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哪儿需要多添一个小面包或一勺汤，就能帮助新来的犯人挨过那不习惯〃狱中饥饿〃的难关。这一切他都知道，都是凭他那细致的感觉和实际的体验得来的，而他也就根据这一切去行动。
一个顽强无畏的战士。一个纯粹的人。这就是斯科舍帕大叔。
我希望，将来你们读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从他身上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杂役的优秀典范，他善于把压迫者要他干的事，变成为被压迫者服务。斯科舍帕大叔只是这类人中间的一个，还有其他很多外貌各不相同而执行着同样重大任务的人们。在庞克拉茨监狱和佩切克宫都有这种人。我愿意一一描绘出他们的形象，然而遗憾得很，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甚至连〃快快地歌唱出生活中形成得缓慢的事儿〃，也来不及了。
但这里至少总算有了一些名字，一些榜样，虽然还不是所有不该被忘却的人的名字：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一个英竣高尚的青年，他每天都帮助被监禁的同志们，最后自己在奥斯维辛牺牲了。
阿诺什塔·洛伦泽因为拒绝出卖同志，他的妻子被处死。
一年后，他为了拯救自己的同志们，拯救〃四○○号〃的杂役们和整个监狱集体，也被处死了。
聪明的、永远闪耀着机智的瓦舍克；在戒严时期被处决的沉静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安卡·维科娃；精力充沛的……永远快乐、敏捷而不断创新的〃图书馆员〃斯普林盖尔；腼腆的青年比列克……仅仅是一些榜样，一些榜样。一些大大小小的雕像。但他们永远是雕像，而绝不是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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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契克/著 蒋承俊/译
第八章 一小段历史
一九四三年六月九日。在我的牢房门前挂着一根吊裤带。那是我的吊裤带。这是押解的标记。今天夜里他们就要把我押送到帝国法庭去听候判决了……事情就是这样，在我生命的边缘上，时光正在贪婪地啃嚼着最后的几口。在庞克拉茨监狱度过的四百一十一天快得不可思议。还剩下多少天呢？我将在什么地方度过这些日子呢？又将怎样度过呢？
在这些日子里，我将很难再有写作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最后的叙述了。对于这一小段历史，我显然是最后一个活的见证。
……
一九四一年二月，捷克共产党的全部中央委员以及准备万一出事时接替他们的领导人全部被捕了。党为什么会遭到这样严重的打击，现在还没有得到准确的证据。关于这个，有一天盖世太保的头头们在受审时也许会供出来的。我也像佩切克宫的杂役一样想仔细弄明白这事的真相，但是白费工夫。
当然这事少不了有奸细的破坏，但多半是由于不谨慎。两年来地下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有些同志的警惕性多少有些放松。地下组织扩大了，经常有新同志参加到工作中来，有些人本来应该暂时作为候补人员在一边等待一下的。机构扩大了，庞大得难以控制。敌人对党中央的袭击显然蓄谋已久，在他们快要进攻苏联的时候就向我们下手了。
开始我不知道逮捕的范围有多大。我还等着我平日的联络员，但他没有来。一个月后，我才知道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不允许这样傻等下去。我只好独自去寻找关系，别的同志也这样做。
我首先找到了洪扎·维斯科奇尔，他是捷克中部地区的领导人。他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他搜集了一些材料准备出版《红色权利报》，党没有中央机关报是不行的。我写了一篇社论，但是我们俩又决定把全部材料（我还没有看过这些材料）印成五一节的传单，而不作为《红色权利报》，因为另外一些同志已经在别处出版了《红色权利报》，尽管印得相当简陋。
我们进行了几个月游击式的工作。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个打击不能置它于死地。几百个新同志决心接替牺牲了的领导人的岗位，担负起他们留下的未完成的工作，使这个组织的基础不致被瓦解或陷于瘫痪。但仍然没有中央的领导，游击式的工作中蕴藏着极大的危险：因为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德寇准备进攻苏联时——我们的步调可能会不一致。
在我所收到的几期以游击方式出版的《红色权利报》上，我认出了一个老练的政治家的手笔。而别的一些同志也从我们出版的、可惜并不十分成功的五一节传单上，看出有可信赖的人存在。于是我们开始相互寻找。
好像在密林里相互寻找一样。我们一听到声音就跟踪追迹，但却从另一边传来了呼唤声。沉重的损失，使得全党更加谨慎、更加警惕，如果党中央机关的两个同志要碰头，就必须通过他们双方以及其他负责联系的人所设下的试探或暗号的重重障碍。这一回就更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那〃另一边〃的人是谁，而他也同我一样，不知道对方是谁。
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共同的联系人。就是优秀的青年米洛什·涅德维特医生，他成了我们的第一个联络员。这事也有偶然性。一九四一年六月中旬，我病倒了，打发丽达去请他来给我看玻他立即来到巴克萨家里，我们就在那儿把事情谈妥了。原来他就是受了委托来寻找〃另一边〃的人，他根本没有想到那〃另一边〃就是我。相反地，他也像那一边所有的人一样，以为我被捕了，并且很可能已经牺牲了。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希特勒向苏联进犯。就在那天晚上，我们还同洪扎·维斯科奇尔一起印发了一份传单，阐明这次进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六月三十日，我和我寻找了这么久的那个人会面了。他来到了我约定的联络点，因为他已经知道将同谁会面。而我那时还不知道将同谁会面。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来槐花的清香，这正是情人幽会的美妙时刻。而我们却拉下窗幔，打开了灯，互相拥抱起来。原来他就是洪扎·齐卡。
原来一九四一年二月里，并不是全部中央委员都被捕了。
中委之一的齐卡得以幸免。我早就认识他，并且早就爱戴他了。但只是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才真正认识了他。圆圆的脸，总是笑眯眯的，像个慈祥的大伯，而在党的工作中却表现出坚决果断，毫不妥协，有信心，有决心。他不知道，而且也不愿知道还有比党交给他的任务更重要的事。
为了完成党的任务，他可以放弃一切。他爱人们，人们也爱他，但他从来不以无原则的宽大博取别人的爱。
只用几分钟我们就把事情商量好了。过了几天我认识了第三个新的领导成员，这就是洪扎·切尔尼，他早在五月间就同齐卡取得了联系。他是一个身材魁梧、风度潇洒的小伙子，同群众关系很融洽。他在西班牙打过仗，大战开始后，他带着一叶被打穿了的肺，经过纳粹德国回到了祖国，还留着几分军人的气质，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是一个有才干、有首创精神的人。
几个月的紧张战斗和纯洁的友谊把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这三个人的性格和能力是相互补充的。齐卡是一个干练的组织家，认真而精细，办事严谨，不会被任何一句圆滑的话弄糊涂。他深究每一则消息，刨根问底，从多方面分析研究每一个建议，热诚却又铁面无私地监督每一项决议的执行。领导怠工和准备武装斗争的切尔尼，用军人的方式思考问题，机敏而有魄力。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总能成功地找到新的工作方法和新的群众。而我呢，是一个宣传鼓动者，一个新闻记者，会凭自己的嗅觉工作，有点幻想家的气质，为了平衡也兼有点批评家的气质。
职务的划分与其说是分工，倒不如说是分头负责。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全部工作，哪儿需要就分头上哪儿去。
工作是不轻的。党在二月份受到的创伤还没有复原。所有的联系都中断了，有些地方的组织全部被破坏了，有的虽然保存下来，但接不上关系。一些组织、一些工厂，甚至整个地区几个月都跟中央断了关系。在关系接上之前，我们只好依靠中央的机关报，希望它能到达他们手中来代替领导。我们没有联络点，也不能利用过去的联络点，怕有人监视着这些地方。最初我们还缺少活动的经费，粮食给养也十分困难，许多事情都得从头做起……这一切恰恰出现在党已经不能只做恢复和准备工作的时期。在德寇进攻苏联的日子里，党应该直接参加战斗，组织反对占领者的后方战线，在敌后发动小规模的战斗，这不仅要靠党组织本身的力量，而且要动员起全民的力量来进行。从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的准备时期，党不仅对德国警察，就是对于人民也是极其隐秘的。现在，党受到创伤，它在占领者面前应该更加秘密，更加改进自己的工作，但是在人民面前它却应当从隐秘转向公开，应当同党外人士建立联系，应该向全国人民和每一个决心为自由而战的人开门，同他们结成同盟，用直接的行动把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引向斗争。
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初，我们初步能够这样说：虽然还不能说已经把严重破坏的组织恢复起来——我们离这个还远着呢，但是我们却有了一个组织得牢固的核心，这个核心本身已经能够，至少部分地能够完成一些重大的任务。党的活动明显地恢复了。各个工厂的怠工和罢工的次数在增加，——九月底，他们派了亨德里希来对付我们。
第一次戒严并没有摧毁那正在增长起来的积极反抗，但是把它削弱了，党受到了新的打击。特别是布拉格地区的党组织和青年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批党的宝贵的干部：扬·克雷依奇、什坦茨尔、米洛什·克拉斯尼和别的许多人都牺牲了。
每次遭到打击之后，都可以看到党是多么不可摧毁。一个战士倒下了，——如果另一个人代替不了他的话，就会有两个或三个人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