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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一战之后，伤员大大增多，许多人都被抬在担架上。但是，当队伍来到前面那一段名叫雷公岩的峭壁时，不论多重的伤员都要从担架上下来，在别人的帮助下才能爬上陡峭的雷公岩。雷公岩与地面几乎是九十度直角，上面只有宽一英尺的狭窄石阶作为通道；峭壁实在太陡；红军伤员无法坐担架上去；许多马都摔断了腿，躺在悬崖之下呻吟。伤员们在别人的帮助下，缓慢而又痛苦地爬上石岩，一次只能上一个人，有些是被推上去的，有些是用绳子拉上去的。牵马往上走就更困难了。有的人用尽了所有的气力也未爬上去。有些马连同马夫一道跌了下去。陆定一认为，红星纵队的妇女们的勇敢是谁也比不上的，她们照顾伤员，扶伤员爬峭壁，如果没有她们坚实的肩膀，许多伤员就完了。
曾宪辉是江西省的一个贫苦农民，他从未见过如此贫瘠的山地。红军开始向贵州挺进时，就进入非汉人居住的地区。红军来到苗族居住的地方；苗族是少数民族，原居住在汉人居住的地方，后被赶到这些偏僻多山的丘陵地带，过着十分贫苦的生活。妇女们无法定出家门，因为她们没有衣服穿。她们一丝不挂地待在屋里，蜷缩在烧草的灶旁，炊烟从屋顶的隙缝中冒出去。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赤身裸体在田间劳动。许多人家三四个成年男子才有一条裤子。一开始，苗族人对红军都很害怕，纷纷从家里逃到山里。躲藏起来。对他们来说，军队就意味着奸、淫、烧、杀，意味着掳掠、抢劫大米和小米。
这个地方盛产鸦片。正如曾宪辉所说，十五岁以上的人几乎个个都抽大烟。男人、妇女和青少年都坐在茅屋前，目光呆滞，吸着鸦片；男人和青少年下身还缠着一块布，妇女身上连块遮羞布也没有。棕褐色的鸦片象晒干的牛粪一样堆在棚子里。这里看不到温驯的水牛在稻田里精耕细作，而是由农民自己拉木犁，或者用瘦骨嶙峋的黄牛拉犁。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些年轻姑娘赶着几条没精打采时续地在粘乎乎的泥地里耕作。贫苦农民住的的房屋，墙是用木条涂上泥巴做成的，屋顶铺着茅草。有钱人家比较好的房屋，用乌木建造；灰瓦铺顶，屋檐象飞鸟展翅一般。这里的草堆好像小丑的尖顶帽子。在这里看不到江西的樟树，只有梧桐树。
鸦片这东西最坏不过了。那时贵州的鸦片已到饱和状态。它使这些赤贫如洗的穷人变得迟钝，浑浑噩噩，丧失劳力，鸦片也侵蚀了当地的军队。贵州军阀部队被称为“双枪兵”每人一定步枪，一支烟枪。
在讨论红军应当到什么地方去、下一步应往哪里走时；鸦片却起了令人信服的特殊作用。因为大多数地方军的素质差，吸鸦片使他们的战斗力降到了最低点。这对红军是有利的因素。
人们说贵州是“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这大体符合实际。这些农民从法律上说不是奴隶，但在许多方面，他们连奴隶都不如。他们没有土地，从生到死一辈子都欠地主的债，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有人要，他们就卖孩子。将女婴闷死或溺死是司空见惯的事。男孩子卖不出去也被弄死；；孩子们的价格是浮动的。一九八三年，一位在贵州出生的华侨回到自己的故乡。他七岁时被人贩子用五块银元买去“这个价钱已经很不错了。人贩子把他带到香港，又转卖了四次。最后，他终于逃走，去了美国。去年他回到贵阳时已是七十五岁的老人了。
一九三四年宁贵州的婴儿死亡率大约是百分之五十。由于婴儿死亡率太高，孩子刚出生是不庆贺的，至少要到满月才庆贺。贵州人的平均寿命是三十岁。由于这个地方太穷，所以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差别不大，至少在苗侗这样的少数民族之间是这样。所有的人都是文盲。
朱德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他对农村的印象；关于贵州；他写道：“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穷得吃不起粮食，……老百姓自称‘干人’——什么东西都被榨干了。三种盐：阔人吃白的，中等人家吃褐色的，穷苦大众吃黑盐巴。……
到处都是又黑又烂的茅草屋。玉米秆和竹片编成小门。……老百姓从地主旧谷仓地里挖掘陈米。和尚称之为‘神米’——老天爷给穷人的米。“
贵州农村的贫困状况给农民出身的曾宪辉出了难题。作为干部，他的任务之一是监督没收那些富有的地主和富农的财产；然而在贵州东部，他找不到多少地主和富农。对于少数民族，红军又有严格的规定。处理少数民族问题要十分慎重，因为他们曾经受到汉族地主的残酷剥削。一九八四年，曾宪辉还记得当年的情景，那些衣衫褴褛；几乎—丝不挂的人们蜷缩在路旁。红军把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衣服分给他们。至于鸦片，曾宪辉记得，当时打开存放鸦片烟土的仓库，让大家全拿走。他说红军不需要鸦片。
曾宪辉的回忆也许不完全准确。鸦片在这个落后地区是值钱的东西。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曾宪辉记得很清楚，红军没有销毁鸦片。他说：“我们打开地主的库房让农民把鸦片拿走，因为这些东西是他们用劳动和汗水生产出来的，是属于他们的。”
从于都河开始长征之时起，红军指挥部里就出现了缓慢而微妙的变化。损失惨重的湘江战斗之后，指挥员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这时毛泽东越来越活跃起来了，他经常周王稼样和洛甫商量问题；有些将领也悄悄地同毛泽东谈问题。越来越多的下级指挥员表现出关切甚至惊恐。很明显，由于伤亡实在惨重，部队减员太大，因此重新整编，势在必行。
周恩来是一个严守纪律、性情温和、有教养的共产党人。据人们所知，党的规定凡已形成决议的，他总是坚决执行，从未抵制过。然而，这时他似乎也对李德失去了耐心，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他对李德的第一次反抗。通常麻木不仁的李德也开始感觉到了这一变化。
红军过了湘江进入山区之后，军事压力减轻了。两广的地方军队确信共产党军队不会进入他们的地盘，便掉头回去了。湘军似乎只是在红军的后卫虚张声势地骚扰一番而已。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嫡系军队继续与红军齐头并进，但他们也避免与红军交战。
一天夜里，在五岭苗族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约午夜时分，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被一阵“救火！”，的呼叫声惊醒了。他听见火焰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急忙从床上跳下来，发现周恩来的住房着火了。他帮助周思来离开熊熊燃烧的房屋。这时，街上已挤满了人。其他领导人也来了，其中有国家安全局局长邓发。看来很可能是有人纵火。有三人被抓起来并就地枪决。但在红军宿营的苗族城镇和村庄，每夜都发生神秘的火灾。这场大火究竟是不是国民党特务放的，始终没有弄清楚。双方都利用火灾作文章，各方都指责是对方干的。
代替敌人枪炮威胁的是湘黔高原的天然障碍：险峻的山峦，危险的河流。还有部队的极度疲劳，食物的医乏和少数民族的敌对情绪。红军电台截获内情报表明，如果红军部队挥戈北上去同贺龙和肖克的部队会合，就要一路同二十万或者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其中十万人已在湖南等候。虽然没有全面清查过人数，红军知道自己的部队已经减少到三万人左右，这是很危险的。包括非战斗人员，总数也超不过三万五千人。
对这些问题，当时没有时间进行有组织的讨论。但是当部队到了位于贵州边界上的通道县城时，召开了一次仓促的非正式会议，主要的军政首脑人物都出席了。
人们通常说通道会议是十二月十一日举行的。根据周恩来夫人的回忆，会议是在城外附近农村某处一家农民的厢房里举行的，当时这家农民正在举行婚礼。李德说，这次会议是领导军队的党的机构——军事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两年多以前，毛泽东曾被军委撤职，而现在，他又被请回来参加会议，并且立即起了主导作用。
讨论的问题是，红军是否应该继续按既定的路线向北前进与贺龙会合。关于通道会议，没有文字记载——或者说，至今尚未发现文字记载。红军长征的文字记载在行军途中很多都已失落，为减轻负担，他们不得不把宝贵的文件和器材烧毁或投入江河之中。正因为如此，尽管事情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发生的，参加者的回忆却变得越来越珍贵。
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政治部秘书处主任的徐梦秋，是一位上层社会学者的儿子。长征结束到延安毛泽东就指示他写一部长征的历史。一九三六年徐梦秋告诉海伦·斯诺，他已收集了七百份文件，其他几乎全部丢失了。一九三八年他在上海发表了第一集有关长征的个人记载。他在过雪山时没有受伤，但到达陕西后，双腿冻伤，不得不截肢。他于一九三八年去苏联治病，回国后渐渐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