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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条路线可资遴选。
一条是海路，自己开过去。海路航程约700海里，温州以北无大碍，白天亦可航行，洞头岛以南便进入马祖、金门等敌占岛封锁线了，白天难以顺利通过，即便夜晚，要想躲开敌人各种手段的观测也有困难。
一条是陆路，用火车运过去。火车速度快、保密系数高，无疑比海路优越。但每条鱼雷艇长约20米，而火车平板车每节才十几米，鹰厦铁路又依山傍水，道路弯曲，隧道有100多座，鱼雷艇能不能装上火车，装上了能不能运过去，运过去了能不能卸载下水都是问题。
南京军区军运处、东海舰队军运处和上海铁路局集中群众智慧，提出了以3节火车平板车运载2艘鱼雷艇的方案。为了解决转弯不受影响，有人又提出可以将两艇首相对，使艇首伸到中间一节平板车上，而艇的重心则落于前后两节平板车，当火车运行转弯时，艇首可在中间一节平板车上左右摆动，自由调节。上海有了办法，厦门积极呼应，彭德清在和平码头，几天内抢建出250米长双轨铁路，使鹰厦铁路终端可直达岸边，并调来50吨吊车一部，以确保22。5吨重的鱼雷艇平稳入水。
鱼雷艇车运南下难题终获解决。
上海张华浜车站岗哨林立严密警戒，陶勇亲临现场，指挥鱼雷艇装车和伪装。是夜，张华浜内无“海军”，鱼雷艇一大队官兵全部着黄绿色陆军服。这也是陶勇的主意，并亲自打电话向上海警备区借来一批陆军服装，为的是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扰乱敌特视听。鱼雷艇们也穿上了“衣服”，掩盖上大篷布，一列车鱼雷艇变成了一列车大米、苹果或你猜什么都成的普通货物。
张逸民老人回忆：
1958年一大队乘火车南下，是一个高度保密的军事行动，因为暴露厦门进驻了我军鱼雷艇，国民党必然加强防范，后面的仗就不好打了。如果走海路，长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不可能，只要一发报同岸上联系，国民党就知道中共鱼雷艇出来了。
鱼雷艇坐火车，肯定比海路安全，但也不能麻痹、张扬，那时东南沿海敌特很多，敌人空中侦察也很频繁，眼睛盯死了鹰夏铁路。怎样防范，铁路上想了许多办法。铁道部门专门从锦州调来两个机组，全部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司机，经验丰富，绝对可靠。装车那天，上海铁路局局长、书记亲自挂帅，组织了上百个工人同志，个顶个都是党员。到了厦门，我们要从厦门大学那个方向下水，那一带住着一些专家教授，家庭人员比较杂，为了保密起见，只好请他们暂时搬家。当年什么都是政治，讲究高度集中统一，也说不出什么正当理由，一动员，教授们二话没有立即搬家了，心甘情愿地搬。下水后，又动员厦门帆船运输大队为我们保驾护航，我们和他们紧紧停靠在一起进行伪装，空中，海上看没有一点破碇。
总之，当年的保密工作完全是在地方的大力支援下搞成的，现在有些人不懂这个，以为装备现代化解决一切问题。不行！实际不管怎么现代化，要想打胜仗，你离不了老百姓。
按照作战计划，东海前指陆续调入的兵力计有鱼雷艇大队3支、护卫舰大队1支、潜水艇大队2支、猎潜艇大队1支、水鱼雷轰炸机师1个、海岸炮兵连4个，加上厦门水警区原有之8个海岸炮连，二十几艘炮艇，这无疑是新中国海军力量在台湾海峡规模空前的一次集结。
当然，此次炮击战略目标有限，政策界定严格，真同国民党海军全面摊牌的可能性并不大。最有可能出现的作战模式还是于两翼实施牵制、支援，中线造成威胁，以策应炮击，扩大战果。因此，彭德清拿出更多的时间、精力主要研究解决鱼雷艇的战法战术、出击路线及后勤保障问题，令他感到宽慰的是，12艘鱼雷艇，终于被他和陶勇藏着掖着搬到了厦门，像12只饿豹，趴在草丛之中潜伏下来，静待良机扑咬围歼……
图穷而匕见。鱼雷艇一大队，正是这么一柄直到最后时刻才能让对手看清的锋利的短刃。这柄短刃在一个月后的“八·二四”海战中，锐利突发，一举将蒋舰“台生”号刺入海底，严重挫伤了另一艘蒋舰“中海”号……
四、突破“三江”
7月21日，台湾海峡暴雨滂沱。
卅载未遇的一场特大降水福祸参半。
恶劣气候使得终日在福厦空域穿梭逡巡的台湾侦察机无法出动，为大陆方面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扯起了一道天然屏障。但老天爷的慷慨排泄也把闽江、晋江、九龙江撑破了肚皮，陡然暴涨浊浪滔滔的江水像好不容易才逃出牢笼的一群野牛，咆哮而去，横冲直撞，公路、铁路在它的践踏之下到处塌方，遍体鳞伤；43座桥梁不敌重击，呻吟歪斜，断骨折筋。
十万火急开赴战区的一支支摩托化炮兵部队在各处受阻。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是从那场下得人心烦躁，险些误了大事的暴雨说起。
梁树森，1958年任炮三师三十九团团长，离休前任建阳军分区司令员。他说：炮击金门，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敌手不是国民党也不是美国人，而是龙王爷尿泡胀破了，落下来的一大堆麻烦和困难。
1958年7月21日那个雨下得大哟，昏天黑地，倾锅倾缸。就那么沥沥拉拉下了一个来月，生是把咱部队害惨了。
那天一大早，我接到紧急通知，立即到厦门去开会。原以为是布置抢险救灾任务呢，到了厦门才知道，马上要打仗。叶飞、刘培善、张翼翔等军区首长都到了会，打仗的目的意义简单一讲，接下来就是按照地图各自找阵地位置。我的团归三十一军统一指挥，阵地在厦门的黄厝，打击目标小金门，最迟24日夜必须就位。到驻地，天色已暗。根本来不及搞什么“动员”，把上张意图扼要向几个团营干部一交待，部队通电般立刻动起来。
我们团清一色的苏式122榴弹炮，一个连4门炮7辆车，全团36门炮百八十台车。夜间行军，车灯大开，数里光龙，全速疾进，景象蔚为壮观。
22日凌晨，我们团到达泉州。头一辆车一停，整个车队便一辆接一辆停下来。我的车在中间位置，问前边：为什么不走了，咋回事？前边报告：泉州桥还未恢复，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已被卡在渡口，过不去。紧接着，炮十三团等部跟上来，泉州大街上，挤满了车和炮，排出去十几里地，谁也动弹不得。跑到渡口去看，摆渡一次只能渡一门炮或一辆车，四十几分钟往返一次，按照这样的速度计算，24日夜间无论如何不可能进入阵地。最要命的是，那时福建沿海敌特很多，如果给台湾发个报，台湾乘天气转好派飞机来轰炸，庞大的车炮队根本就挪不动窝，也没有地方疏散，结局很可能是还没等我们炮击金门，对方就先下手为强，给我们来个火烧连营700里。
节骨眼上，二十八军詹大南军长从后面上来了。早有耳闻詹军长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初次谋面，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厉。严厉得像个六亲不认的黑包公，那两道倒八字眉和紧抿住的嘴真叫你双腿打软望而生畏。詹军长一过来先找负责渡口组织的八十三师马副师长，碰巧马副师长刚刚有事到别处去了，詹军长就骂街：把个渡口搞得乱哄哄的，他人跑到哪里去了？赶快给我去找，再不来老子毙了他！又指着工兵团长的鼻子骂：几小时内你要不把桥给我修好，我就毙了你！别人都远远躲着詹军长，我不管，跑过去敬个礼：报告军长，按作战计划，应该我们团先过，现在没办法，车子都挤住了。詹军长又骂：混蛋，通通给我让路，谁不让枪毙他！还别说，詹军长的几个“枪毙”真管用，渡口的秩序马上好多了，二十八军100加农炮营立即给我让出一条道来。
我的团插到江边，还是过不去呀。听有人讲，下游几里远的地方，有座浮桥，我就拉上参谋长去看浮桥。那桥晃晃悠悠的，上面铺木头，乍瞅确实有危险性，粗量一下，汽车上去，两头轮子外侧也就各剩半尺来宽吧。看来看去没把握。车管股长说：我豁出去过一趟看！这个车管股长是国民党的解放兵，一级驾驶员，技术特棒，他居然把一辆车一门炮弄过去了，我们都捏了一把汗。再看，桥虽晃，但挺牢固。于是，下决心把部队拉过来，集中七、八个老驾驶员，由车管股长指挥，过完一辆再过一辆，终于，折腾到下午，我的团全部过了江。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从嗓子眼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了江，距厦门还有百十公里，前方再无障碍，司机们一路鸣笛一路狂奔，黄昏到达厦门。连夜看地形，挖工事，搞伪装，24日下半夜，大炮全部进入阵地，装定好诸元，就等着千里之外，从北京传来的毛主席那一声开打令了。
五、孔雀东南飞
空中转场，即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的过程。1958年的“空转”，不亚于实施一场空中战役。一般讲，交战状态下于敌前“空转”，己方飞机在落地前后的一两小时内，就像把自己的软腹部亮给了敌方，处于防护力反击力最薄弱的时刻，很容易招致致命的打击，空战史上此类战例不胜枚举。刘亚楼、聂凤智们一天到晚冥思苦想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万无一失的良策。
第一梯队，暗渡陈仓。
刘亚楼确定，“空转”一梯队为空一师进驻连城机场、空十八师进驻汕头机场。
连城、汕头距金门、马祖相对距离较远，易于隐蔽。退一步讲，即便为敌发觉，也不致使敌太过惊恐。
转场时间几经修改，最后敲定在7月27日上午6时，因为情报侦悉，国民党军26、27两日将以两个师到金门换防，福州军区叶飞上将决心于26日晚或27日晨对金门进行集中炮击。必须估计到，炮击过后，27日8时左右，国民党空军即会大举出动对大陆前沿机场及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