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对于长征没有任何怨言。正如李伯钊所说，她意志坚强，给她备了一匹马，但她很少骑。而是让给伤病员骑，她认为他们更需要马。那时，她二十四岁，身材纤瘦，但她翻越了五岭，她和刘英一道行军，也象刘英一样，不仅翻越了五岭，并且在漫长的二万五千里崎姬道路上进行宣传鼓动，提高长征战士们的士气。康克清把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称为“精神食粮”。
“我为什么要说起蔡畅呢 ？”李伯钊反问道，“因为她深得妇女以及我们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一九八四年蔡畅仍生活在北京，时年已八十四岁。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双目已经失明。但是她仍尽力工作。如果说长征有什么圣徒的话，那末，这个圣徒便是她。
第九章 第一场大战
在长征的头三场战斗中，红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便胜利地穿过了蒋介石为阻止他们突围而设置的三道防线。但是，五十年后，正像中国军事博物馆秦兴汉将军所说，长征所遇到的不仅仅是枪林弹雨。长征面临的是同时进行的三种战斗——与蒋介石及地方军阀的斗争，与大自然的斗争，还有最关键的是，在共产党内部领导人与领导人、一种方针政策与另一种方针政策之间的斗争。
决定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那么容易确定的。特别是在这个问题上，秦将军沉思地说，“即使到今天，许多事情也还是搞不清楚。”
在长征途中，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饿的威胁、无休止的行军，都使战士们随时面临着比蒋介石的枪弹更大的危险。而在这一“狂飚运动”的背后，一场关于方针、权力和人事的殊死斗争正在最高领导层进行着。
红军的指挥员都是些精明能干和久经锻炼的人。他们参加过多年的游击战争，共同经历过多次战斗。他们熟悉自己的国土，熟悉人民。他们了解敌人，也了解自己的长处和弱点。林彪的一军团在突击和伏击方面是超群的：而在正面作战和短兵相接方面，彭德怀和他的三军团最为擅长。他们学会运用策略和计谋战胜优势的敌人。他们行军神速，当敌人以为他们距离很远时，却又突然出现在敌人眼前。他们行装轻便。不怕艰苦，到处都能生存。他们很年轻，都是壮实的农民出身。他们体格健壮，不怕劳累，能像山羊一样地翻山越岭，可以夜以继日地连续行军，一天只睡几个钟头——或者根本不睡觉——又投入战斗。而且打则必胜。
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但是一九三四年春夏突击扩军时招来的新兵就不同了。他们仓促应征入伍，军事上、思想上都准备不足，又没人告诉他们要到哪里去，或者去干什么。也许，部分原因是最高领导自己也心中无数。
不论原因如何。付出的代价可不小。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的人从—开始就陆续落伍。有些士兵是掉了队。更多的是拔开双腿开 了小差，就象传说中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前夕从俄国军队溜回家的农民士兵一样。这些人趁走得不太远。还不至于找不到回家的路时，索性就往回溜了。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三支。其中，六百五十一件是轻重机枪。有三十八门追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一百八十万零一千六百四十发子弹，二干五百二十三发迫击炮弹和七万六干五百二十六校手榴弹。
这是一支强大的部队，但它的对手却是比它还强大许多倍的军队。据红军指挥员们估计，蒋介石纠集了大约一百个团三十万到四十万人来对付他们。总参谋长刘伯承估计敌人总数为四十万。八军团的莫文骅说，“粗算一下”，人数有三十万到四十万。一九八四年任共产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一九三四年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红军青年团领导人，他估计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达三十万。
蒋介石了解到红军活动的动向和规模后，当即组织部队去遏制红军。十月三十日，他命令两位可靠的中央军将领薛岳和周浑元带领四个师，配合广东的一支南路纵队和湖南军阀何健率领的一支西路纵队，去攻打红军。
两周之后，蒋改变了主意。他封何键为追剿总司令，并提出让何键同薛岳和周浑元会合，诱惑并消灭红军于湘江。湘江由南向北，流经广西进入湖南。这几位将军共有十五个师约七十个团的人马。蒋要求广西和广东军阀（他们还有三十多个团）协助把红军拦截在湘江前的全州、兴安和灌阳三个城镇，长约八十英里、宽三十英里的三角地带。
这是蒋介石的一箭双雕的锦囊妙计。如果这一计划得以实现，那么两广的地方军阀在同红军交战中会受到严重削弱，从而给蒋提供一个吞并他们的良机。
踏上征途的红军，已无法隐蔽自己，它不得不勇往直前跨过湘江。过了江就必须按预定目标挥师北上，同湘西的贺龙和二、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一看地图就可以知道红军的路线，这就是两个月以前六军团经这里同贺龙会合的路线。
五十年后，一九八四年时曲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当年是六军团的一名二十岁的农民战士。他回忆说，六军团绕道去道县，然后一直向西走，在兴安附近过江。他记得当时“没遇到什么麻烦”。他说：“经过一些战斗，我们占领了一个山头，越过这座山，到达江边。江上有一座浮桥。我们从桥上通过，到黄昏时刻过了江。我记得当时士气很高。”
是否有人暗地里对广东和广西军阀打了招呼？ 没有可靠的证据，可是六军团的行动没有引起广西方面的丝毫反应。就好象有人向他们说过，“我们只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下你们的道路”（也许有人说过这些话）。
在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处于强烈反共的桂系军阀白崇禧控制的地盘。尽管白崇禧极其仇恨共产党，但他也害怕蒋介石，他首先考虑的还是保存自己。他不愿意上当受骗，不让蒋介石借机削弱和搞垮他。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是否还有什么别的秘密“安排”，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湘江，翻越前方湘桂交界的五岭禁区？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探索。
没有人提起过周恩来同广东独裁者陈济棠之间有什么秘密交易这样的具体事情，但有证据表明，同桂系军阀白崇禧和李宗仁之间存在一项谅解。红军第一位历史学家徐梦秋在一九三八年谈到了这点。他说，广西的首领“答应开放一个区域”，那是湘江的界首和全州之间十三英里宽的一条走廊。大约位于道县以西六十至七十英里。北京主要的党史专家胡华的结论是，“关于走廊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他认为，这条“走廊”的存在对于了解湘江战斗是至关重要的。红军为了渡江，在渡口坚守达一星期之久。如果广西方面施加压力，红军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国防部研究员阎景堂和他的上司秦兴汉将军没有使用“走廊”这个词，但他们承认广西军队通过不寻常的调动留出了一条空白“地区”，从而方便了红军渡江。
何键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四日起全面负责蒋介石中央军的指挥大权。国民党的主要将领薛岳沿共产党军队的右翼或北翼移动，与往西行进的共军平行，并从北面拦截他们。周浑元则在共军的后面不断骚扰他们。
红军以其通常的队形向湘江挺进。林彪率领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三军团几乎是直线前进。九军团正好在行动缓慢的中央纵队前面。中央纵队现在已减轻了一点负担。不少挑夫开工小差，把包括戏装和道具等在内的重担都甩掉了。
八军团里集中了许多夏季入伍的新兵。这个军团在军委和中央纵队的左翼行进。博古、李德、周恩来、末德、洛甫和毛泽东等多敌军事领导人都在这个纵队里。
跟在这个指挥部后面的是拖泥带水的挑夫，他们中有些是受纪律处分被分配来的红军战士，包括一些降职的军官，可能有一些是被关押的军人。
忠实可靠的五军团殿后，他们是后卫，用当时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将军的话说，后卫的职责是挡住国民党的“看家狗”，这些走狗不断对行动迟缓的辎重大队进行袭扰。
伍回忆说：“敌人在紧逼、包抄，堵截和骚扰。”
蒋军有三四个师在与红军赛跑，争夺“走廊”北端湘江岸边的全州市。全州位于湖南和广西的交界处，是一座四周有城墙的古城。当红军侦察兵接近城墙时，发现国民党（何键的军队）已占领了这座城市。
这就引起了红军指挥部的一场争沦：应当攻打全州，还是向南转移另找地点渡江？
红军正向湘江的这块铁三角地区集中，他们还不知道这里已被蒋介石固定为屠杀他们的地方。此处南起桂林以北。桂林境内遍布圆锥形的石山和云雾，是中国画家所喜爱的名胜之地，是大自然爱好者和诗人的仙境。
这里景色的特点是藓石成林，障眼的巨岩直插云霄，指向天际。湘江流域—向是广西到湖南的主要通道。由石灰岩构成的地质，经风雨侵蚀，已形成一条条深水的江河和奇妙的山峦。
兴安以南的灵川，是红军走廊的南分界线。从桂林到灵川，湘江沿岸百山林立，有如徘徊的鬼魂。接着，再往前走，江岸又变换成坚硬的花岗石山峰。圆锥形的丘陵消失了，不时地又突然进入壮观的花岗石山峦的画面之中，就象一群游荡的幽灵在寻找一块可供休息的场所。
这里是有历史意义的地方。此处有一条运河叫灵渠，据说是公元前二百年，中国历史上第—个皇帝修建的，为的是把湘江和漓江连在一起，这样就出色地造就了一条从长江流域的上海到珠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