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长征。许多中国人也是从这本书的中文版本中得知长征的，这本书使我，也使成千上万的人思潮澎湃。当时斯诺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曾经想写，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于一九七二年首次到达中国。随后，我与中国通谢伟思联名向现以故去的周恩来提出沿毛所率红军进行长征的路线采访，并撰写长征纪实的建议。在此以后十几年里，这一建议又反复提出过多次。
建议如石沉大海。那时正是毛晚年的那些动荡不安的岁月，也是“文革”和“四人帮”当权时期。毛的那些参加了长征的同志们，那些曾经在困苦和流血牺牲的战斗中休戚与共的人，都被整的七零八落。许多人离开了人世；许多人在“文革”的恐怖之中去世。有些人是被害而死的；许多人还在监狱里饱受煎熬。那些年，谁是长征英雄，谁就会被那些争当毛的接班人的人戴上罪魁祸首的帽子。
要在那种情况下描写历史是没有多少机会的。即使在一九七六年毛逝世，毛的遗孀江青及其死党被捕与受审之后，我也未能迅速打开通往长征之路的大门。只是在邓小平逐渐掌权，老英雄们得到甄别平反并担任要职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历史逐渐采取了较为现实的态度之后，沿长征路线寻访的计划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二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学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往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种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穿行，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在翻越雪山时正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人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四人帮”属于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很可能人们还会不时地发现更多的关于长征的片断，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已足以表明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象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象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忡忡、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 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