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即使对前满洲国皇帝所说的许多话要大打折扣，满洲国政府完全受制于日本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政府有一个以国务总理张景惠将军为首的国务院，下设各部和具体办事机关。但是中央政权的关键机构是总务厅，真正实权掌握在总务长官手里，而这一职务总是由日本人担任的。这个厅下设六科，制定政府的计划，这六科的主管也是日本人。在政府其他各部，虽然名义上由中国人作首脑，但每部都配备一名日本副部长，而且每个部都有自己的总务局，总务局都由日本人掌实权。
过去曾在满洲国政府中任职的一些日本官员，包括培训政府官员的大东学校前校长、宫内府次长以及情报局局长，都被召到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进行答辩。他们尽力设法证明，在满洲国政府中的中国官员曾积极参与制订政策，对各项立法措施可以自由讨论和决定采择。不过，他们在这方面举出的例子，说服力不大强。他们还肯定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从日本人为培训中国官员创办的学校中培养出了一批比较好和比较能干的中国官员，所以日本人给予政府机构中的中国官员的实权也越来越多了。这可能是由于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新占领地区的日本行政人员大感供不应求，因此从日本本国和满洲国抽调了很多行政人员，日本人可能觉得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中国官员是可行的，特别是因为满洲的政权基础比起日本人在其他地方新扶植起来的政权较为牢固。这样做，不会削弱日本人的控制，因为新京政府背后还有由日本的司令官兼大使统率的关东军。他身旁还有宪兵队，宪兵队的主要任务是侦查和处理对政府不满和背叛的行为，它的方法，正如在别处一样，是极其冷酷无情的。司令官兼大使本人对东京的对满事务局负责。该局成立于1934年底，由陆相主管。1942年，该局并入新成立的大东亚省，然而这似乎没有引起什么实际变化。同1931年9 月的著名政变以来的情况一样，日本军队仍然是满洲国的真正主人。
满洲国与华北和日本帝国本部（即日本和朝鲜）一起组成了一个大东亚“内部防区”。1931年关东军占领满洲后，就着手在这个国家内建立起一个大陆作战基地。
为了这个目的，它加速开采满洲的煤、铁，开发水电动力资源。它还准备建立和发展钢铁、化学和军火工业。军队梦想发展由它自己支配的一整套复杂的军火工业，摆脱日本国内大财阀集团的影响，而在满洲国政府（实质上就是日本军队）控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设法从满洲排除日本资本家的影响，同时削减南满铁路公司的权力，尽管这个公司是半官方的。军队希望通过满洲国政府的借贷机构开辟渠道，获得投资基金以发展工业，并通过国营公司实现其野心勃勃的建设规划。但是它不久就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让所谓“新财阀集团”的代表进入满洲。这样。1937年，日本日产公司的头头鲇川义介担任了满洲重工业公司（满业）的总经理。但是鲇川很快就发现自己也陷入了困境。他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援助的愿望，由于中日之间重起冲突而破灭，中日冲突使美国在满洲国投资的可能性成为泡影。接着就爆发了欧战，基本上切断了日本与德国的联系，严重地阻碍了三角（德国一日本一满洲国）贸易协定，根据该协定，满洲国出口大豆以换取德国的机器；欧战还使日本无法从德国获得技术援助，特别是发展合成油工业方面。而且，军队从未容许鲇川自由行动，鲇川发觉他与日本直接扶植的满洲国国营企业经常发生矛盾，还遭到满铁（南满铁路公司）的暗算。1942年12月，他在绝望之中辞职了，由高崎继任满洲重工业公司总经理，军队显然感到高崎比较听话。
尽管在满洲的实际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对抗利益的冲突，但物质方面发展的记录给人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到1941年年底，日本在满洲的投资已超过七十亿日元，据说到1945年曾上升到一百十亿日元，虽然这后一个数字可能是夸大了的。然而尽管有夸大的可能，加以日元贬值，自1931年以来，日本在满洲的投资总额很可能已超过五亿英镑。
日本改进了满洲原有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并建立起一个新的交通网。1937年，他们开始了全面发展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接着于1941年开始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遇到了上述国内外困难；至于第二个，当然无法完成，而且太平洋战争导致日本资源越来越枯竭（特别是从1943年起），计划大受影响。尽管如此，1944年，满洲国已有年产二百五十万吨生铁、一百三十万吨钢锭和七十五万吨成品钢的生产能力，虽然由于燃料和劳动力不足，实际的产量没有能达到它的生产能力。
煤的生产量为二百五十万吨到三百万吨，电力生产大约为三百万千瓦。
应该特别提一提日本在电力生产上完成了两项大工程，因为这两项工程在战后的年代中很出名。一个是位于安东上游四十英里的鸭绿江水坝和发电站。这项工程由满洲国政府和朝鲜总督府共同举办，于1937年动工，打算给北朝鲜的工业供电，也给南满东边道边区的工业供电。大坝高一百六十米，长八百五十米，建成后可构成一个长二十英里的水库。到1941年8 月，大坝竣工，三年后，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
第二个大坝和发电站位于松花江上的小丰满，在满洲城市吉林东南约二十英里处。1937年至1942年期间，又在这里修建了另一个大坝，形成一个长一百多英里的人工湖。到1943年，大坝竣工，安装了五台巨大的涡轮发电机，并开始输电。
即使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关东军已迫于环境，修改了它原来打算在满洲建立一个独立工业基地的方案。太平洋战争迫使他们更加集中力量开采矿产品，运往日本，并生产半成品，运到日本的工厂去加工。满洲的工业与日本的工业就这样紧紧地连结在一起。1944年，取消了日本与满洲国之间的贸易关税，从此，这种贸易实际上就成了内部事务。
然而，随着煤、铁、钢和轻金属生产的发展，出现了生产机器、机床、电气工程设备、飞机、汽车、炸药、化学产品、橡胶产品和水泥等一系列工厂，特别是在沈阳和大连周围地区。1944—1945年间，日本经济状况的迅速和普遍恶化，也影响到满洲的工业、损坏了的机器无法更换，由于中国沦陷区的需要而大量调用了车辆，因而车辆也无法补充。城市缺乏粮食和商品，劳动生产率下降，造成全面衰退。伴随着苏联入侵和随后满洲国垮台而来的是，中国民众不分青红皂白地掠夺设备。接着，苏联当局有选择地搬走了一些机器。除此以外，又发生了国共两党的内战。但是，尽管有这些破坏和损害，日本的成就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日本在满洲建立了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远远先进的工业体系。这对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对待满洲的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虽然1945年以后，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似乎很快被消除了，但是它的经济影响却仍有经久的重要性。
（二）中国沦陷区
从1937年7 月以来日军所侵占的广大中国土地，表面上是在以注精卫为首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下。这个政府是于1940年3 月30日在南京成立的。同年11月30日，这个政府与日本缔结了条约。条约的条款规定了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特别是规定了共同防共；为了这个目的，日本将继续在内蒙和华北驻扎军队，甚至在预期中的自由中国垮台以后也驻扎下去。该条约还规定，在内蒙、华北和长江流域实行“特别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规定日本对中国的交通运输和工业的恢复和发展给予普逾的援助。因此，这就等于是日本在政治和经济上控制了中国，这是日本所拚命追求的目标，也是日本对西方列强挑战的主要动机。条约的一份公开的议定书记录了南京政府谅解月本军队在与蒋介石委员长作战中所决定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条约进一步规定：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地区以外，日本将在战争结束后两年以内从中国撤军。对中日战争的结束，日本有信心地——但错误地——预计是可以早日实现的。
公开发表的条约附有一系列的秘密协议，这些协议进一步把南京政权缚在日本战车的轮子上。特别是汪精卫被迫答应对日本军队的军事行动给予全力协助，并承认日本在内蒙和华北扶植的政权事实上的独立，又答应不同第三国缔结任何有损于中日两国合作这一总方针的协定。
汪精卫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朋友和亲信，自从1938年12月背叛自由中国的事业后，他的生涯就成了悲剧。他徒然地恳求日本人说，把这样屈辱的条款加于中国人，是自找绝路。因为凡是有人格、有名望的中国人都不会抛弃正统的中国政府，去加入这样一个显然是日本的傀儡、日本统治中国的工具的政府。只有对南京作出让步，给予南京真正平等的和独立的地位，日本才有可能使重庆听取日本的安抚和暗中进行的和平建议。但日本人仍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无情勒索。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起先并未使东京的态度有所转变。当美国和英国军队被清除出东南亚，滇缅公路被切断时，重庆的恐惧加剧了，日本对自由中国崩溃的希望相应地增加了。据当时担任东京陆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的田中新一中将说，起初曾计划对重庆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以加速这一等待已久的事件出现。但是，当西南太平洋的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时，原来打算用于这次军事行动的军队，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主要是派去保卫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此计划中的对重庆的攻势从未实现。
直到1944年，日本人满足于争取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