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力量均势
1939年3月15日晚，希特勒进军布拉格，这是德国在表面和平时期领土侵略的高潮。连续五年之久，德国并未开战，就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控制了欧洲并使欧洲陷于恐怖之中。在过去的一年，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的乡间别墅成了欧洲外交的中心。也如同埃斯库里尔修道院和凡尔赛宫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中心一样。也如同菲立普二世于1580年占领葡萄牙和路易十四于1681年夺取斯特拉斯堡一样，德国于1939年3月并吞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是一个极度强大的国家兵不血刃便取得的最后一次扩张主义的胜利，当时，对保持力量均势的关心恢复缓慢，尚未产生一个足以抗衡的巨大联盟与之大动干戈。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根据民族原则建立了许多小国，并通过国际联盟促成国际政冶的法制化，可以认为列强在国际体制中已经多少失去了原先的优势地位。在三十年代，大国重新宣称它们应有主宰地位，到了1939年3月15日时，战争与和平的最后决定权看来再次由它们，而不是由大多数国家所掌握。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领土问题最终地重新解决以来，小国之间发生过几次冲突，但是只有两次达到战争的规模，即1932至1935年的玻利维亚与巴拉圭的冲突和1934年的沙特与也门战争，而上述两次战事恰巧远离大国争夺的地区。但是国际暴力行为连续不断地发生，而且因果连锁，势头有增无减，直到希特勒夺取布拉格。这些暴力行为都是大国干的。日本于1931…1932年征服满洲，意大利于1935…193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日本于1937年侵略中国，以及德国本身一系列的侵略行动，其顶点是1939年3月15日征服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也正是由于列强的干涉，西班牙内战（于同月才结束）曾扩大为一场国际性危险。一场地方性冲突是否会发展为全面战争总是取决于列强的态度，因为全面战争的定义是所有强国都参加的战争。到1939年为止，强国心理上的优越地位是如此显著，以致是否该有地方性冲突都取决于它们。
1919年曾经试图在国际联盟行政院常任委员的形式下限制大国的集体权威。大国很快就扔掉了这种法制的束缚。有的强国没有参加国联，有些退出国联，而那些保留会籍的却发现它同国联以外的强国的共同利益，超过了它们同国联内部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早在1923年发生科孚争端的时候，列强作为最高政务会的趋势又重新出现。它们如有必要就牺牲小国的利益来操纵国际局势，就象十九世纪的欧洲协约那样干。这一习惯性趋势体现为1933年的四国公约，1935年赖伐尔…霍尔计划，和英国的绥靖政策，而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上达到顶点。但是强国之间的闭结一致从来都不比炸弹上的薄薄的外壳更牢固些。作为各自的私利冲突高涨的一个症状，作为脱离团结一致之前的一阵痉挛，在国际危机中它们对共同利益的意识变得极其敏锐。1939年3月15日标志着一个顶点；当此之际，强国的两个联盟间共同利益的伪装终于放弃，而承认了它们自身利益的相互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此时大国分为三类：西方国家，反共产国际国家，苏维埃俄国。西方国家这一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的盟国的余党，这一措词主要指的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资历较高的民族国家，它们之间的敌视曾在很长时间内左右欧洲的政局，直到十九世纪双方都受到跻身于西方大国体制的新兴的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威胁时为止。俄、德是缺乏或者不接受西方文明的传统的。美利坚合众国由于一种微妙的历史联系和政治思想上的一致而同它们组合在一起。但是它们共同的理想并没有排除过去的敌对，而且不能说如果当初世界上只有这三个大国，那么战争的危险就可以消除。1939年使西方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共同理想的是它们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它们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胜利者，不论彼此之间各怀异志，而且不负责任，却支持由于战争而形成的国际权力的划分和据此而建立的国际体制。归根到底，这样就使它们同反对上述国际协定的国家分离开来。
尽管如此，西方国家内部和它们之间都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论它们的根本利益是否真的相同。三国之间的力量分布得很不平衡，而那个时期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力量与所承担的维护所有三国从中得到好处的国际体制的责任适成反比。法国对于对外关系中明智的自我利益或许有最为清楚的了解。但是，它在三国中资源最缺乏，地理位置最易受到攻击，成为盟主的机会最少。英国处于中间状态。它比法国在实力上要强些，虽然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世界霸主地位现已让给美国；它象法国一样是国联的成员，但是尽可能只承担在欧洲大陆的义务。但是自从德国重新武装莱茵兰以来，法国和英国开始步调一致；1936年3月9日英国保证援助法国，终于明确承认了两国在欧洲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美国在西方国家中是不可比拟地最强大的和坚不可摧的，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不与西方国家往来而退居孤立地位，拒绝承担美洲大陆和及其太平洋岛屿以外的政治义务。这样英国和法国就不能指望得到它的支持，它们的缺乏洞察力的敌人，也就容易认为它们不会享有美国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政冶家们设想，此后英国政策取决于美国政策，至少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是这样，但是他们不能断言，在美国政治家那一边是否也这样想。一个国家可以得出结论，它的政策取决于另一个和它并不结盟的友好国家的政策，但是它不能由此推断那个国家的政策也基于相应的原则，当另一国更强大并有更明显的行动自由时就更是如此。1939年春，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当中，或许只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莱茵边境的安全不仅是英、法而且也是美国的根本利益，那个人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而他也肯定是唯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尽管他受到国内公众舆论对他施加的限制。
与西方国家对立的是反共产国际公约的三国。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意大利和日本是战胜国中最弱的和最不满的，投入了反叛者阵营。这三个国家都因不满和贪欲而联合在一起，在西方的眼光中，它们也许象是侵略国家的偶然性凑合。但是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就象西方国家一样，是历史力量的表现。德国和意大利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是欧洲大国中最新型的国家，也是政治上最受到妨碍的国家。此外，它们新近的民族主义以及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相互憎恶和轻蔑，可能使古代德意的联系变得模糊不清了，那可以追溯到十二个世纪之前英法两国都不存在的时期。纳粹向鄂图帝国的传统呼吁，应当同时又出现德国同那一个最先给予德国国王以皇帝尊号的国家的联盟，这是很恰当的。如同德国和意大利是欧洲最新的强国，日本是所有列强中最新的强国，而且是唯一业已以取得这一外交地位的非西方国家（俄国除外）。德国和意大利羡慕和忌妒其他西方文明伙伴的成熟、财富、成就和文明，日本也同样羡慕和忌妒整个西方世界。德国和意大利作为落后而不幸的子孙在这个集团内表示不满，而日本作为早慧的学徒在这个集团外表示不满。因此这三个国家在否定西方传统上，在奉行狂热独裁的民族主义上，思想是接近的。
但是在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之间，如同在西方国家之间一样，正是共同的国际利益提供了基本的链条。它们是无产阶级国家。它们昭示的目标是革新世界：“建立和维护事物的新秩序”。这就意味着领土的再分配。“我们不可结成单纯防御性的联盟。没有必要组织这样一个联盟，因为没有人想要进攻极权主义国家。相反，我们愿意缔结一个改变世界地图的联盟。”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伙伴关系先天地就限定为侵略集团。它们的共同利益就是单纯地掠夺，它们的共同思想就是彼此不能相容的民族利己主义的主张。它们并不忠于一个共同的传统，拒绝接受政治道德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西方国家之间则用来缓和实力分配的不平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间的相互关系是绝对的赤裸裸的势力关系。德意之间结盟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在谁是狮子，谁是豺狼这个问题上不存在问题，而德国同日本的合作关系虽然有时看起来受到地理位置的妨碍，但实际上它们受到整个苏联和英国在印度洋势力范围的分隔却是它们盟友关系的有利条件。
第七个大国苏联站在上述各集团之外。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牺牲者，德国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强加于它的和平条件，比起西方同家后来加诸德国的和平条件无可比拟地要严酷得多，而且在战后的最后解决中，俄国失去的领土要比除匈牙利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大。俄国是第一个革命国家，废除了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一切西方传统，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受到其他国家的畏惧、掠夺和隔绝。因此，俄国同反共产国际的国家具有类似之处，所以反共产国际的国家签订了1940年的三国公约之后，立刻进行关于苏联加入该公约的谈判，这并非先后不一致。俄国同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家一样，对待西方文明持矛盾的态度。它接受西方文明，成为最早的皈依者。它进入文明大国的行列比日本约早两个世纪，比普鲁士早一代。俄国象意大利一样，也有政治上、文化上依赖德国的传统：俄德联盟一直是不融洽的，但是自从奥托曼王朝在十七世纪末叶衰败之后，俄德联盟一直是东欧历史的主题。俄国作为拜占庭的传统的继承人，怀有救世主的使命感，自认是世界领袖和衰退中的西方的取代者。而正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二十世纪鼓舞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