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坦盖尔的贾莫基村（Jamurki）的一大片空地上举行了开业典礼。我们邀请了一些借贷小组和几个分行的所有工作人员来观礼，还有其他来自达卡的来宾，人们挤满了那片空地。穆希思大臣、贷款者代表，还有我坐在讲台上，那天天气好极了，阳光灿烂。如典礼场合的惯例，我们背诵神圣的《古兰经》作为庆典的开始，然后是妇女贷款者们充满感情的发言。对于为此目标奋斗了这么久的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个成真的梦想。我望着身着各色纱丽的妇女，红、绿、橙、粉构成了一片纱丽的海洋。所有这些前来参加庆典的成百上千赤脚的借贷者们，他们用自己的脚投了票，他们想要摆脱贫困的决心无可置疑。
那真是美丽的景象，充溢着能量和力量。
格莱珉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转变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这一挑战使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我们的借贷者都非常激动。我们继续遭遇着孟加拉银行家们的怀疑，但是从 1983 年 10 月 2 日起，我们就可以一个同等机构——而且其金融运作绩效超过传统的商业银行——的身份来坚持我们的立场了。最重要的是，独立使我们得以成长。我们惊人的速度急速增加着新的支行。
我对我们的培训手段以及小额贷款方法的质量充满自信，我看不出此时有任何降低速度的必要。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后五年中，我们不仅经历了数量上的增长，而且对整套方法做了许多改进。截至那时，我们招募的员工都是临时工，他们不由得经常忧虑这个试验是不是会终止，那样他们就会失业。
格莱珉成为一家独立的银行之后，他们都自动成为这个新机构的正式员工，他们所有人都是大赢家。我们还普及推广了十六项决议，那些决议产生于借贷者们的一个全国性工作会议（见第八章）。我们的规划加入了住房贷款，在社会开发方面的努力得以扩展，并进行了灌溉贷款与其他季节性贷款的试验。虽然遇到一些挫折，如 1987 年、1988年的洪灾与坦盖尔地区的还贷危机（我们的第一次危机），这仍是一个成长、革新与充满信心的时期。但是我们意识到了，要使我们的成长可持续，我们需要解决向独立银行转型过程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治理方面的问题，其中最紧迫的就是要将格莱珉从一家国有银行转变为一家主要由其借贷者拥有的银行。我们指望着穆希思的引领来完成这件事。
不幸的是，还没有机会完成他要改变格莱珉股权结构的承诺，穆希思财政大臣就在 1985 年辞职了。所幸的是，穆希思的好友，财政部终身部长赛义德扎曼也对格莱珉十分热情。赛义德扎曼了解穆希思对我的许诺，当我提醒他这件没了之事时，他向我保证，他会支持穆希思的决定。
他说话算话，悄悄地变动了格莱珉的股权结构，将 75％的股权授予贷款者，25％留给政府、国有的索纳里银行（Sonali Bank）和孟加拉农业银行。
但是，随着我们治理状态的变化又出现了另一些复杂因素。1986年，董事会构成变更，大多数成员来自贷款者股东，于是我们的境况变得很奇怪，格莱珉成了一家由一名“政府官员”掌管的非国有银行。
根据我们的法律构架，我是一名由政府指派的董事经理，因此，我必须遵守一名公务员须遵守的所有规章，包括我出国参加任何会议之前，都要得到总统的批准。一件尤其令人恼怒的事发生在 1985 年，我因出国申请被总统驳回而无法出席在内罗毕召开的联合国妇女大会，他的问题是：“一个男人为什么要出席联合国的妇女大会呢？”
我的任命也是悬于游丝之上，官方委任书上说，我“担任董事经理，直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换言之，只要政府没有对我的工作感到不快，我就可以坐在这个位子上。很可能我哪天早晨醒来会在报纸上看到，已任命别人取代我在格莱珉的董事经理职位。政府无须解释将我解职的理由，也无须解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这种组织上的安排没有稳定的保证，我一直在担忧，这届或下届政府会突然把我取而代之，从而使格莱珉陷入危机之中。于是我去咨询帮助我们建立起银行的律师卡马尔侯赛因博士，草拟一份要求国会批准修改格莱珉银行法律构架的提案。提案须经由财政部递交到国会，但部里的官员们根本不想让这个条款得到修改，他们干吗要去变更那个赋予他们变更董事经理的无限权力的条款呢？我送去了我的修改提案，财政部果然对它不予一顾。我又将它呈送给一个更高级机构，是由部长们组成的名为全国经济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他们推荐采用我的建议，而财政部的终身部长仍不予理会，当我亲自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争辩说那个委员会不是政府，财政部无须听取其指令。这是我从迟钝的政府机器中得到的一个无法忘记的教训。
我继续不断地去敲各种各样的门。最后，我向阿萨德总统本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命令他的财政部长在下一次内阁会议上提交审议我的提案，但是那位财政部长给总统的建议是不要修改那一条款。我没有放弃。我向总统的秘书长说明了情况，这位高级官僚恰巧是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教书时我的数学班的一个学生。我请求他的帮助，他答应将尽全力。他组织了一个高级别的专题会议，邀请了副总统、中央银行行长、财政大臣、财政部长、计划大臣和我本人参加，由总统担任会议主席。
第七章 一家为穷人服务的银行诞生了（3）
我竭尽全力为我的提案力争，除财政部长以外的所有与会者都表示了对我的支持。财政部长的反对理由是，他担心政府会失去对这家银行进行必要监管的能力。尽管他提出了警告，会议还是批准了修改提议。提案终于被送呈国会，就在阿萨德政府被一次人民起义赶下台及国会被解散之前，提案得到了批准。根据新的条款，一名董事经理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之后，董事会任命我为格莱珉的董事经理，我不再是一名公务员，而是银行的一个雇员了。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现在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从政府的吩咐了。
这一修正，是格莱珉银行的法律构架中一项关键性的转变。但为了更加确保格莱珉银行的未来，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那就是董事会主席的任命，它目前是由政府指派的。如政府的一贯作风，这一任命的有效期是“至发出进一步的指令”，那就是说，这位主席随时可以被政府撤换。这种安排对银行的稳定性构成威胁。董事会主席的作用至关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而言：十三人董事会中的九位贷款者代表们一般都是文盲。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格莱珉银行积极进取的扩展规划使我们每年大约新增 100 个分行。从乔布拉与坦盖尔进行的六年试验中学到的许多经验，使我们得以对整套方法加以完善，这些新的分行质量都非常高。到 1985 年，我们拥有了一支由年轻的专业人员组成的出色的骨干队伍，他们都拥有好几年乡村工作的经验，能够指导并管理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新进员工。我们在吉大港和坦盖尔的一些最老的分行碰到了一些问题，我们在那里运行检测与纠错的程序时，贷款者受到许多政策变更的影响。但是，在 1983 年之后建立起来的分行的运作都非常好。
起初我们将全国总部设在达卡郊区的夏莫里（Shymoli），地处城市金融区的外围。我试图推迟至首都的搬迁——在那里，有权势的官僚们看起来难免会脱离乡村现实，但是到 1983 年，我们别无选择了。
但我仍坚持所有人都要庄严承诺，保持我们源于乡村的草根本色。我们决定，只有在乡村支行工作过几年的人员才有资格在总部工作，在过去十五年里，这个规矩只被打破了屈指可数的几次。
伴随着自身的扩展，我们眼看着贷款者通过接踵往复的贷款周期而进步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随着业务与自信的增长而增加贷款的数额。一些最精干的贷款者用他们的利润造起新房子或修缮了现有的家。我下村走访时，每次看到一栋用格莱珉贷款资助的业务挣来的利润建起的新房子，我都会感到震撼，但我仍因更多的贷款者无力承担如此大的投资而深感遗憾。我开始考虑如何创立一个新的规划，向具有良好偿付记录的可靠的贷款者们提供建房与修房的长期贷款。
我想象，这项新的贷款规划应该以奖励突出的贷款者作为启动。但是我并不清楚应该如何着手。之后，在 1984 年，我注意到孟加拉中央银行发布的一个广告：乡村地区住房贷款的新的再资助计划。格莱珉银行对此做出响应，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请其帮助格莱珉为其贷款者推出的住房贷款规划。我们解释说，由于我们的贷款者的朴素境况所限，他们无力偿还中央银行广告中所提到的大额贷款，我们的贷款者贷不起 75000 塔卡（大约两千美元），但是我们确实想贷给他们5000 塔卡（125 美元）的住房贷款。
中央银行驳回了我们的申请，央行的专家和顾问们断定，用 125美元建立的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符合对一座房子的建筑学方面的定义。他们特别指出，这样的房子不会被计入“国家住房累计”中去。
我提出抗议。“谁又在意这个‘国家住房累计’呢？”我说，“我们只是想要我们的成员有个不漏雨的屋顶和干燥的住处。”
我们试图使中央银行的顾问们理解，即使如此微不足道的居住条件，对于我们贷款者的现状都将意味着多么重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的争辩徒劳无功，他们不为所动。
我们又想出了另一个主意。我们送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