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在日本军事占领区内被控告有罪的日本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并且在曼谷设立了一个联合军事法庭来处理这些人的案件。这样，日本人就能够对中国人和印度人施加压力，使之加入亲日组织。的确，在一段时间内，曼谷曾是日本扶植的“自由印度”运动的总部。
一般说来，暹罗人对日本人没有什么好感；而他们对日本人的厌恶却由于日本的军人和侨民在这个国家中的所作所为而加剧了。日本军队经常用军用票，包括53他们自己印刷和发行的暹罗纸币，来购买食品和其他物资。这导致了对纸币的普遍不信任，和随之而来的物价上涨。中国商人和贸易团体随即进行囤积和投机，特别是囤积大米，结果使得曼谷和其他城市里粮食缺乏。日本侨民蜂拥进入暹罗，在亲日的和贪污的暹罗官吏的帮助下，他们共同控制了——实际上自然是意味着日本人控制了——许多国营企业，例如暹罗大米公司以及造纸和纺织企业。暹罗的主要物产大米的出口。为三菱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所垄断。所有这些引起了惊慌和不满，而对退罗独立地位的忧惧情绪也随着日本文化宣传的加强而增长，特别是在1942年10月在日本东京签订了日本一暹罗文化条约以后。这个条约规定：暹罗应为日本文化机构的活动提供方便，并转播日本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它又规定双方将交换研究人员、学生、书籍、小册子和电影。这样一来，关于大东亚战争的宣传和关于日本负有把亚洲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使命的宣传，在暹罗到处泛滥。此外，还有一个推广以日语作为暹罗国内受教育阶级的第二国语的运动，但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效。
暹罗与日本结成同盟所带来的经济上的后果，使它们之间的疏远程度进一步加深了。1942年4 月，以财政部长乃瓦尼奇·巴那南达为团长的暹罗经济代表团到东京访问，想设法从日本进口工业消费品和主要物资，因为这时暹罗已不可能再从英国和美国获得这些东西；同时并洽谈向日本出口暹罗大米、橡胶和锡的问题。乃瓦尼奇在东京说，在战前，当日本难于得到橡胶和锡这一类“战略”物资时，暹罗曾帮助过日本。由于暹罗的经济命脉过去一直依赖于从目前因战争而切断贸易联系的那些国家的进口，所以现在暹罗希望日本向它出口物资，特别是钢铁和化学制品。
然而乃瓦尼奇是处在一种不利的情况下与日本进行谈判的，因为现在日本已可从别处得到大米、橡胶和锡了。而且，由于日本正在进行战争，它只有极为有限的工业品可以出口，即使它很想这样做。当时日本很大方地作出许诺，于4 月22日与暹罗经济代表团达成一项经济协定。这项协定规定了暹罗货币（铢）与日元之间的兑换率，使铢大大贬值；铢在黑市上的兑换率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几年内。
日本方面答应给暹罗增加出口物资，并将价格保持在原有的水平上。但是，特别是在海运损失日见增加时，日本无法满足暹罗的要求了，暹罗队日本进口的物品变得货色既少而价格又贵。另一方面，日本起初的确购进了大量的暹罗大米、橡胶和锡。
可是由于暹罗在日本银行中的信贷帐户在战争期间一直被“冻结”，因此暹罗不能从贸易的顺差中获利。而且这样的时刻很快就到来了：即使日本很需要暹罗的原料，但也无法运输这些物资；结果，那些物资就大批堆积在曼谷仓库中。所有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并不是日本人特意制造出来的。不管怎样，以上这些情况与日本发言人所描绘的大东亚共荣圈的灿烂景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日本除了在暹罗国内驻扎大量的守备部队以外（当战争进行下去，人民的不满情绪增长时，守备部队增了），还在这个国家内设立了许多战俘营，把澳大利亚、英国和荷兰的士兵赶进战俘营里。暹罗人民常常尽他们力所能及，对这些不幸的人们表示同情和关怀。这些人中，数以千计的人葬身于暹罗北部的丛林中，因为在1942年6 月，日本帝国司令部命令建造一条暹罗—缅甸铁路。这条铁路将把缅甸南部的丹漂扎耶同在曼谷—新加坡铁路线上的万磅连接起来。7 月份进行了线路的勘测工作；通过同暹罗谈判，签订了建造这条铁路的协定之后，11月份日军开始动工。这条铁路从暹罗和缅甸两端同时施工，本来打算于1943年底前竣工。那年2 月，日本统帅部为海运损失不断增加而担心，希望利用这条新建铁路进行弥补，因此命令提前在1943年8 月底前竣工。但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因为这条线路要横穿一些世界上最险峻的山脉和最密集的丛林，这些地方经常是酷暑，并有暴雨袭击。没有掘土机器和适当的工程设备；建造这条永久性的铁路，几乎完全是靠体力劳动进行的。
为此，日本55人就利用他们的战俘和大量的泰米尔族、缅甸、爪哇、安南、马来亚和中国的劳工。这些人一部分是被强迫来干活的，一部分人是被诱骗来做工的，日本人骗他们说，工资高，待遇好。实际情况完全相反。那些不幸的欧洲和澳大利亚战俘被日本和朝鲜看守兵残忍地驱使，吃不饱肚子，住的是帐篷，这些帐篷，特别在雨季，经常泡在水里。饥饿和疾病无情地夺去了他们之中许多人的生命，虽然他们努力维持某些卫生标准，尽力救治病人，并且振作起精神。那些缺乏自助传统、被日本人完全看作是牺牲品的亚洲劳工，生了病就只好等死；的确，他们象苍蝇一般大批死去。全长四百十五公里的“死亡铁路”，于1943年10月17日竣工。当铁路竣工时，日本人举行了一次宗教仪式，来悼念那些在建造这条铁路时死去的人。当然，这对于那些骨瘦如柴的幸存者来说，似乎是一个侮辱性的嘲弄，特别是当日本人对他们说，他们一直在令人满意地工作，并且一直得到日本车队公平合理的待遇时，他们的感情如何，是很可想象的。
日本人自己估计，建造这条铁路，他们自己的兵士死一万名，战俘死亡人数与此相等，劳工死三万名。日军死亡的人数这样高，令人难于置信，而对后两者的数字估计则肯定是过低的。在建造这条不祥的铁路时，各国战俘死去的大概有一万二千人以上，劳工死去的约有二十五万人以上。
暹罗民众亲眼看到这些事实，知道“共荣圈”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们对日本人一点好感也没有。但是在1942—1944年期间，日本和暹罗之间的官方关系表面上仍然是亲密的。1942年4 月，曼谷派了一个特别代表团前往东京，由披那拍凤将军率领，此人在1932年的军事政变中曾担任重要角色。在东京，代表团受到天皇的接见；代表团公开表示对日本非常友好，愿意在建立一个新亚洲的斗争中共同合作。
日本也派出一个“大型亲善代表团”前往曼谷进行回访。这个代表团由曾任首相和外56相的广田弘毅率领。代表团于7 月中旬到达暹罗首都，并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在这期间，双方互相交换了更多词藻华丽的声明。披汶·颂堪请广田带一封信给东条，感谢他派代表团前来，并说希望日本首相能亲自对暹罗进行访问。其他一些友好的表现，包括在1942年6 月29日派了一名暹罗公使去满洲国，7 月7 日暹罗承认汪精卫政权，以及7 月11日在西贡缔结了暹罗一印度支那边界协定。这一边界由日本、暹罗和法国三方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测量和立界标。
这样，日本保证暹罗占有在1941年由日本强行调解而给予它的老挝和柬埔寨地区；但是，尽管在签订同盟条约时作过秘密的许诺，东京似乎不急于授给暹罗更多的领土。在1943年春天，似乎有迹象表明披汶·颂堪和他的内阁对这个问题有不满情绪。同年4 月，大东亚相青木一男访问了曼谷，并和銮披汶以及逼罗外交部长乃威集进行了会谈。关于这些会谈，公开宣布的只是双方在进行战争方面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但在青木返回东京后不久，根据后来东条于1946年在国际军事法庭上所作的供词说，东条提出了把北方的四个马来邦（玻璃市、吉打、吉兰丹和丁加奴）
送给暹罗的问题，这四个马来邦是英国在1909年从暹罗割去的。他还提议公认暹罗对景栋和孟板两个掸邦的主权。东条说，他遭到在曼谷的日本军方的反对，但他克服了这一阻力。可能日本在马来亚的军队也对此不满，因为把信仰伊斯兰教的马来亚人置于信仰佛教的暹罗人的控制之下，在这个国家造成了不好的后果。
1943年5 月31日，在御前会议上正式作出决定。把这四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交给暹罗。6 月15日，东条对日本国会说，暹罗克服了重重困难，正在勇敢、兴旺地向前迈进。为了促进同泰国更密切的联合，我们坚决给予它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最大限度合作。而且我要宣布：日本同情泰国民族的愿望，并准备向它提供新的合作。7 月13日，东条访问曼谷，会见了銮披汶。两天以后就公开声明，四个马来邦和两个掸邦将移交给暹罗。8 月20日，一个正式的移交条约在曼谷签订。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那些领土并入暹罗，并准备在条约签订后六十天内结束日本对这些地方的管理。根据条约第四条。有关各邦的现有边界线仍保存原状。
当这个条约在日本枢密院调查委员会提出来讨论时，它遭到一些成员尖锐的批评。反对者说，既然日本对这些领土并没有合法的权利，那么它就无权把它们割让给暹罗。这一步骤在世界上将引起不利的反响，因为它将给人们一种印象，即日本把它已征服的国家看成是由自己永久占有。这就与日本政府否认自己打算并吞这些占领地区并表白自己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它们，是自相矛盾的。但是东条坚持移交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