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出场阵容是：守门员库茨，自由中卫范志毅，盯人中卫吴兵、毛毅军，边后卫姚俊、朱炯，后腰成耀东，边前卫陈伟和申思，前锋李晓、瓦洛佳。我排出这样的阵容完全是为了加强防守，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最细致的推敲。库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对于他在俄罗斯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据他自己说，他一直在那里训练。包瀛福在俄罗斯挑选时看了他的比赛，也认为他打得不错。但是赛前研究用库茨还是用蔡建林时我却举棋不定。库茨毕竟刚到，状态如何我心里没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状态有所回升，我去征求蔡建林的意见，那天蔡建林正发着低烧。直到比赛那一天，我才决定用库茨。但谁知道这场比赛库茨成了大漏洞，好多进球与他扑救不力有关。打完后有人问，库茨刚到就用，为什么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库茨？
这场比赛我是从未有过的重视，并排出了完全以防守为主阵式。赛前我还分别把前卫、后卫都找到我的办公室来，就如何分工、盯人、保护等一一让他们明确。重点仍然是要盯死胡志军和彭伟国。但是，我们失的6个球，全是胡志军和彭伟国进的。
比赛开始后是我们先进了一球，是由范志毅打进的。1比0领先后，我认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屯重兵于后场，而且赛前又做了细致的准备，只要能进球，拿下这场球问题不大。但没多久，胡志军一个远射进了。这球尽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较正，库茨应该把球击掉。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球从他的手边莫名其妙地溜进了网窝。紧接着，太阳神队罚角球，又进一个。上半时我们1比2落后。
中场休息时，我再次强调要盯人。我说：“其他人进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让胡志军和彭伟国这两人进球！”
尽管我们一球落后，但对拿下这场比赛我还有信心。我想到换库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让他再打打看。下半时开场没几分钟，太阳神队由彭伟国又进了一球。这一下子把我们彻底打懵，队员们丧失信心了，他们在场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场一下子瘫痪下来，中场轻易成了太阳神队的天下；后防线也开始乱了套，任凭胡志军泥鳅一样的在中前场钻进钻出；看着如此混乱的场面，我也失望了。雨还在下着，越下越大。这时太阳神队的进攻一次比一次凌厉，几乎每一次射门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练席上，视野已经模糊了，只隐隐约约地听到观众在叫骂着，“库茨”草门、根宝“草包”。身边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我已经凝固了。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着：1比6。这时，全场响彻了：“徐根宝大草包”、“徐根宝滚回去”的骂声。雨点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里。我瘫软地坐在教练席上，起不来了。球迷也不依不饶，久久不愿散去，全场都愤怒地声讨我。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当时那种感觉与在北京1比5失利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满场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声，虽然有点像马来西亚吉隆坡失利后的那种失落的感觉，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观众起哄，听不到这种谩骂。那时，我感觉自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时小舟，被愤怒的狂涛包围着。
这场被行家预言为本轮最激烈、最难判断的比赛，却是这样的一边倒。
我终于站起身，走向新闻发布大厅。一路上我看到球迷们咬牙切齿地冲着我挥舞着拳头，但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新闻发布会上人头攒动，很多人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我说，这场比赛如此结局是我没想到的。我们的队员除了斗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广州队外，球员们思想压力大，想赢怕输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对库茨期望过高，前几个失球他都有责任。进攻上瓦洛佳、李晓被对方盯死了，我们防守时对胡志军和彭伟国却没有防好。这场比赛要总结的东西太多，糟透了。余下的7场比赛我们也很难打。
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总结不够准确，因为，有很长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输掉这场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五三二阵容有问题，我们虽然安排了五个后卫，但是由于中场球员申思和陈伟都属于技术型球员，比较软，在中场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我们虽然多了一名后卫，但是，由于前面已经空掉了，这名后卫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再者，我们全场抢逼得不够凶狠，让对方舒舒服服地拿球、传球等等。
观众迟迟不愿散去。我们在休息室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讲话，整个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个多小时后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让我们从侧门出去。但那里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们围着我们的汽车，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骂声中我们逃回了江湾住地。
食堂没有准备晚饭，因为本来是想比赛后放假的。但这时队员们谁也不想走，他们也许都知道，可能不会放假了。一个个都非常老实地呆在房间里，整个江湾基地被悲哀笼罩着。
顾兆年和张德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拿不出意见，只是说不放假了吧，输了这么惨。我说，输球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输球，把原来的计划改变了。先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时已是晚上8点了，队员又饿又累，一个个低着头，情绪低落。
我说，我们输这么惨，不但输掉了我们的面子，还输掉了上海的面子。我们要看到问题严重性，我现在的心情与我国奥队在吉隆坡失利时一样，主要责任在我。下面还有比赛，我们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让信心垮掉。要拾起头，好好地总结，别把身体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们回去后要注意身体，最好不要乱串门，有人骂也不要回嘴。
8点多，队员们都回去了。顾兆年陪我坐到10点。我说，小顾你也回去吧。小顾也走了。大雨继续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独自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11点。
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朋友来的安慰电话，方纫秋和包瀛福也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泄气。也有球迷打来，有骂我的，也有鼓励我的。桑廷良打来电话，说库茨怎么如此不灵，好像是不会打水球似的。我说本来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发低烧，最后还是用库茨。桑廷良的情绪也很低落，没有多说什么。我说队员放假了，我在等领导的电话。
11点10分，龚学平副市长的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说：“根宝，比赛输得这么惨，你们要好好总结，找一下原因。你们要多听听人家的意见，我们本周要召开多方面的会议，听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见”。
接完电话后，我木然坐在那里，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脑子里一刻也没阔着，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布置得最细的一次，而且对我所熟识的徒弟胡志军、彭伟国还作了专门的针对性研究，但还是被他俩打进了6个球。后来我在广州碰到胡志军、彭伟国，我对他们说你们那场比赛的进球，差一点把我饭碗都给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内疚的惭愧，那就是1比6之后虹口体育场发生的那一幕。尽管我是后来才从报纸上知道的。比赛结束后，大批球迷顶着风雨聚集在体育场门口不愿离开。雨下得越来越大，约1小时后，大部分球迷心情稍稍平静后都散去了，但在14号台门口，仍有100多名球迷静静地坐在雨地里，执勤人员劝他们回去时，他们只有一句话：“我们要见徐根宝。”
龚副市长安慰了申花队将士后回到休息室，边上人告诉他，还有100多球迷坐在雨里不走。他马上对虹口体育场场长胡康健说：“你去请他们选几个代表来，其他人如果还不愿意走的话，让他们坐到看台上去，雨这么大要生病的。”
不一会儿，胡康健领着4名球迷代表进来了。他们一见到龚副市长后十分意外，怎么也不会想到副市长会亲自与他们交谈。
坐定之后，球迷们你一句我一句连珠炮般向龚副市长倾述他们对申花队，对徐根宝的意见。到底怎么回事？队员们为什么一点斗志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就完了！激动的心情使他们的发言缺少条理，但热爱上海足球的心情，却表露得真真切切。
听完球迷一番话后，龚副市长说：“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申花队输了球当然很难过。申花队输在哪里？技战术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输在土气。如果士气不输，光从两队的实力看，我们不会输这么多。原先上海队老队员多、经验足，输也输得起，赢也赢得起。现在队员年轻多，经验不足，赢了往往过于兴奋，一输球就萎了。今天比赛从1比2落后开始，越打越乱，士气低落，这才是病根。其二，用人上也有一点问题。你们不要骂守门员库茨，他刚来两天，又没打过水球，表现失常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让他守这场球。蔡建林病了还有贾春华，守水球都比较有经验嘛。三，抢逼围不能盲目，要与技战术结合起来，现在看来我们的技术确实不如人家。”
讲到这时几名球迷纷纷插话，对龚副市长表示认同。龚副市长接着说：“足协还应该成立教练督导组，住在申花队，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提出。我听说中花队现在的训练量又降下来了，星期二至五每天两小时，星期六一个小时，这与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方针是不符合的。我认为足球队的管理和决策也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成立一个督导组之后，比赛前教练员要把方案和设想与督导组交流一下。比赛后不管赢输，督导组都应该帮助球队总结一下，这个桥也要请足协给搭一下，像包瀛福、方纫秋，包括王后军等，这些老教练都可以请来，集中大家的智慧来为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