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伍修权的看法，“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开始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
伍的回忆同李德的回忆是一致的。李德说长征的准备工作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就已开始了，当时正值红军在广昌战役中失利“我同意他的意见，”伍修权说：“虽然在很多其他问题上我们意见不一致。”据伍的回忆，长征的计划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
一九三四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现有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作出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出了更多的银元，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制弹头。李德参与了监督准备工作。伍修权记得有一天曾同他一起检查新手榴弹的爆破试验。不是所有的手榴弹都能拉响的。
很明显，这些都说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之中。同时，他们开展了宣传运动，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草鞋很容易穿破。战士们想在长征开始时多背上几双草鞋。他们让妇女们把草鞋编得厚厚的，这即是将进行长征的某种暗示。
迄今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还未能发现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任何具体指示、备忘录或命令。讨论这些问题似乎经常是限制在博古和李德两人之间，连周恩来都未能参加全部的商谈决策。后来听说这是出于安全考虑，怕蒋介石的奸细获悉红军的计划。经过仔细研究国民党的新闻报道，没有发现泄密的迹象，国民党官员也没有自称发现过长征的秘密，国民党的评论却暴露出他们对红军是极其无知的。那时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输给了博古和李德，下台几年了，而国民党还一直以为他是红军的领袖哩；他们似乎从来就不懂得共产党的斗争阵势，一位最小心谨慎的共产党历史学家至今依然承认说：“我们无法知道长征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决定开始的。”
一九三四年夏天开始的若干行动，后来被说成是长征的准备工作，包括突围和几支红军部队的转移。第一支转移的部队是第七军团。七军团七月份撤离了瑞金，并编人了方志敏领导的第十军团。方志敏是位很有能力的指挥员，他是毛泽东的一位老同事，一九二八年一月领导戈横起义。第七军团是由另一名有经验的指挥员粟裕领导的，他一直活到一九八三年末。
据有些人估计这支部队有一万多人，但实际人数可能要少得多。他们向闽浙皖赣开进。这支部队被改编命名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既有战斗任务，又有宣传任务。它的目标是争取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结果没有成功。国民党粉碎了这支队伍，方志敏被捕后，被关在一个竹笼里，装在车上，游街示众，最后于一九三五年七月在南昌被砍了头。粟裕和一小部分人转为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最后于一九三八年编人了新四军。
紧接着又有一支部队进行了一次突围。这次是肖克为首的第六军团。六军团的根据地是在湘赣边界地区。肖克回忆说，他是七月二十五日接到出征命令，八月七日出发的。他得到的指示是穿过湖南，与驻扎在偏僻的黔、湘、鄂、川一带的贺龙的第二军团会师。肖拥有一支九千多人的训练有素的部队，但武器弹药不足。五十年后他说，他奉命带上全副装备，包括一台沉重的印刷机，这很不利于他的行动。
后来发现，他所走的路线基本上就是红军主力部队很快跟上的路线。根据肖克的回忆，一路上恐怕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地人都是文盲。一些人甚至象野兽一样地生活，他们抽鸦片成瘾，半裸着身子，对农村的地理一无所知。
肖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 他的部队被认为是红军中最强硬的一支部队，国民党怕他，恨他，同时也尊敬他。 ）半个世纪以后，他成了北京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当他谈起当年贵州的艰苦条件时仍然心有余悸。第六军团没有地图，只有从学校地理书上撕下来的一张普通的中国地图。这张地图只有10×12英寸大，上面仅标有省会、非常重要的县城以及大的山脉和河流。在边远地区打仗，这样的地图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他们在迷宫般的群山峻岭中行军，当地的农民连那里是什么地方都说不清楚，更无法告诉他们到下一个城镇该怎么走了。
十月二十二日，第六军团同贸龙的第二军团会师了。军团的兵力减到四千人，据肖克回忆，他们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曾把任何敌军引出了中央苏区。
这些部队行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这一点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仲夏时期的部队行动怎么会有助于十月底红军的大规模转移呢？ 这一时间的选择是没有道理的。两者没有什么联系。
北京的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后来说：“这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问题。”秦认为物资准备和新的扩红工作开始得较早是为了使红军能有准备地应付各种紧急情况。红军在被迫的情况下是可以撤离根据地的。然而，第六军团和第七军团突围的时间则是另外的问题。他们与十月中旬的长征好像没有什么联系。即使他们牵制了大批的国民党部队——其实他们没有——也没有证据说明早在仲夏时节博古和李德就已打算放弃这一地区。
翻译伍修权是个有学识的将军，他听过李德和博古之间（还有周恩来）的讨论，他可能比任何幸存者都更了解一九三四年的指挥决定，然而连他也无法提供有关这一问题的线索。他说：“我觉得很难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由你自己来回答了。”
他认为第六、第七军团的行动是在红军大量征兵以补充缺员的时候用来转移国民党的视线的。当我问道，七、八月份的转移怎么会有助于十月中旬的长征时，他回答说：“你的疑问是有道理的。”
长征问题专家王愿坚称红军起初的行动是“交响乐的序曲”，但是序曲同交响乐似乎不是一个调子。
更使人不解的是第二十五军的转移。二十五军是留在鄂豫皖边远地区的一支残余部队。它原属第四方面军，后来四方面军撤到了川北。二十五军原有大约七千人，但到秋天减少到了二千九百人。
一个名叫程子华的红军政委五十年后回忆道，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曾把他叫去谈过好几次话。程子华现年七十四岁，身上还带着红军生涯给他留下的伤疤。他的双手双臂部受过重伤，右手现在还捏不起拳头，而是象一个爪子。他用左手写字，而左手也被子弹打伤，从未经过很好的治疗。
如果程子华的记忆准确的话，他同周恩来的谈话证实了长征之前进行长时间准备的理论。程回忆说，周曾告诉他，红军处境困难 （当时正值广昌战役惨败之后，也正是把财物从山头上搬运下来的时候 ）。周恩来说，国民党比红军强大得多。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缩小，这就减少了人力、物力的来源。红军面临着“现实的危险” —一如果红军无法获得自给，根据地就将丧失 怎样解决呢？周自问自答说：红军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使之能够得到物资和人力，重新开始壮大队伍。
周恩来说，如果红军这样做，国民党就会撤回他们的封锁部队，这将会对形势发生莫大的影响。周就是要同程子华讨论这一形势——即二十五军的处境。这支红军部队的压力很大，它急需加强领导班子。地方党要求给予帮助。周派程子华负责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并把它转移到新的根据地。周告诉他，红军主力即将采取的行动会有利于他执行这项任务。
程子华匆匆离开了瑞金，然而要到达二十五军那里却并非易事。他先到苏维埃根据地的南部，再从那里偷越边界进入广东“白”区，接着去汕头港，从那里再乘汽轮去上海。他从上海经长江至汉口，最后于九月到达鄂豫皖地区。这时，长征很快就要开始了，但他在几个月后才获悉长征的消息。程子华和地方领导决定把二十五军转移到距鄂北更远的山区去，转移到豫西的桐柏山和伏牛山区。这支部队被重新命名为第二抗日先遣队。第一支先遣队是已被消灭的第七军团和第十军团。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程子华率领二干九百人出发了。
二十五军的行动只与当地情况有关，同任何其他因素联系起来都是牵强附会的。同时，似乎也不可能假设早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周恩来就为红军的大转移作了充分的筹划。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也在这时遭受了莫明其妙的挫折。它驻在紧挨着苏区的福建，是一支独立的、非常爱国的部队，因在上海英勇抗日而闻名于世，却被蒋介石流放到福建，因为蒋介石惧怕它反日的爱国情绪和对他的政策的挑战。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军长们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独立的政府。这是对共产党人有利的形势，本来可以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使全中国共同反日——共产党宣传的主题。如同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那样，这正是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善于利用的一种机会。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驻在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在共产党的配合下，举行反蒋起义。为了等待一批共产党需要的冬装和补给物资，起义甚至推迟了一天，改在十二月十四日举行。十四日晚，参谋长赵博生请他的部下到宁都梅河畔布满圆柱的路德教堂内共进晚餐。他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军官们在二楼用餐，警卫员们在楼下用餐。席间，赵博生派出亲信部队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