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时，日本军队侵入印度支那，表面上是为了便利日本对中国的作战。接着，在1940—1941年，暹罗进攻印度支那，日本对此进行了干涉。1941年2 月，日本强行调停，结果是1941年3 月11日在东京签订了协定，把老挝和柬埔寨的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土移交给了暹罗。日本是这项协定的保证人，也是条款的实际制订者。
接着，在1941年夏天，作为进攻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准备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袭击了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以直接占领相威胁，在1941年7 月21日迫使维希政府同意它的要求，让它在束埔寨和交趾支那建立空军基地，在金兰湾和西贡建立海军基地，并在印度支那南部驻扎它认为需要的任何武装部队。其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需要共同保卫印度支那，使不遭受假想的、据说有英国支持的戴高乐派的阴谋。作为报答，日本重申，尊重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主权。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就迫使法国总督海军上将德古与日本在印度支那的军事代表团团长绍将军签订进一步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的条款，法国当局同意按照1941年7 月条约的规定，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进行合作，“共同保卫印度支那”。
他们保证维护印度支那的公共秩序，并维护日本在印度支那交通运输的安全。双方还进一步商定，在必要的时候，日本军队可以协助完成这项任务。海军上将德古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日本原来提出的要求不止这一些，但是他把那些原来的要求压低了。这样，他就做到了避免给印度支那边界以外的日本军事行动以任何直接援助，同时也做到了避免让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直接服从于日本人的统辖。他还做到了使日本在印度支那的侨民服从法国的法律和管辖。
这个奇怪的局面就这样定下来了，在这种情况下，自命为反对西方、维护亚洲独立的战士的日本，却以合作为名来维护法国在亚洲的一个属地。当然，这对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假如日本人推翻了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政权，他们很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混乱，因为他们自己无法配备所需要的行政人员来有效地统治它，而安南人和柬埔寨人则效率不高，或者是靠不住。日本人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是，在他们驻在马来亚、暹罗和缅甸的军队的后方的某一国家里发生严重的混乱。而且，印度支那是粮食和原料的重要来源地，这个国家内地的任何混乱都会有损于这些重要商品的收集。因此，同维希保持假合作，保存当地的法国政权，至少是暂时符合日本的利益的。这个政权可能会变成障碍物，但是只要盟军离印度支那很远，这个政权就不敢对日本公开作战，也不敢把对日本提出的要求反抗到公开冲突的程度。当这方面的形势变化了的时候，日本的政策也改变了，正如以后我们会看到的那样。从1940年夏季起任总督的海军上将德古，对印度支那的形势不抱任何幻想，对日本人在被迫的情况下会做的事也不抱任何幻想。只要维希政权存在，他就是维希的坚定的支持者；从他的回忆录里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既不爱戴高乐将军，也不爱英国。但他是一个爱国的法国人，他迫切地要为自己的祖国尽职。他认为自己的责任是在自己敢于做到的范围内抗拒日本人，必要时则迁就他们的要求；玩弄他手中唯一的一张好牌——日本人希望避免破坏他的政权——使这张牌发挥其最高价值。这样，他希望把总督府维持到日本人在战争中遭到失败的时候，那时也许可作出和平撤出日本军队的安排，用这种办法为法国保存这块殖民地。他知道，假如激怒了日本人，日本人搞掉他的政权，建立起安南人的和柬埔寨人的政权，那么，和平恢复法国政权的机会就很小了。以后的事件证明，他这样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德古处于一种特别困难的地位，因为他不仅要对付变化莫测的日本人，还要对付安南人的骚乱，对付中国人的阴谋，对付戴高乐主义分子不顾他的愿望而进行的抵抗活动，还要对付盟国，特别是美国。因此，最后他失败了，他的政权被推翻了，这也并不奇怪；值得往意的是，他居然尽可能长久地维持了这个政权。日本人构成一种一直存在的威胁，因为德古很清楚地知道他们不信任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事情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推翻他的政权。日本人给予安南民族主义一些鼓励，特别是支持高台教运动。这个运动在1926年就已著闻，它是东西方哲学和宗教的混合物，搞了一个模仿罗马天主教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发展了民族主义的雄心，因此遭到法国当局之忌；但是除此以外，它的观点是保守的，反共的。这一特征使得东京给它一定程度的鼓励和支持。
即使日本人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把法国政权消灭时他们并不想采取这种措施的话，他们也不可能防止这个政权之被损毁。以征服者的全副傲慢姿态出现的日本军队和随之而来的日本侨民都大肆掠夺，这两者都使法国人在被他们统治的人民心目中降低了威望，并增加了人民中的骚乱。这种骚乱由于许多日本军官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这些军官深受反欧亲亚宣传的影响，摆出安南独立的支持者的架势，抓住一切机会侮辱白人，这样，“合作”的外表很快就磨损得很薄了。德古竭尽所能来对抗这些倾向。1943年7 月，在上海颇有名望的、长期以来宣扬泛亚主义的人物松井石根将军访问了西贡。他是以个人身份来了解关于印度支那的情况的，但他在演讲中攻击法国政权，鼓吹，亚洲是亚洲人的“这种主张。当德古向东京抗议松井的活动时，他得到回答说，日本政府没有授权松井这样做。但是没有官方的默许，松井是不会被允许到西贡去的，更不用说做出这样的行动了。这样的事件也许是由日本制造出来的，作为一种刺激，要德古进行更大的”合作“；这些事件也可能是东京方面意见有分歧的迹象。但是在1943—1944年间，预料中的日本进攻并没有发生，因为日本南方故区最高司令官寺内寿一——顺便提一下，他和东条英机不是好朋友—
—不希望印度支那有任何大动荡。德古相信日本外交代表芳泽谦吉在采取温和态度方面起了作用。根据德古的判断，老资格的外交官芳泽谦吉对日本军方首脑心怀敌意。当芳泽谦吉被召回，在1944年11月离开时，他给这位总督一个暗示说：长期预料中的日本突袭很快就要发生了。
中国政府的态度是另一个经常使德古担心的因素。1941年12月中国政府正式向日本寅战时，它通知维希政府说，中国希望能在印度支那获得同日本同样的方便，在必要时中国军队将进入这个国家。德占获悉这一事情后，就向维希政府告诫说，中国如果企图强行进入印度支那，就很可能会激怒日本人，使他们推翻法国的统治，而完全控制印度支那。他说，这将对中国和美国都不利。维希显然领会了最后一句话里所包含的暗示，因为德古的告诫由法国大使亨利·埃耶传给了美国国务院，也传给了当时正在华盛顿的宋子文。不知是为了这个原因还是因为蒋委员长在其他地方已经穷于应付了，所以中国没有企图侵入印度支那。
然而中国人支持了安南抵抗力量的领袖，那些领袖的政策对日本和法国都是敌对的。1941年，共产党人建立了一个组织，称为“越南独立同盟”，根据安南文的缩语简称为“越盟”。1942年，中国人帮助安南民族主义领袖们在中国华南的柳州召开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的结果是使这些领袖们结成一个联合组织，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越盟的首脑胡志明后来成了这个组织的领袖。这个组织取名为“越南革命同盟会”。它的纲领是抵抗日本，摆脱法国统治而取得独立。它企图在印度支那煽动叛乱，并取得同盟国政府的承认。共产党人是这个同盟会的各团体中组织得最好的，但是共产主义思想暂时处于隐蔽状态。
德古非常急于防止任何内部骚乱，也急于镇压那些他未能防止的骚乱，因为不这样做，会促成随时可能发生的日本发动的政变。1941年12月，德古成功他说服绍将军把守卫东京（越南）与中国之间的边界的任务交给法国军队。这样，他希望能在日本和中国军队之间保留一个缓冲地带，也希望能为法国军队在必要时留下一条逃跑的道路。因此，他希望在形势许可之下同重庆保持尽可能好的关系。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与法国驻中国大使科斯默意见抵触，科斯默显然相信日本最终会胜利，为了与东京和解，科斯默要求维希承认南京政权。德古强调采取这样的步骤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合适的。他成功地阻止了对南京的正式承认，尽管法国有一名外交代表驻在那里。
1943年10月，合法的中国政府与维希断绝了关系。不久，佩科夫将军作为当时在阿尔及尔的解放委员会的代表来到重庆。德古本人并不想参加解放委员会，何况，如果他采取了这一个行动，将会加速日本对他的反对。但他与佩科夫将军暗中联系，敦促佩科夫向阿尔及尔方面强调必须避免中国或同盟国入侵印度支那。德古说，他收到阿尔及尔的回音，告诉他解放委员会理解这一局势。据德古说，自此以后，解放委员会就不再鼓励德古的部下离职去参加启由法兰西运动，而相反地要求他们坚守岗位。德古还说，关于日本在印度支那军事力量的情况，他有情报定期送往重庆。
各抵抗组织建立了秘密电台，德古说这是违背他的命令的。但是事情很清楚，由于维希的寿命显然已屈指可数，德古对他部下的权威也是一天比一天下降了。
另一件使总督不断烦恼的事是美国对印度支那进行空袭。他抱怨这些空袭对秘密发去的关于在这个国家内的日本军队和军用仓阵的情报不加理会。许多城镇被炸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