贷款率的成功。人们有时会设想，忠实地偿付贷款一定是孟加拉“文化”的一部分。其实这种推测是最远离实情的了。在孟加拉，最富有的人习惯于不偿还其贷款。这种以银行业的名义进行的滑稽剧使我大为惊异。公众的存款通过银行体系，通过国有银行，通过私人银行，源源送到那些根本不还钱的人们手中。
我们知道，如果格莱珉要成功，就必须信任我们的客户。从第一天起我们就清楚，在我们的体系中不会有司法强制的余地。我们从来不会用法庭来解决我们的偿付问题，不会让律师或任何外人卷进来。
今天，商业银行总是想象每个贷款者都打算卷走它们的钱，于是它们用法律桎梏来限制它们的客户。律师们钻研那些宝贵的文件，确保没有一个贷款者能够从银行逃脱。相对而言，格莱珉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贷款者都是诚实的。在贷出者与借贷者之间没有司法工具。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也许人们会骂我们天真，但是我们的坏债率低于 1％。而且，甚至当贷款者确实违期偿还一笔贷款时，我们也并不设想他们是恶意这样做的。相反，我们设想，一定是那些人的境况使他们无力按时偿还。坏债不断地提醒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去帮助我们的客户取得成功。
在我们的试验项目里，在努力开发出有效可靠的贷款发放与回收机制的同时，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从这一规划中受益。我们设立了一个目标，要使我们的贷款者中妇女达到一半。我们花了六年多的时间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了吸引妇女贷款者，我们与孟加拉银行的通常惯例做斗争，它们基本上是将妇女排除在外的。如果说我们的金融机构仅仅是性别偏向，那是远远不够的。当我指出银行的性别偏向时，我的那些银行家朋友对我十分恼火。“你没看到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女士分行吗？”他们争辩说，“它们的宗旨是：只为女性服务。”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到了，我也看到了它们背后的那些打算。你们想得到妇女的存款，所以你们开设女士分行。但是，如果一位女士想从你那儿借钱的话，又会怎样呢？”
在孟加拉，如果一个妇女，即便是一个有钱的妇女想从一家银行借钱的话，那个经理就会问她：“您和您的丈夫讨论这件事了吗？”如果她回答“是的”，那个经理就会说：“他支持您的提议吗？”如果回答仍是肯定的，他就会说：“请您同您丈夫一起来，以便我们能和他讨论这件事，好吗？”但是没有一个经理会问一个来贷款的男人，他是否和妻子讨论过贷款的想法，或是请他带妻子来一起讨论。在格莱珉之前，孟加拉的所有贷款者中妇女只占不到 1％，这绝非偶然。这个银行体系是为男人们建立的。
最初，出于对这一状况的愤怒，促使我订立了这个目标：我们试验项目的贷款至少 50％要给予妇女。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了一些新的关注妇女社会经济方面的理由。我们借给贫苦妇女的钱越多，我就越发认识到：借贷给妇女，比借贷给男人，能够更快地造成变化。
在孟加拉，妇女比男人面临更为严重的饥饿与贫困的问题，妇女比男人更深刻地体会饥饿与贫困。如果家里非得有一个成员被饿死的话，根据一种不成文的法律，那必定会是那个母亲。在饥馑与匮乏的年景，母亲还会由于无法用母乳养活她的婴儿而遭受难以承受的痛苦。
穷苦妇女在孟加拉的社会地位是最没有保障的。当丈夫的可以任意将他的妻子赶出家门，他只需重复三遍“我和你离婚”，就可以和她离婚了。如果被丈夫如此离婚的话，她会很丢脸，她自己的父母家也不愿收留她。尽管有所有这些不幸，但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即赤贫的妇女比男人能更快更好地适应自助的过程。虽然贫苦妇女不会读不会写，而且很少被允许独自踏出家门，但是她们看得更长远。为了使自己和家人从贫困中解脱出来，她们愿意更辛苦地劳作。为了想要让自己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她们更花心思，而且更加持久坚韧。当一个赤贫的妇女开始挣到钱时，她对成功的梦想总是首先围绕她的孩子的。她的第二个优先考虑就是这个家。她想买器皿，造一个结实些的屋顶，或是为她自己和亲人们找到一张床。而一个男人的优先考虑则是完全不同的一整套东西。当一个赤贫的父亲挣到额外的收入时，他更多的是关注他自己。所以，当钱通过一个女人而进入一个家庭时，会给家这个整体带来更多的好处。
如果说经济发展的目标包括提高总体生活水平，减少贫困，创造像样的就业机会，减少不平等，那么，通过妇女来做工作就是很自然的了。不仅仅由于妇女确实占了穷人、失业者、经济与社会劣势群体的大多数，而且因为她们更加乐于并能成功地改进孩子与男人们的生活。有些研究将男性贷款者与女性贷款者使用其贷款的方式进行比较，总是显示出与如上所述一致的结果。
将我们的所有努力几乎完全放在为妇女贷款上，并非易事。首先遭遇的，也是最强大的反对，是来自那些当丈夫的，他们都想贷款来给自己用。宗教首脑对我们非常怀疑，放贷者将我们看作是对他们在村里权势的直接威胁，这些反对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但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受过教育的公仆与专业人员的抗辩。他们争论说，在这么多男人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贷款给妇女是讲不通的。他们或者说，妇女反正会把贷款交给丈夫，结果会使她们受到比以前更重的剥削。中央银行的一名官员甚至给我写了一封充满威胁恶意的信，要求我“立即充分地讲清楚，为什么在你的借贷者中有这么高的百分比是妇女”。我回信问他，中央银行是否问过这个国家的其他银行，它们为什么有如此高百分比的男性借贷者。令人好奇的是，他没有回答我。
第五章 试验项目的诞生（4）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吸引妇女借贷者。如果曾有过任何孟加拉妇女从银行借过钱，也只是极少数的。我本可以树起一个招牌，这样写道：
所有妇女们请注意：
欢迎到本银行加入一个专为妇女的贷款规划。
这个招牌可能会得到免费媒体的报道传播，但根本不会吸收妇女借贷者。首先，在孟加拉乡村，85％的贫苦妇女都不识字，其次，如果不同丈夫一起，她们很少能自由跨出家门。为了招募妇女借贷者，我们必须发明出一整套技巧。首先，由于“遮蔽”的规矩，我们这些男人根本不敢走进村里一个妇女的家中。“遮蔽”涉及到一系列规矩，按照《古兰经》的训喻戒律来保护妇女的谦卑与纯洁。按照“遮蔽”
最起码的解释，也要禁止妇女出家门，或是被除最亲近的男性亲属以外的任何男人看到。
在乔布拉这样的乡村，“遮蔽”被覆盖上了对那些早于伊斯兰的神祇的信仰色彩。通常是村里的毛拉们（pseudo mullahs）在伊斯兰教的小学（ maktabs）或是为村民讲解伊斯兰教义，使得这样的信仰长存下去。虽然不识字的村民们把这些人当作宗教权威敬仰，但其实他们中许多人只有很低的伊斯兰教教育水平，他们讲解教义时并非总是基于《古兰经》。
即使在不那么严格遵守“遮蔽”规矩的地方，习俗、家庭、传统，加上礼仪，使得孟加拉乡村男女之间的关系极为刻板。所以当我去见村里的妇女时，从来不会要求一把椅子，也不会要求人对我打躬作揖之类，那本来是对有权威的人应有的礼貌。相反，我会尽可能随和地拉家常，说些有趣的事，或是对一个母亲夸赞她的孩子，来打破僵局。
我还告诫我的学生和同事们，不要穿昂贵的衣服或花哨的纱丽。
我不会进到一个女人的家里，而是站在几家中间的空地上，这样，所有的人都能看见我，监视我的举动。然后我就等在那儿，这时，我的一个女学生走进那户人家，为我做介绍。然后这个中介再把那些女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带给我。我一一回答她们的问题，那个学生再回到那家去传达。有时，她会来来回回的一个多小时，而我仍不能说服这些隐身的妇女从格莱珉贷款。
但我第二天还会来。那个学生又得在农妇和我之间往复回合，重复传达我说的所有东西和那些乡村妇女的所有问题。这样，我们浪费了许多时间。经常是，我们的中介没能捕捉到我的所有想法或妇女们的问题，于是会变得很混乱。有时，那些丈夫对我很恼怒。我猜想，由于我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学系主任，这多少使他们放下心来，但他们总是要求我们给他们贷款，而不是给他们的妻子。
一天，我正坐在村子房屋之间的一块空地上，乌云压顶，下起了雨。正当季风雨季，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那家的妇女送出一把伞让我遮雨，我倒没怎么淋湿，但那个可怜的中间人每次在我和那家人之间来回传话时都得淋雨。雨更大了，于是那家中一个年纪较长的妇女说：“让教授在二门避雨吧，那儿没人。免得这姑娘来回挨淋了。”
那房子是典型的孟加拉乡下棚屋——一间窄小的屋子，泥地，没有电，没有椅子，没有桌子。黑暗中，我独自坐在床上等着，熬煮 atap稻的香味从隔壁飘了进来。一面竹墙和一些架子将这家与邻人分隔开来，每次我的中间人在隔壁与妇女们讲话时，我都能大概地听见她们说的话，但她们的声音都压得低低的。每次那个中间人回来传达她们的话时，隔壁那些妇女就紧挨着竹隔扇听我怎么回答。这种交流方式很不理想，但肯定比站在外面的雨地里要强多了。
以这种方式——听到彼此的声音，但是间接地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