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红飘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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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的红飘带- 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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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况日本并不给我们准备的机会呢?“
  这是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观念,陈布雷和陈诚以及他们国民党的同志们,当然都不是第一次听到。陈布雷也无意于今晚同他讨论这些问题,不过出于对领袖和恩人的忠诚,仅仅想对不利的形势有些补益罢了。他的这一点拳拳之心,也是颇为动人的。
  “先生,”他万分诚恳地说,“即是搞点表面文章也好。”
  “表面文章?”蒋介石略一沉吟,脸色和蔼了一些,而且微露笑意。“那你们就搞一些么!多搞点文章在报纸上登一登。”
  说到这里,陈布雷扼腕叹息,不胜感慨地说:“我们不光是军事上打败仗,文笔上也不行。我们国民党有什么宣传人才?人才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你可以拉点中间党派,帮我们讲话。”
  “唉,那些人都是一些老处女,要他们出嫁总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肯应。”
  “罢了,罢了,”蒋介石摇摇手,“这件事由你去做,至少你可以写一点。把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认认真真地讲一讲。明天我们还是要赶到重庆,要首先解决共党问题。”
  陈诚和陈布雷都连连点头。
  “我告诉你们,现在的事体不能掉以轻心。”蒋介石以严峻的目光望着二陈,告诫说,“薛岳给过我一个报告,说共党开过一个什么遵义会议,毛泽东又上台了,你们注意到这件事体吗?”
  “是的,注意到了。”二陈一齐回答。
  “这个人很难对付。在江西我们就吃了他很多亏。”蒋介石的脸上浮起隐隐的愁容。“我本来预计,共党是要分裂的,那就好收拾了,没想到毛泽东又上了台。这人善于声东击西,他的行动往往使人迷惑不解。这次他们突然回师遵义,就很象是他的手法。”
  “先生说的是。”陈布雷频频点首。陈诚没有则声,似乎想起四次“围剿”,心里还有一种隐隐的恐惧。
  说到此处,蒋介石不禁感慨万分,凑近二陈,声音不高,但是颇为沉重地说:“老百姓受了共党的盅惑宣传,在那里高喊抗日还好理解,可叹的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有些人糊里糊涂地也跟着喊。试问,共产党拉着我的后腿,不消灭共产党,我怎么抗日?我给你们实说了吧,日本人来了,我们总有办法对付;如果让共产党得了天下,那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了!这一点,你们懂不懂?”
  他说完这话时,眼睛直勾勾地望了一阵陈布雷,又望着陈诚,他确实动了真感情了。虽然蒋介石这话决不止是第一次说,但陈布雷、陈诚听来仍有一种使人战栗的力量。
  “先生的话很有深意!”陈布雷虔诚地点了点头。
  “校长的训示,我陈诚从不敢忘,不消灭共党,我也是死不瞑目的!”陈诚说。
  (二十六)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建立了重庆行营。他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本委员长已进驻重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我使命。仰各路通令所属遵照。中正手令。
  这时,他下定决心,“拟将匪歼灭于乌江以西,赤水河以东地区”。一方面他积极调动部队尾追、堵截,一方面又告诫他的部下不要随意轻进。他在给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的电报中说:我周纵队主力,必待匪情明了,方可大举。但有力之搜索队,派遣愈多愈远愈好。夜间应特别活动远探。吴纵队到达鸭溪附近,即须搜索前进,不可随意轻进。但无论周或吴部,如闻有一个纵队与匪激战,则其它之纵队,必须不顾一切,向激战方向猛进,以期夹击干净,万勿稍加犹豫。
  同时,蒋介石再度乞灵于碉堡战术,他向各县都发出了命令:各县均应严密构筑碉堡工事。二碉间隔以目力火力能及为度,最好每里约一碉。对于渡口,尤须严密坚固,并分段指定部队及团防负责守备,并速派员考察督促。匪未到,则行封锁;匪已到,则死守待援。
  对于红军统帅部来说,这样一来,仗就越来越难打了。
  遵义大捷,使红军声威大震,部队士气十分高昂。统帅部这时很想再打几个好仗,以便打开局面。他们那股跃跃欲试的劲头儿,简直和部队的小伙子们差不多了。所以,红军主力略事休息后,就由遵义西移鸭溪、白腊坎、枫香坝一带积极寻战。如果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是想方设法摆脱敌人,这时却是要瞅准敌人找上门去了。统帅部瞅准的第一个目标,是驻守在鲁班场、长岗山一带的周浑元纵队的三个师,可是周浑元是颇善于接受教训的一位将军,他见吴奇伟吃了大亏,因而万分谨慎。尽管红军将士们手心痒得难受,也无从下手。
  红军统帅部的领导者们,围着地图冥思苦索,终于从敌人丛中找出了一个县城,这就是打鼓新场,那里驻有王家烈的一个师。打鼓新场这个名字作为县城是很新鲜的,老长征们都记得这个名字,多年后,周恩来在讲党史的时候还提到过它。为了这个小小的县城,开了半天的会,大家众口一辞,都说这是不大不小的一口菜,而且这个师正惊魂甫定,吃来一定非常可口。但是在讨论中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就是毛泽东一个人不同意打。尽管毛泽东那时有很高威信,但是大家求战心切,你一言,我一语,很快就来了一个“否定之否定”,把他的意见否决了。从今天看,这是党内民主生活相当健全的表现。会议最后决定,由周恩来当晚将作战命令拟好,于第二天一早发出。
  周恩来起草好命令,天已经是后半夜了。三月的夜还是很有些寒意。小兴国给他烧了一壶热茶,他喝了一大杯,暖了暖身子,才睡下来。矇眬间,只听有人“卜、卜、卜”在敲自己的窗棂。接着是轻声地呼唤:“恩来!恩来!”
  周恩来虽一向很警觉,但由于过分困倦,不知不觉间又睡熟了。
  过了一会儿,窗棂又卜卜卜地响了几声,接着又叫:“恩来,你睡了吗?”
  周恩来挣扎着睁开眼睛,定神细听,是毛泽东的声音,就一骨碌爬起来。那时,长征中的红军将士们,几乎人人都不脱衣服睡觉,所以起来得很快。
  他把煤油灯捻亮,开了门,见毛泽东披着大衣,手里提着马灯,站在夜色里。
  “毛主席,你怎么一个人来了,警卫员呢?”
  “他们一个个都困得要死,”毛泽东笑着说,“我没有喊他们。”
  周把毛泽东让进来,坐下,接过马灯放在桌上,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两点,就笑着问:“你怎么还没有睡呢?”
  “我睡不着哇!”毛泽东点起一支烟,“关于打鼓新场的命令发出去了吗?”
  “还没有。”
  “那好。”毛泽东带着庆幸的口吻。“打鼓新场这个仗,我是越想越不放心,也就再也睡不着了。”
  说过,他站起来,举着他的马灯,走近地图,用夹着纸烟的黄黄的手指,指了指地图上那个几乎比苍蝇头还要细小的地名,再次陈述他的意见。
  他不慌不忙地说,这个打鼓新场,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个师,而且是黔军的一个师,战斗力并不很强;可是他有城墙,修了碉堡,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弱敌加上工事,就相对地强了。事实上,这个仗是一个攻坚战,一打起来,时间就不一定很短。如果这样,就麻烦了。
  说到这里,他侧过脸望了望周恩来的脸色。周恩来神情严肃,聚精会神地听着,思考着。他看毛泽东一只手举着马灯很累,又搭上了一只手。毛泽东继续指着地图上四面围攻过来的敌人,讲道:“我们周围的敌人一共有一百个团,而且相当密集。如果打鼓新场不能很快解决战斗,敌人就会从四面围上来。这样,我们很可能脱身不得,那就晚了。”
  他说过,又分别指了指四周的敌人。在打鼓新场的北面不远,有黔军的一个旅;西北鲁班场一带有周浑元的三个师;西南的黔西、大方、毕节有滇军孙渡的六个旅另两个团;周浑元和孙渡正好形成对红军的南北夹击;再加上吴奇伟的两个师,已从东面进到了刀把水;川军郭勋祺部已经进占了遵义;以上都距打鼓新场不远。至于叙永、古蔺、桐梓等地还驻有川军主力,也都会要围攻上来,使红军陷于难以摆脱的重围之中。
  毛泽东有一条长处,就是他善于说服人,善于做说服工作。他有时也急躁,也会大发雷霆,但他有意说服你时,却温文尔雅,不慌不忙,那口湖南话说得铿锵有致。遵义会议的成功当然是由于客观条件的成熟,众多同志的努力,而毛泽东的善于做说服工作,不能不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今天,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危险,他就又来做说服工作了。他把事实和道理说得那么透彻,这里面就包含着动人的力量。
  马灯被放回到桌案上。毛泽东把道理讲完,就坐下来静静地抽烟。周恩来在灯光下皱着两道浓眉,捻着他的美髯,在认真地思考着。周恩来也有一条明显的长处,他善于汲取人们意见中的合理成分,从不固执己见。他从毛泽东的意见中发现,尽管大家都拥有同样的客观材料,而毛泽东却有更多辩证的思维。他不是只孤立地观察一个条件,而是把这个条件同其它条件联系了起来;他又不是静止地看一个部分,而是从变化中看它的结局。这样他就能通过表面现象更深刻地掌握事物发展。
  “好,我看这意见很好。天一亮,我就找大家重议一次。”他望着毛泽东点了点头。“最近,因为打了胜仗,大家的信心是强多了,可是头脑也有点热了。人们的思想总是这样,一时偏到这边,一时又容易偏到那边,看来不是那么好掌握呀!”
  说过,他的脸色显得非常明朗,柔和,轻轻地笑起来。
  毛泽东见周恩来接受了他的意见,心里一块石头落下地了。他的声音有些深沉:“恩来,这个棋不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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