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增强，太仓之粟，多达1300 余万石；国库之银，存六至七百余万两。（《明
史·食货二》）近20 年间，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张居正更重视发展农业生产，
重用治河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疏通运河，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条件，
使得“田庐皆尽己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张文忠公全集》，附录
《行实》）
明代中叶，封建经济仍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在江南地区有了显
著发展，为资本主义萌芽准备了良好条件。当时手工业相当繁荣，冶铁、铸
铁、造纸、印刷、制造瓷器，都达到空前规模，特别是丝织业和棉纺织业发
展更快。“以机为田，以梭为耒”已成为江浙某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居民“尽
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吴江县志》卷三十八，《生业》）手工
业分工已很细密，炼铁业中，有煽者、看者、上矿者、取矿砂者、炼生者，
“各有其任，昼夜轮番。约四五十人。”丝织业中，有车工、纱工、缎工、
织工；织绸分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工序。社会分工的加强，是工场手
工业生产的标志之一。商品经济的发达，促进了商业城镇的兴起，货币流通
的加快，这又为从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转化创造了条件。同时城市工商业的
繁荣，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起了促进作用。李时珍的科学创造，受到当时
社会经济条件的刺激，更受到明代中后期文化思想领域掀起的革新思潮的鼓
舞，从而他能冲破封建制度造成的重重障碍而取得卓越成就。
二、 16 世纪中国的科学文化
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植根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历史上任何重大科
技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科学文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剖析明代中叶的文化
思想背景，特别是当时哲学思想、文学思想和科学思想的基本概况，对于理
解李时珍学术思想的产生，不无重要意义。譬如一颗幼苗要长成参天大树，
不能离开它生长的整个自然生态环境一样，李时珍的成长，是受当时整个文
化氛围制约的。
（一）面临崩溃的理学禁锢
明代推行的是一套窒息人们创造精神的思想教育制度。国家实行科举考
试，把青年的思想，紧紧束缚在儒家经典的思想牢宠中，容不得半点自由。
成化（1465—1487）年间，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这种文体，强调谨守儒家
经典，凭学子对四书、五经及其注疏的背诵程度，来衡量学识水平的高低。
科举制度的实质是强迫学子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要他们谨守儒家的处
世为人准则，遵从三纲五常名教，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者服务。
明代中叶，王阳明（1472—1528）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被封建统治者
奉为官方皙学。它诱导人们树立“万化唯心”、“心外无理”的唯心主义世
界观，要他们深入体验“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为一，允执厥中”的所
谓十六字心传。要首先“破心中贼”，才能“破山中贼”，防止人民作乱，
以巩固封建统治。王阳明去世后，阳明心学发生分化。以王阳明的学生王艮
（1483—1541）为首，形成泰州学派，其成员多是樵夫、渔夫、陶匠。他们
农忙时进行农业、手工业生产；农闲从事文化宣传活动，向农工商贾进行启
蒙式教育。黄宗羲曾称赞泰州学派韩贞的讲学方式说：“（韩贞）以陶瓦为
业，粗识文字，有茅屋三间，以之偿债，遂处窑中。以化俗为任，随机
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众讲学。一村既毕，又之
一村。前歌后答， 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泰
州学派的活跃，显然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适应广大农工商贾强烈的
文化生活要求，自发地掀起一股文化普及运动。
民间文化生活的活跃，人们对封建统治思想逐渐发生动摇，封建统治思
想的叛逆者应运而生。和李时珍同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李贽（1527—1602）是
封建叛逆思想的代表者。李贽是泰州学派的激进分子，统治者称之为“异端
之尤”。他以“异端”自居，明火执杖同“正统”理学思想展开斗争。当李
时珍撰写《本草纲目》时，孪贽正好住在湖北麻城县，撰写《焚书》和《藏
书》。这些战斗性很强的著作有如刺向封建卫道者的投枪和匕首。他要“颠
倒千万世之是非”，反对封建独断论和封建蒙昧主义。他称赞陈胜、吴广起
义为“匹夫首倡，古所未有”；赞扬梁山泊起义领袖都是“大力大贤，有忠
有义之人”；要求各级官吏人人应读《水浒传》；称赞卓文君之私奔，是“归
凤求凰”；赞扬红绋自择配偶是“千古来第一个嫁法”。他同封建礼教针锋
相对，发出思想解放的先声。李贽思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思想界经过长期
礼教禁锢之后，止在冲破中世纪的思想牢宠，要求自由思想，主张个性解放，
力图打碎统治者强加在人民头上的封建思想枷锁。封建思想统治的松弛，无
疑为早期启蒙思想的萌芽和科学创造精神的发扬，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异军突起的市民文学
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城市的兴起，市民阶层的成长，必然要在文学方
面有所反映。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写照。嘉靖万历年间出现的一批小说，
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新习俗，充分显示了作者们冲破礼教束缚的思想风貌。吴
承恩的《西游记》（嘉靖时作），李开先的《金瓶梅》（嘉靖万历年间作），
天启年间，冯梦龙编辑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
恒言》）和凌濛初编辑的“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
或借伸话故事，讽刺16 世纪封建统治下没落阶级的腐朽、贪婪、残暴，歌颂
人民对黑暗势力的反抗精神：或用现实手法，描绘豪绅地主的道德堕落和新
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情趣。当时文学领域掀起了一股批判现实的新风，处处同
传统礼教相抗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行商业贾成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儒
门子弟纷纷弃儒经商，入学中举的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受人羡慕。女人改嫁、
私奔，在小说中被视为值得同情的行为；节烈观念，开始褪色；在小说中甚
至出现了纵欲的描写。这都是以往在名教思想束缚下不敢想象的。这说明人
们正在改变观察人生问题的价值尺度，数千年来的封建礼教价值观念，经受
着猛烈冲击。
明代中叶，中国戏曲有了新的发展，汤显祖《牡丹亭》的创作，地方戏
曲“昆曲”的兴起；都适应了当时城镇市民文化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封建
思想禁锢之后，文学、戏曲方面掀起的思想开放的风气，要求人们打破旧思
想、旧观念的束缚，想前人不敢想的事，说前人不敢说的话，写前人不敢写
的书，这股文化新风，对李时珍的科学创造无疑有激发、诱导的作用。
（三）超越前代的科技创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宋代达到它的极盛时期；此后数百年里，
呈现一种沉闷局面；到明代中叶又有了大的发展。这一发展有着相当深刻的
社会根源。在此之前，科学技术缺乏长足进展，主要原因在于封建统治者顽
固地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城市工商业始终未有大的发展，中国长期停滞在自
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水平，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难于提出新要求，更难显示有力
的支持与推动；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士人沉溺于“进士及第”的黄金梦，
陷入“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牢笼，不屑于弃科举而攻“雕虫小技”。在封建
社会，科学技术从来遭到鄙弃。土人们往往是在进士梦破灭之后才被迫研究
人所不齿的方技。到明代中叶，以上两方面情况都有了变化。工商业的空前
发展，儒学道路的一度冷落，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人们另眼相看。这一时期的
创造发明，是随着整个手工业的空前发展而出现的，此时的中国手工业有了
许多比较发达的部门。首先，纺织业中，棉织、丝织、毛织部有很大发展，
特别是丝织业，所产的锦缎，巧夺天工，远销海外，令人倾倒。其次，冶铁
和采煤业，生产模范宏大，生产技术改进，生产组织合理化，预示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第三，瓷器制造业，尤其令人瞩目。景德镇的官窑、民
窑共3000 余座。嘉靖时期，官窑每年出产”五色龙凤诸器”多达44 万余件。
（《明史·食货志》）生产分工已很细致，“一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
成器。”（《天工开物·陶埏》）印刷业也是当时最发达的行业之一，南京
是当时印刷业中心，无论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都有极高技术，大部头的丛
书、小说、戏曲、本刻画，都广为印行。彩色套印技术，已达到极高的艺术
境界。
伴随着手工业的发展， 16 世纪我国科学技术成就十分辉煌。
（1）北京天坛回音壁的构建。回音壁是环护”皇穹宇”（安成祭天牌位
的地方）的圆形围墙，建于嘉靖九年（1530）。墙壁设计奇特，砌得整齐光
滑，赋有神秘的声音反射效果。有人在一端面向墙壁小声讲话，在很远的另
一端，别人会听得很清楚，二人可以对话。其原因是发音者的声音与墙面受
音点的切线所成的角度小于22 度，声音分布在近墙面的一条不超过2。5 米宽
的圆环内，不致碰到皇穹宇反射到别处去。配合回音壁的三音石和圆丘也具
有奇特的声学效应。这一组建筑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奇迹，在世界文化史上亦
属罕见。
（2）卓越的“十二平均律”的发明。乐律学在我国发展很早，历来极受
重视。明中叶，卓越的乐律学家朱载堉（1536—1610）发明的十二平均律，
比欧洲乐理学家梅尔生（1588—1645）的发明早半个世纪。朱载靖本是一位
王室世子，不慕荣禄而潜心乐律、历算。于万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