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一株经过大力修剪的树木，唯一留下可自由成长的嫩枝只是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枝茎，簇拥着一枝独立、统一的盖尔人的爱尔兰的花朵。在这个凯尔特族人的黄昏图景中，只能隐隐约约地分辨出外部世界的轮廓。对很多人来说，这种幻梦已显得比当今世界的严酷事实更为真实了。
第四章 介于盟国和轴心国间的西班牙
第一节 1939年9月的形势
（一）内战的后果
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已经持续进行了三年的内战（1936年7月至1939年3月）。这场内战同时又是一场宗教的、阶级与阶级间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间的、地方主义与中央集权间的战争，双方都进行了残酷的鏖战。据说，在这三年内，在战场前线，由于处决和屠杀或是由于饥馑、疾病和空袭，约有一百万西班牙人丧生。获得胜利的国家主义者对于共和主义者始终仇视，共和主义者中有二十五万人依然被监禁着，大部分人在等待审讯。几千名共和主义者已被枪杀，十万以上的人被放逐，社会秩序全靠警察国家的方法来维持。许多歹徒和游击队依然消遥法外，不参加这两大派间的政治斗争的大部分人民的最大希望是西班牙不再回到1936年至1939年的恐怖时代中去。
国家主义者政府似乎不致有遭到推翻之危险，除非西班牙因卷入一场全面战争而陷于混乱，或者建立起来的支持这个政府的不稳定的联盟趋于瓦解。人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了内部的不和与猜忌，特别是在那些由军队、地主、商人、极端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者和支持唐胡安王子的不太反动的君主主义者组成的较守旧的右翼集团，以及那些原来是一种二十世纪“国家社会主义”式运动的长枪党之间，他们把信仰经济与社会激进主义同憎恨马克思主义与蔑视资产阶级民主结合起来。而长枪党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完全协调的。在内战期间，长枪党运动在数量和实力上已迅速增长，它当时在由所有各国家主义政治党派于1937年4月合并成的单一政党中已居统治地位。在1939年8月重新组阁时，长枪党党员又使传统主义者吃亏而获得了胜利；他们在首都和各省市的政府机关内占据了要津；他们的领袖中有一个名叫拉蒙·塞拉诺·苏内的，他是内政部长，长枪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又是佛朗哥的妻弟，因而他很有资格成为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文职人员。这个野心勃勃和目空一切的塞拉诺·苏内直到1937年方才成为长枪党党员，他与其说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倒不如说是一个国家主义者。他在外交事务上已经大量插手，因此，他要取代最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的贝格贝德尔上校的职务，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他一直在竭力发展同轴心国的合作，但是他实际上很害怕德国的侵入，这种恐惧心理他在1939年6月罗马的一次宴会上所作的演说中显露出来。然而对于法国和英国，他却表示了根深蒂固的敌视，据说是因为这些国家驻马德里的使馆曾在1936年拒绝给他的兄弟们以避难权。
虽然长枪党已变得很有势力，但陆军依然是西班牙最强大的力量，身任总司令、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党魁四职的佛朗哥将军，自1936年10月以来，一直以他的沉着顽强的毅力保持了他的地位，而正是他的这种沉着顽强的毅力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安然无恙。他向他敌对的国家主义者集团所作的让步都摆得四平八稳。譬如，他在1939年8月任命了几名新的长枪党部长后，就又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为该党的书记。有一年多的时间，该政府几乎在名义上有两个外交部长，而每逢两个敌对的集团中的一方有一名主要的代表被解职时，一般地跟着就会有另一方集团中的一名主要代表被解职。联合政府就是采用这种方针取得了稳定，尽管效率很差，而由于各党支部同正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重床叠架，事情就搞得愈来愈糟了，另一方面，不久之后又建立起来一种由国家…辛迪加公司组成的统治集团，更加剧了这一混乱状况。另外不幸的是，许多原来在这样的时期满可对国家做出有益贡献的人，死的死，流放的流放，监禁的监禁，或者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予任用。无疑国家在社会服务方面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总的说来，这个政权腐败而又无能，并充满着勾心斗角，对于它那些怀有更大理想的拥护者是惨痛的失望。
行政管理上的混乱以及倾向于自给自足与管制经济的长枪党同具有较正统观点的其他一些国家主义者之间的不协调，使这个因社会革命和战争而遭到蹂躏和破坏的贫穷国家的经济建设更加困难重重。由于缺乏国外进口的原材料，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不光需要进口大量食品，而且也必须进口为国家主义者打算实施的发展计划所需的各种设备。按照西班牙政府缺少黄金和国外资产的情况，要偿付所有这些进口物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因此，在这初期恢复阶段，向国外政府要求信贷就至关重要了。
（二）外交政策及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
国家主义者压根儿无意专心致力于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开始他们就坚持西班牙“志在”海外“帝国”。他们所渴望掌握的领导权，一部分是在“精神”和文化方面。西班牙在国际大家庭中的影响，是要通过同有血缘关系的西属美洲各国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得到增强，同时它也对阿拉伯世界表示了一种友好姿态，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是比西班牙更有资格赢得同穆斯林的相互谅解的。另一方面，西班牙准备全面扩充其陆、海、空三军，并准备建造四艘三万五千吨的战舰，民族主义者也对收复直布罗陀以及扩张其非洲的领土表示了兴趣。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说到要把葡萄牙并入他们的新帝国内。据暗示，西班牙在下一场战争中将不大可能保持中立，而且不应该忽视上帝已赐给他们的战略优势。当时还是外交部长的霍尔达纳伯爵，在1939年4或5月间对新任命的英国大使莫里斯·彼得森爵士说，西班牙无意染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塞拉诺·苏内接着在6月访问罗马时不但要求直布罗陀，而且还要求法属摩洛哥，可是，他又明确表示，西班牙在二、三年内将决不会从事战争。佛朗哥在齐亚诺于7月拜访他时，坚持要保持不少于五年的和平，他对于这一点，比对于西班牙到头来将难免被卷入一场全面战争一点尤其更为强调。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佛朗哥还提醒德国情报机关西班牙没有作战准备。
国家主义者的外交政策和重整军备工作，很受害怕共产主义俄国和国内“共产主义”的动乱的影响。如果我们只要记住这一点，即对西班牙政府和许多决非极端国家主义者或轴心国的拥护者的西班牙人来说，这个文明世界的真正敌人是俄国而不是德国，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班牙的态度就不难理解了。一旦这一设想成立的话，西方大国和轴心国之间的这场战争看来可能只不过是强权政治的一次灾难性转变，或者充其量不过是一场为俄国人火中取栗而被引入歧途的十字军运动罢了。
这一时期西班牙同英国、法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很不友好的，除了西班牙对这三个国家中的二个有领土要求之外，还有其他若干原因，诸如：国家主义者对西方自由主义的仇恨，他们把西班牙之所以被挤出大国行列的责任归咎于西方这种自由主义；他们认为无论英国和法国都不情愿容忍一个强大的西班牙控制海峡；他们对不干涉政策以及共和主义者从这三个国家非正式得到的支持，至少是在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的默许下的支持感到不满；他们害怕西方民主国家目前正力图颠覆国家主义者的政权；他们希望推翻英美的“经济帝国主义”；他们同美国争夺在拉丁美洲的领导权。但是，所有这些敌意并不是针对一方面的，因为在所有这三国中，始终都存在着反国家主义的情绪，而在美国尤其如此，因为它后来在大战年代里的政策上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同美国和英国的贸易能为西班牙提供其迫切需要的原材料、粮食和信贷，而且也可能使它不必过分地依赖德国。英国为谋求重新开放贸易所进行的试探在大战爆发之前一直没有得到西班牙的响应，但是，早在1939年5月，西班牙却已要求美国为它购买棉花给予进出口银行的信贷。美国政府当时提出了某些条件——保证美国商业界获得公平的待遇，撤销扣押美国国家电话公司的资产，释放在为共和主义部队服务期间被俘虏的美国公民——虽然这些条件并未能完全得到满足，美国还是于1939年8月提供了一笔一千三百七十万美元的信贷，为卡塔兰棉织厂供给一年的棉花。在电话公司的争端问题解决之前，美国政府不想签订一项贸易协定，但是，他们对于私人贸易并未加以阻止。
（三）西班牙与轴心国
国家主义者之所以必然倒向德国和意大利，是因为他们具有反民主的政体，害怕共和主义者的反攻，以及对西方大国的不满与要求。此外，西班牙的矿产资源，尤其是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处于对轴心国大大有利的地位。但是，这些关系远远不如当时在西方通常所想象的那样密切，而且，这三个大国的利益在许多地方都是互相冲突的。佛朗哥在内战期间谨慎小心的领导已引起了他的支持者的恼怒，同时，西班牙人既害怕德国的经济渗透，又不能忽视纳粹对天主教会的态度。尽管德国人孜孜不倦地拉拢长枪党党员，并在某些地方颇有成效，但是长枪党党员中的许多人甚至还宁愿把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作为他们的典范。建立一个借以同德国优势相抗衡的“罗马…马德里轴心”的想法，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都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尽管这一想法犹如墨索里尼用以约束极权国家的乱七八糟的其他方法那样，还不外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