要把所有轴心国侨民都兜捕起来，就很困难；要把真正亲轴心国的个人和组织与当地的民族主义集团区分开来，也是很困难的。在巴西等国，有大量德国和意大利后裔的公民，要区别其中的忠诚分子与不忠分子，也不总是很容易的事。有组织的特种警察部队多半是不具备的，同时也缺少建造集中营的各种设备和管理人员。
然而，由于拉丁美洲政府采取了措施，加上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协助，到1942年秋，德国人进行颠覆活动的机会大大地受到限制。墨西哥和巴西两国政府于1942年5月和8月相继参战，这就促使上述两国对轴心国侨民和其同情者便于采取严厉行动。巴西在8月22日宣战后，政治防卫委员会在巴西的要求下，召开了一次拉普拉塔河国家会议，讨论如何控制轴心国谍报人员偷渡国境线的问题。会议不仅关心到如何防止轴心国难民从巴西逃往毗邻各国，而且也关心到假如边境两方当局没有建立适当的保安设施，那么，阿根廷境内亲轴心国的德国人与定居巴西南部的大量德国人就有可能暗中勾结起来，狼狈为奸。这次会议之所以大部分没有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阿根廷代表采取了不合作态度的缘故，他不愿意采取任何将会触犯德国的行动，因而拒绝接受有关反对敌国侨民的措施。阿根廷的代表们，在5月和6月召开的美洲国家间警察和司法当局会议上，也采取了同样的立场。
到了秋天，轴心国就只剩下了两个搞阴谋活动的中心：阿根廷和智利。只有在这两个国家里，轴心国和他们的支持者才有可能在外交豁免权掩护下搞颠覆活动。美国和其他政府收集的情报表明，迄今仍在拉丁美洲活动的各谍报小组，都是由驻在智利和阿根廷的外交官员负责组织、指导、协调并提供经费的，并且除了秘密电台之外，还利用外交渠道传递情报。从截获的由瓦尔帕莱索的秘密电台发给汉堡的电文中曾得到大量证据，证明德国间谍系统在美洲进行活动。6月30日，美国政府提交给智利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列举了在智利的德国间谍活动的详细情况，并点了一些间谍头子的名。同月，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奉命提交给阿根廷政府一份关于他们境内轴心国间谍活动的照会；11月初，又连续提交了一批备忘录，提供更多的有关德国间谍和宣传活动的情报。
1942年10月8日，韦尔斯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说中说，两个美洲共和国未能执行在里约热内卢一致商定的同轴心国断交的协议，而且至今还允许它们的领土“被轴心国的官员和搞颠覆活动分子利用，来作为对它们的邻国从事敌对活动的基地”，对此他表示遗憾，他说，由于这些间谍送出了有关盟国船只活动的情报，结果使许多美国人丧生。他希望这两个共和国（阿根廷和智利）不再允许在它们境内活动的轴心国间谍从背后暗算它们的美洲兄弟的邻邦。
韦尔斯的演说轰动了整个拉丁美洲。一般地说，这次演说并没有被认为美国触犯了弱小邻国的尊严和主权而引起它们的愤慨。一些评论家只批评了这一演说的态度，但几乎无人对它的实质有何异议，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同美国的观点是一致的，希望结成反对轴心国的统一战线。11月30日，政治防卫委员会同意公开发表美国在6月30日暗地提交给智利的备忘录。这一决定以五票赞同，一票（智利）反对，一票（阿根廷）弃权而获得通过。智利总统里奥斯立即推迟了早已接受邀请的对华盛顿的访问。虽然，由于美国副国务卿公开嘲笑智利，从而伤害了该国的自尊心，但是，韦尔期的演说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智利内阁和国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分歧达到顶点的导火线。公众舆论强烈地表示支持总统，但不支持外交部长埃内斯托·巴罗斯·哈尔帕，他对事态的处理引起了人们的不信任。10月20日内阁辞职，重新组阁时埃内斯托·巴罗斯·哈尔帕由一名新的外交部长接替了他的职务。
这时智利政府才采取强硬措施，摧毁了轴心国的谍报网。德国间谍，包括领事官员，有的被捕，有的拘留，有的则驱逐出境。11月23日国会提出了一份关于国家外部安全的法案。1943年1月20日，智利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
虽然给阿根廷施加压力，要它同轴心国断交并取缔轴心国间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美国在11月提出备忘录后，阿根廷政府逮捕了一些德国间谍，但没有真心诚意地采取措施，肃清轴心国的颠覆活动。所以，在1月22日，政治防卫委员会同意发表美国政府1月4日提交给阿根廷的一份详述轴心国间谍在阿根廷活动的备忘录。在提出的证据中，有一张主要间谍的名单，其中最主要的是德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上校，以及已经发往德国最高司令部的有关盟国作战努力和西半球防卫措施的情报的抄本。
阿根廷通过发表公报进行反驳，详细叙述阿根廷政府和司法当局早已采取的步骤，并指出已要求德国政府召回它的海军武官。鉴于这一行动，阿根廷政府声称，备忘录的发表“带有偏见而且是多余的”。
第三节 墨西哥与阿根廷、巴西、智利
前文已简单地回顾了从里约热内卢会议到1943年初这个时期内在西半球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至今，两个较重要的拉美共和国，巴西和墨西哥已经参战，第三个国家智利则同轴心国断绝了关系。在美洲国家中，唯有阿根廷仍顽固地坚守中立。下文将比较详细地叙述一下决定上述四个国家政策发展的那些国内外事件。
（一）墨西哥
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墨西哥外长埃塞基耶尔·帕迪利亚立即发表声明，宣布墨西哥同美国共同捍卫民主，将不遗余力，来显示它与美国的团结和亲密友谊。两天后，1941年12月9日，曼努埃尔·阿维拉·卡马乔总统在向全国广播时，进一步闸明了墨西哥政府的态度。总统指出，美国的事就是美洲的事。他说，墨西哥受到了直接威胁。如果需要的话，墨西哥武装部队将履行他们的职责，但全国当前的任务是大力发展军工生产。墨西哥政府决心与美国团结一致的表示，立即付诸行动。同轴心国断绝了外交关系，敌国资金被冻结。1942年1月12日，墨西哥政府宣布已成立了墨美联合防务委员会，来协调两国间陆、海、空三军的防务工作。参众两院和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组织都纷纷发表声明和宣言，表示支持政府同美国积极合作和反对轴心国的政策。
墨西哥政府与人民对于进攻美国所作出的反应——这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国的关系形成鲜明对照——是卡德纳斯总统在1940年提出的并由他的继任者阿维拉·卡马乔执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紧密合作，虽然是出于战时两国在经济上和战略上的需要，但是，它之所以能得到实现，完全要归功于两国总统和外长在前几年中所显示的明智。
1939年9月，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墨西哥人的情绪虽然是普遍反纳粹的，但也是强烈反美和反英的。除了过去两国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对美国干涉的恐惧感，此外，由于继墨西哥政府1938年没收外国石油公司之后而发生的石油争端，近来两国关系就更加恶化了。此外，那些继承墨西哥革命的各政党，自然都是反帝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的。1940年夏，西方民主国家初遭挫败后，墨西哥的政治领袖们开始领悟到，孤立和中立都是不可靠的防御武器。鉴于墨西哥的安全已受到威胁，那就再不能把对外政策建立在政治思想的爱憎上，或者把它主要用作为促进国内各政党利益的基础了。因此，在珍珠港事件的前几个月里，墨西哥公众对政府同美国合作的政策的支持日益增强。
日本进攻西半球所引起的震惊，一度几乎使墨西哥所有各党派都联合起来一致支持政府。左派方面，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劳工领袖隆巴多·托莱达诺，及墨西哥劳工联盟，热烈支持实行征兵制，以及同美国合作的其他广泛的防御措施。虽然极左派早期的一些政策和声明看来是不一致的，但它们却表明了一种一贯支持那些抵抗德国侵略的国家的倾向。它德国人获得1940年的胜利后，隆巴多·托莱达诺向拉丁美洲工人联合会指出，工人们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法西斯主义战斗，而且同美国的友谊正在增强。1941年期间，墨西哥劳工联盟和它的机关报《人民报》又一次强调，抗击轴心国的侵略是拉丁美洲所有国家的职责，但同时又把这场战争称之为一场与美洲利益不相干的反人民的战争，是同墨西哥毫无关系的、相互敌对的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斗争。德国入侵俄国后，隆巴多才指出，这场以帝国主义相互搏斗开始的战争，现已上升为全世界反纳粹法西斯战线这一庄严任务，并号召工人们组成反法西斯的民族阵线。但与此同时，他继续攻击了美国佬的经济帝国主义。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的翌日，隆巴多代表拉丁美洲工人向罗斯福总统发去了支持电。他称这场战争是一场反对野蛮的神圣战争。墨西哥和四大国站在一起。
在极右派方面，辛那基全国联盟和国家行动党两组织的同情态度却不那么明确。隆巴多·托莱达诺和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扬言，这些组织是同纳粹有密切联系，并勾结纳粹分子一起搞地下活动的。毫无疑问，纳粹在极端分子中确实有一些同盟者。这两个组织都是反革命、反民主的，而且是反美的，但这并不就使它们一定成为亲纳粹的。它们的大多数成员，就象整个拉丁美洲的西班牙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