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白白胖胖，从未吃过苦受过罪的太子李承乾，太宗对东宫左庶子于志宁、右庶子杜正伦说：
“朕年十八，犹在民间，民之疾苦，无不知之。及居大位，区处事务，犹有差失。太子承乾，生于承乾殿，贞观初，立为太子，养于深宫，百姓艰难，未曾目睹，能无骄逸乎？卿等应亟谏。”
于志宁、杜正伦连连点头应承：“臣领旨谨记！”
没等御宴结束，年事已高、过度兴奋的太上皇已自不支，于是传旨摆驾回宫。太宗搀着太上皇来到殿外，又决计亲自捧舆送太上皇至寝殿门，太上皇不许，乃命太子承乾代为捧舆。
这是太上皇一生中最后一次盛宴。其后不久，太上皇得了风疾，卧床不起。虽经天下名医多方疗治，但病终不见好转。秋风萧瑟，枯叶飘落，病榻上的太上皇下遗诏道：
“既殡之后，皇帝宜于别所视军国大事。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园陵制度，务从俭约。”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庚子日，太上皇李渊走完了人生最后的旅程，崩于大安宫的垂拱前殿。群臣上谥曰太武皇帝，庙号高祖。钦天监奏请择日安葬大武皇帝于献陵。为了表达孝心，太宗下诏道：
“山陵依汉长陵故事，务在崇厚。”
安葬期在十月，工期紧，任务重，要建成汉高祖那样的陵墓规模根本不可能，秘书监虞世南上疏道：
圣人薄葬其亲，非不孝也，深思远虑，以厚葬适足为亲之累，故不为耳。昔张释之有言：“使其中有可欲，虽锢南山犹有隙‘。刘向言：”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释之之言，为无穷计也。’其言深切，诚合至理。伏惟陛下圣德度唐、虞，而厚葬其亲乃以秦汉为法，臣窃为陛下不取。虽复不藏金玉，后世但见丘垄如此其大，安知无金玉邪！且今释已依霸陵，而丘垄之制独依长陵，恐非所宜。伏愿依《白虎通》，为三仞之坟，器物制度，率皆节损，仍刻石立之陵旁，别书一通，藏之宗庙，用为子孙永久之法。
奏疏递了上去，太宗不理，虞世南再一次上书谏道：
“汉天子即位即营山陵，远者五十余年，今以数月之间为数十年之功，恐于人力有所不逮。”
虞世南再次上疏，太宗只得将他的意见交由有司讨论。汉高祖陵高九丈，有些太高，若给上皇起“三仞之坟”又未免太低，最后经房玄龄提议，按照光武帝原陵高六丈的规模，筑成献陵，作为太上皇最后的安息之所。
冬十月庚寅这天，葬太武皇帝于献陵，太穆窦皇后附葬。献陵位于京兆三原县东之十八里，座北朝南，山林环抱，陵前后各有一对石虎，南门有一对石犀牛和华表。
太上皇病重这年，陇右山崩，大蛇多次出现，江淮、山东等地，洪水为灾。太宗颇为忧虑，又不愿公开讨论此事，于是召来博学多才的虞世南，让他谈谈对这些异常天象的看法。虞世南看问题比较务实，回奏道：
“蛇应当在野外，如果进入市镇，便是怪事。如今蛇出现在山泽，深山大泽必有龙蛇，不足为怪。山东足雨，虽然是常事，但若下雨过多，恐怕有冤狱，应当审查在押罪犯，以符合天意。妖不胜德，只有修德才可以消灾。至于山崩，自古就有这种现象，不足为奇。”
太宗听了这话，深以为然，当即也做了一番自我反思：
“朕年弱冠，举义兵，年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帝位。自谓三代以下拨乱之主，莫有逾之者。又自以为骁勇如薛举，鸷猛如金刚，皆为朕破灭；窦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据洛阳，足为劲敌，悉为我所擒。及逢家难，复决意安社稷，遂登大宝，又降服北夷，征服西域。因之颇为自矜，或轻天下士，此为朕的过错。”
虞世南拱手道：“臣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愿陛下抚民以静，对四夷爱之如一，召天下士，喜纳忠言。勿以功高过古人而自矜伐，勿以太平渐久而生骄怠，慎终如始，则天下幸甚！”。
太宗正色言道：
“秦始皇平六国，隋炀帝富有四海，既而骄逸，毁于一旦，我何得自骄！”
虞世南告辞走后，太宗觉得心里还是不得劲，他寻思来寻思去，太宗当即叫近侍召来房玄龄，对他说：
“太上皇也入土为安了，朕想下一步该整理整理太上皇的起居注，修一部《高祖实录》，由你来牵头。”
房玄龄拱手道：“臣一定尽心去做这件事，给事中许敬宗、著作佐郎敬播都是修史方面的专家，可以让他们加入进来。”
太宗对由谁来修史不太感兴趣，但最想看到的是高祖的起居注，想看看高祖在玄武门事变前前后后都说了些什么。
“玄龄啊，”太宗试试探探地问，“朕想看看太上皇的起居注，不知道行不？”
太宗这一说，房玄龄算明白了皇帝要修国史的主要意图，便迟疑地答道：
“自古帝王不能自观国史，此事非同小可，是否叫群臣议论一下？”起居注记录君主的言行，善恶必书，若帝王自观，势必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影响历史记录的公正性，这一点太宗明白，只得挥挥手，让房玄龄下去找几个大臣“议”去了。
太宗要看高祖的起居注，此动议一出，当即遭到一片反对之声。当天，谏议大夫朱子奢就上表，表示反对，其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圣旨，发德音。以起记录居书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于史官，人主不见。今欲亲自观览，用知得失。臣以为圣躬举无过事，史官所述，义归尽善，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有未喻。大唐虽七百之祚，天命无改。至于曾元之后，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饰非护短。见时史直辞，极陈善恶，必不省躬罪己，唯当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贱，有一于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云廷折，董狐无隐，排霜触电，无顾死亡。唯应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闻乐！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
朱子奢的上表虽然语气婉转，但却从各个方面指出皇帝自观国史的危害性。太宗怕执意要看影响不好，只得暂且放弃了要看起居注的企图，只是一再私下叮嘱房玄龄，要多从正面反映“玄武门事变”的前后经过。
封禅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之为也。其意有三：一、位当五行图篆之序，二、时会四海升平之运，三、德具钦明文思之美。战国时，齐国和鲁国的儒士们认为泰山为五岳之首，帝王应当至泰山举行祭祀大典，登泰山筑坛祭天叫做“封”，在泰山以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叫做“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封禅于泰山，其后，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皆举行过封禅大典。隋文帝开皇十四年（594年），群臣请封禅，文帝虽命牛弘等创定封禅仪注，但最终还是决定不举行封禅大典，说：“此事体大，朕何德以堪之！但当东狩，因拜岱山耳。”只是在次年春，经过泰山脚下，用祀南郊的礼仪，祭拜一下就走了。
唐太宗即位后，社会秩序已趋安定，农业生产日益复苏，人民生活也逐渐提高，天下出现少有的“大治”局面，封禅泰山之事重新又被人们想起。贞观五年（631年）正月，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书，以为“天下一统，四夷来同？诣阙上表，请封禅。”太宗以“凋残未复”为理由，不准。同年十一月，利州都督武士彟上表请封禅，太宗仍不同意，言：“丧乱之后，民物凋残，惮于劳费，所未遑也。”
贞观六年（632年）正月，在岁首朝会这天文武百官以“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诣阙请封禅者，首尾相属”为由，集体请求封禅。太宗仍不许，对群臣说：
“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大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如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巅，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
群臣不听，七嘴八舌，纷纷说道：“人和岁稔，上天之意不可违，就是现在举行封禅大典，臣等还认为已经晚了呢。”群臣请之不已，弄得太宗也有些心动了，他在御座上正了正身子说：
“封禅也不无不可，但刚麻烦来，还得编定封禅仪注，还得重新整修泰山宫殿，少说也得准备七八个月。”
听太宗口气放松，群臣忙道：“准备工作都是应该的，时间也充足，正好到秋后天高气爽的时候去泰山封禅。”
太宗刚要答应封禅，魏征出班，摇手直说不可。太宗见他又来劝阻，心里不高兴，冷着脸问道：
“朕希望你能直接了当说出你的意见，不要有所隐讳，那你说说，你不让朕去封禅，是朕的功绩不高吗？”
“高矣！”魏征伸出大拇指说。
“是朕的德行不够厚吗？”
“厚矣！”
“是咱中原还不够安定吗？”
“安矣！”
“是四夷还未臣服吗？”
“服矣！”
“是咱的年头还不够丰稔吗？”
“丰矣！”
“是上天的符瑞还未到吗？”
“至矣！”
“好！”太宗拍了一下龙案，“然则为何不可封禅？”
魏征抻了抻袖子，侃侃言道：
“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足，不能满足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苦，陛下将焉用之！”
魏征说得极有道理，太宗不服，仍咕咕哝哝打算封禅。其后不久，河南、河北的十几个州发大水，急需赈灾，封禅一事遂搁置不提。
太宗本不是一个喜欢女色的人，当了皇帝之后，国泰民安，安逸之余，也不免有了床畔兴致。这天探子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