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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老兄，这可不好。”乔纳森说。
“难道我不知道吗。”
“你最好希望你不会被抓到。关于十一月放出来的那批一百八十亿美金的合同，我已经听到了不少故事。如果国会为此举行听证会，我不会感到吃惊。”
“我能不能告诉什么人呢？我甚至不想要这笔钱，除了我欠康妮和银行的那部分。”
“你这个想法很高尚。”
“我不能赔掉康妮的钱。你知道，这是我做这件事的唯一理由。不过我在想，你能不能把正在发生的事告诉《邮报》的什么人？比如说，你从某位匿名者那里听到了风声？”
“如果你不想站出来，那就不能这么做。而如果你不介意出面，你知道谁会被抹黑，不是吗？”
“但是如果我来做那个揭内幕的吹哨人呢？”
“你一吹响哨子，肯尼就会抹黑你。LBI也会抹黑你。他们的预算里有专门为抹黑吹哨人拨出的款项。你将成为完美的替罪羊。帅气的大学小伙倒卖生锈的卡车配件？《邮报》绝不会放过你的。不是说你的想法不值得赞扬。不过，我强烈建议你不要出声。”
在他们等待那肮脏的八十五万美金从支付系统中转过来的同时，康妮在一家短期工中介所找到了工作。而乔伊在看电视、打电游中惶惶度日。他试图学习做家务、计划晚餐并出去买菜，但就是最简单的去超市的短短行程都让他精疲力竭。这些年来一直不肯放过他身边女性的抑郁症，似乎终于找准了猎物，并牢牢地咬住了他。他应该告诉家人他和康妮结婚了，这是他确认无疑他必须要做的一件事，但他做不到。这件事的必要性像一辆普拉德斯基A10卡车一样塞满了这栋小小的公寓，把他堵在角落，让他呼吸不到足够的空气。他醒来时，它在那里，他睡觉时，它还在那里。他无法想象把婚事告诉他妈妈，因为她肯定会把这当成一次针对她个人的打击。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事实或许就是如此。但是他同样也害怕和他爸爸通话，害怕重新揭开那个伤口。于是，每一天，尽管这个秘密让他窒息，尽管他想象着卡罗尔正在向他所有旧日的邻居传播这个消息，当中的一位必然会很快告诉他的父母，他还是一再推迟这个发表声明的时间。康妮从来都不会为这件事来抱怨他，但这只会让问题更加纯粹地成为他一个人的问题。
然后，某天晚上，他在N新闻报道中看到，美军在费卢杰城外被伏击，数辆美军卡车出了故障，导致车上的司机被叛乱分子残杀。虽然在画面中并没有看到A10，他还是变得如此焦虑，要喝醉酒才能入睡。几小时后他醒了过来，浑身是汗，酒劲儿基本上退了，身旁是他睡得像个婴儿的妻子——怀抱着那种相信全世界的甜美的安宁——他知道他必须在早晨给他爸爸打个电话。他从来没有像害怕打这个电话一样害怕过任何事情。但他看得出，关于究竟是吹响哨子告密并承担这样做的后果，还是保持沉默，留下那笔钱，现在没有其他人可以给他建议，也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赦免他。康妮的爱过于无条件，他妈妈的爱过于自我，乔纳森的爱又不够分量。他需要向他严厉而有原则的父亲作出全面的说明。在他的人生中，他一直在反抗他，而现在，该承认他被打败了。
华盛顿恶魔
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一个名叫埃纳尔·伯格伦德的难缠的瑞典人最小的孩子，后者于二十世纪初移民美国。瑞典农村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强制兵役，路德教牧师干涉教区居民生活，社会等级制度森严，几乎没有机会往上爬——但是，依多萝西给沃尔特讲的故事来看，促使埃纳尔移民美国的真正原因，还是他和他的母亲之间出了问题。
埃纳尔是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是他家位于奥斯特兰南部的农场上的小王子。他妈妈——或许不是第一个对嫁到伯格伦德家族感到不满的女人——极为宠爱这头生子，她给他穿最好的衣服，从其他孩子口中省下好吃的给他，不让他在农场上干活，以便他能够把精力都用在学习和打扮自己上。（“他是我所认识的最虚荣的人。”多萝西说。）母爱的阳光在埃纳尔头上照耀了二十年，但之后，他妈妈意外地生了个老来子，她用从前宠爱埃纳尔的方式去宠爱他，为此埃纳尔始终没有原谅她。由于无法忍受自己不再是那个受宠的孩子，二十二岁生日那天，他搭船前往美国。到了这里后，他再也没有回过瑞典，再也没有见过他的妈妈，他骄傲地声明，他已经忘掉了母语中的每一个单词，而只要有人稍稍撩逗，他就会长篇大论地抨击“地球上最愚昧、最自以为是、最鼠目寸光的国家”。他成为美国自治实验中的又一个数据点，而这个实验从一开始就在统计上出现了偏斜，因为从拥挤的旧世界逃到新大陆来的，不会是那些拥有社交基因的人，而是那些无法和他人融洽相处的人。
作为明尼苏达州的一名年轻人，埃纳尔先是做了伐木工，砍光了最后几片原始森林，然后成为一名挖掘工，为修建道路贡献力量。由于在这两个行业里都没能挣到多少钱，他于是被共产主义观念吸引，认为他的劳动正在被东海岸的资本家们剥削。然后有一天，当他在先锋广场上听一名共产主义抨击者演讲的时候，他灵光一闪，意识到自己在这个新国家出人头地的途径，就是去剥削其他人的劳动。他和跟随他来到美国的几个弟弟合伙，做起了修路包工头的生意。为了在冰天雪地的月份中也能有活可忙，他和弟弟们还在密西西比上游河畔出资创建了一个小镇，并开了一家杂货店。他当时的政治观念或许仍然是激进的，因为他容许信仰共产主义的农夫们在他店里没完没了地赊账，他们当中多半都是芬兰人，正在努力摆脱东海岸资本家的掌控，自谋生计。杂货店很快便成了一桩赔钱的生意，而就在埃纳尔准备出让他在其中的股份时，他过去的一位朋友，克里斯琴森，又在街对过开了一家杂货店来抢生意。纯粹是出于恶意报复（据多萝西说），埃纳尔又坚持经营了五年，挨过了大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为此攒下一大把得不到兑现的欠条——方圆十英里以内就没有哪个农夫不欠债——直到可怜的克里斯琴森终于被挤兑得破了产。之后，埃纳尔移居伯米吉，成为成功的公路承建商，但最终却以低得离谱的价格把公司卖给了一个油头滑脑、假装对共产主义有着同情心的合伙人。
对埃纳尔而言，美国是一个瑞典无法与之比拟的自由国度，是有着大片开阔空间的地方，在这里，一个儿子仍然可以想象他自己是特殊的。但是，这种特殊感最受不了的就是其他同样自觉特殊的人的存在。埃纳尔用他那与生俱来的智慧和艰苦卓绝的劳动成就了一定程度的富裕和独立，但这两样都不是那么充足，之后，他就成为愤怒和失望的研究样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退休后，他开始每年给亲戚们寄圣诞贺信，在信中大力抨击美国政府的蠢不可及、美国政治经济的不公，以及美国宗教的愚昧——比如，在一封尤为刻薄的信中，他比较了伯利恒的未婚的玛利亚和那个“瑞典婊子”英格丽·褒曼，说褒曼的那个“杂种”（伊莎贝拉·罗塞里尼）的出生最近得到了被“共同利益”控制的美国媒体的一致庆祝。尽管本人也是企业家，但埃纳尔憎恶大公司。尽管他的事业靠着政府合同支撑，但他也一样憎恶政府。尽管他喜爱开阔的公路，但公路也使他痛苦和疯狂。他购买的美国轿车配备有市面上马力最强的引擎，这样，在明尼苏达无比平直的州际公路上——当中大多数是由他承建的，他就可以开到九十迈或一百迈，咆哮着超过那些挡了他路的蠢货。晚上，如果迎面开来的汽车亮着大灯，埃纳尔的回应便是打开自己的车灯，而且一路不再熄灭。如果有哪个笨蛋胆敢试着在双车道的路上超他的车，他会猛踩油门，与之并驾齐驱，然后又减慢车速，不让那个本来想超车的人退回到原先的车道上去，当这辆车有可能和迎面而来的卡车相撞时，他会格外感到高兴。而如果其他驾驶者挡了他的路，或者不让他超车，他会追着那辆惹了他的车不放，并试着把它逼下公路，这样，他就可以从车上跳下来，朝那个驾驶者大嚷大骂。（容易被无边无际的自由梦俘获的人，同样容易被——倘若这个梦未能实现——厌世和愤怒的情绪所控制。）七十八岁那年，埃纳尔在二号公路上做了个极其错误的驾驶决策，迫使他在迎头与别车相撞和翻车掉进路旁的深沟之间作出选择。他的妻子当时坐在乘客座上，与埃纳尔不同，她系了安全带，在大急流城的医院里熬了三天，才因为烧伤咽了气。据警方说，如果她没有试着去把死去的丈夫从他们着火的埃尔多拉多中拖出来，她原本有生存的机会。“他一辈子都像对待一条狗似的对待她，”沃尔特的父亲后来说，“然后，他杀死了她。”
在埃纳尔的四个孩子中，沃尔特的父亲吉恩是最没有野心的那个，是留在家乡的那个，是想要享受生活的那个，是有着千万个朋友的那个。这其中部分是由他的天性所致，部分则是为了故意和他的父亲对着干。吉恩在伯米吉读高中的时候，曾是学校的曲棍球明星，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他很早就应征入伍，令反战的埃纳尔十分失望。他两次在太平洋战区的前线作战，两次都既没有受伤也没有得到提拔，因而最终以一名陆军一等兵的身份退伍。之后，他回到伯米吉和朋友们相聚，并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工作，对父亲要他充分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严厉指令置之不理。如果他没有让多萝西怀上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