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教训必将成为芬兰人指导今后行动的方针。
芬兰投降之后，由于芬苏边界的后移，由于芬兰把它南海岸上赫尔辛基以西的波卡拉半岛的一个基地租让给了苏联，由于苏联取得了从芬兰湾南岸起直到加里宁格勒（哥尼斯堡）并包括加里宁格勒在内的波罗的海东岸各地，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都已从德国移到了苏联手里，因此，苏联政府十分放心：今后与苏联为敌的西方任何侵略者想要象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利用芬兰作为进攻列宁格勒的“跳板”，在战略上是再也办不到的了。再者，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波罗的海对岸的瑞典保持中立，不但是增加了一重安全保障，而且也是苏联对芬兰较为宽大的一个特殊的理由，因为，要是苏联把国际棋盘上的这个小卒吃掉的话，瑞典看到俄国人这一步棋威胁太大，可能会因此而投入西方盟国的阵营寻求保护，对此俄国人是不能不有所顾虑的。
而芬兰人呢，他们对俄国的反感并没有消释——这种反感还是在1890年前后到1918年之间由于一再要使芬兰俄罗斯化而种下了根子的，1939年以后又由于两次俄芬战争而进一步加深了。但芬兰人已经认识到，他们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苏联手掌之中，现在是这样，今后还将是这样，因此他们如果还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的话，今后必须小心谨慎，避免做出任何会引起俄国人疑心的事情，也只有在这个前提条件下，俄国人才愿意让他们保留这份独特的权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世界其他部分被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时，苏联在斯堪的纳维亚这一段交界地区的表现是很不错的，不但对它过去的敌国芬兰是如此，对它的盟国挪威和丹麦也是如此。对于这两个盟国它都扮演了西方那种含意的所谓“解放者”的角色，红军赶走了挪威极北地区和丹麦波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国驻军之后，都及时撤出。因此在斯堪的纳维亚，那不可避免的重组过程终于获得了一个使有关各方都比较满意的结局。不幸的是，在另外那一段大得多的交界地区，即从波罗的海南岸直到黑海西岸和亚得里亚海东岸的欧洲半岛整个颈部地带，情况就没有这样良好。在那里，苏联要取得军事上的安全保障比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困难，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处境也不是那么有利。不错，捷克人和塞尔维亚人跟芬兰人不同，他们对旧敌哈布斯堡王朝的传统仇恨，遗下了一股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感情，把他们同俄国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塞尔维亚当权的那一派，今天有双重的理由同苏联关系格外密切，一是他们都信奉共产主义，二是南斯拉夫需要俄国人支持他们对的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波兰人、马扎尔人和罗马尼亚人，其敌视俄国则都不亚于芬兰人，而且对俄国人来说他们也肯定要比芬兰人难弄。这三个民族都明显地缺乏现实主义的常识，而芬兰人则正是凭着这种现实主义的常识，才奇迹般地赢得了俄国人的信任。罗马尼亚人可能性格柔顺些，但是马扎尔人的倔强，波兰人的既死硬又不现实，则都是出了名的。
“希特勒的欧洲”解体以后，俄国人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兰便面临着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难题，其不易应付，同英国人在希腊碰到的问题不相上下。不过，英国人在希腊终于搞得比俄国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的任何一国（芬兰除外）都成功。由于希腊各个派别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而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又决心要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这就促使英国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港的市内和周围一带对希腊全国人民解放军采取了军事行动；丘吉尔也从不讳言，为了挫败共产党在希腊搞突然袭击的企图，只要有此必要，他就打算在希腊动用英国的军事力量。但英国人在希腊一旦在战场上击败了希腊共产党人之后，也就达到了迫使其就范的目的；随后，他们又充分利用了共产党人的过火行为在希腊所引起的反感。在这样一种改变了的气氛下，英国运用外交手腕，使希腊举行了一次大选；以希腊当时激烈而又充满报复情绪的政治空气而言，那次大选的投票情况也许可以说已是最近乎自由的了，大选结果，反共分子赢得了多数票。相形之下，苏联对待划入其势力范围的各国，除芬兰外，手法都极为拙劣，往往自打嘴巴。诚然，红军从来没有象英国军队在希腊那样同卫星国内的哪一派公开打过仗；因为，1948年南斯拉夫同苏联发生争吵而闹翻时，俄国人并没有试图用武力把南斯拉夫拉回来；而在其他有关各国，红军都牢牢控制着局势，任何反共派别都无法同它打上一仗，见个高低。可是，俄国人最大的成就也仅是避免了公开的战斗而已。在政治方面，他们不但没有把敌人争取过来，反而连朋友都给搞得离心离德了。
铁托元帅同俄国人向来有种种感情上和利害上的联系，而俄国人却把他逼上了造反的道路，这是他们在东欧和中欧最大的一次惨败。从西方的角度看来，仅次于此的另一个严重失着是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所执行的政策，在那里他们搞掉了贝奈斯的政权，因而失去了捷克资产阶级的好感。可是，俄国政策上的这两个岔子都出在1948年，也就是在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争吵已经闹到了沸沸扬扬的那个时期。这两件事是争吵的后果，不是争吵的原因。在当时的形势下，俄国人不敢再冒风险，一心想的是加倍小心为上；他们之所以拧紧螺丝，致使铁托要维护其独立，又使贝奈斯失去其独立，其动机都可以用这一点来解释。那时贝奈斯的确也和铁托一样，是有迫切的理由要同苏联保持牢固的同盟的，这跟泛斯拉夫情谊之类的感情因素是两码事。凡是捷克人，不论属何党派、属何阶级，都对1938…1939年间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时英国和法国都不肯援手，至少是没有能够拯救捷克斯洛伐克，使其免遭德国的吞并，而在这两个西欧大国同希特勒作成的那笔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交易中，苏联是没有参与其事的。而且，后来到1945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护”解除之后，在贝奈斯领导下重建起来的全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个自绝后路的行动——把国内人数众多的日耳曼少数民族除留下极小一部分外统统驱逐出境。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在欧洲胜利日以前的经历也好，在胜利日以后采取的行动也好，都理应使其对红军有所依赖，把红军看作是防备德国复仇的唯一可靠保障。但是尽管如此，俄国人一定还是担心，既然俄国与西方间的关系已经公开破裂，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不得不作出不愉快的抉择的话，贝奈斯领导下的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只怕会站到西方一边去。这一担心是否有根据，姑且不论，总之，俄国人准是因为存着这份戒心，所以在1948年才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行事。
至于俄国人为什么要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各个非共产主义政党实行“划一化的革新”，这就不那么容易解释了；因为，这两个国家中都普遍存在着希望实行彻底变革的强烈要求，虽然这些激进分子的宗旨并不是要在保加利亚或匈牙利建立共产主义政权，但其革命色彩已极强烈，为此激进分子担心反革命势力会进行反抗，因而他们就赞成同苏联友好，如果这样往后就能取得俄国人支持的话。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当时正需要俄国的支持来实现其革命纲领这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局势中有利于苏联的一个因素，因为当地的这种革命势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同过去决裂，因而也势必能提供一个机会，可以把匈牙利人传统上对俄国所怀的敌意和保加利亚人传统上对俄国存有的疑虑一并消除。可是事实证明，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俄国人政治手腕不够精明，不能利用这一机会，更正确地说也许是不愿意利用这一机会。他们本来很可以运用外交手腕促使当地的非共产党政权自愿亲俄，从而充当这些政权的保护人，以谋取苏联在军事上的安全保障。不过，俄国人在保、匈两国的行动并不是导致苏联同西方破裂的决定性因素，真正的症结所在是波兰，而在波兰问题上，要找到一种能使西方和俄国的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解决办法，的确是困难的。
在英国和美国看来，苏联对待波兰的态度是检验苏联总的意向的“试金石”，这有好几个理由。理由之一是，1939年英国就曾把德国在波兰问题上的表现看作是检验德国总的意向的试金石。当时就是因为英国向波兰作了一旦波兰遭到德国侵略即予援助的保证之后，德国却侵入了波兰，英国才对德宣战的。然而，英国并没有作过决不允许苏联侵占波兰领土的保证，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绘欧洲的政治地图时，对于波兰兼并那一片以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为主要居民的领土，英国曾表示反对，这是记录在案的（当时苏联由于暂时力量薄弱，不得不屈服于波兰向东扩张的领土要求）。英国人当时就已施展其政治手腕，确定了一条线，提出波兰的东部边界就应当在这一线，因为该线以东的居民就大都是非波兰人了；而一当“希特勒的欧洲”加速瓦解，俄波边界问题重又提出来时，俄国人也施展其政治手腕，机敏地选中了英国人早先提出的这条“寇松线”，作为苏联向波兰索取的领土的西部边界，后来使丘吉尔和罗斯福同斯大林搞坏关系的波兰问题，所争的并不是这条边界。斯大林要求以寇松线作为边界，他们两人都是默认的，丘吉尔还极力劝说波兰人，要他们也乖乖的同意这条界线。在波兰领土问题上，西方政治家同斯大林的唯一的重大争执，在于波兰应从德国取得多大一片土地，以补偿它要割让给苏联的介乎寇松线和里加线之间的那片领土，而这一争执的起因，则是由于西方政治家不同意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