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分析，对附子的功效有全面的认识，这又是综合的妙用。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的”发明”一栏，阐述了自己对某些药物性能的
独到见解，这些见解大都是他在对该药物进行深入分析时得出的结论。这些
分析性质的结论，对于认识一味药物的功效极其重要。
李时珍分析蜂蜜的功效说：“其入药之功有五，清热也，补中也，解毒
也，润燥也，止痛也。”蜂蜜为什么具有不同功效？他指出这是由本身的特
性：”生则性凉，故能清热。熟则性温，故能补中。甘而和平，故能解毒。
柔而润泽，故能润燥。”（《蜂蜜·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219 页）
人参的种类颇繁，有黄参、沙参、丹参、牡蒙、丹参等等。每种参的颜
色不同，功用有别。《本草纲目》中一一作了分析，写道：
五参五色配五脏。故人参入脾曰黄参，沙参入肺日白参，玄参入肾曰黑参，牡蒙入肝曰紫参，
丹参入心曰赤参，其苦参则右肾命门之药也。古人合紫参而称苦参，未达此义尔。
——《丹参·释名》校点本第二册，第758 页
以上可以看出，对于每味药物的气味、主治、修治、发明等等，需要进
行分析，才会取得对药物的全面认识。同样，对于每一类病证，也需要进行
科学分析，才能取得全面认识。
中医按八纲辨证，每一纲所包括的诸种病证大有分别。若不进行仔细分
析，也不可能真正理会八纲辨证的精义。例如实证，《内经》指出：“实者
泻之”，“实则泻其子”。同样是实，同样要泻，都必须严加分析，才能投
之以适当的药物。李时珍深明其理。
徐之才曾创立“十剂”之说。将众多的药方按对证的需要及性质，分为
十类，即宣、通、补、泄、轻、重、涩、滑、燥、湿。李时珍称它为“药之
大体”，对之十分重视，载之于《本草纲目》卷端。“十剂”是对众药的全
面综合。但每一剂又需作深入分析，才能运用自如。对十剂之中的轻剂，李
时珍分析道：
轻可去闭。有表闭、有里闭。表闭者，风寒伤营，腠理闭密，阳气怫郁，不能外出，而为
发热、恶毒、头痛、脊强诸病，宜轻扬之剂发其汗，
而表自解矣。里闭者，火热郁抑，津液不行，皮肤干闭，而为肌热、烦热、头痛、目肿、昏瞀、
疮疡诸病，宜轻扬之剂以解其肌，而火自散也。
——《十剂·轻剂》校点本第一册，第62 页
同样，用轻扬之剂以治闭证，但有区别。属于表闭之证，宜用利于发汗的轻
利之剂；属于里闭之证，宜用利于解肌的轻扬之剂，不可一概而论。利用轻
剂时如此，利用重剂何独不然？李时珍指出重剂的使用，应分析四种情况，
区别对待。在《十剂·重剂》中写道：
重剂凡四：有惊则气乱，而魂气飞扬，如丧神守者；有怒则气逆，而肝火激烈，病狂善怒者，
并铁粉、雄黄之类以平其肝。有神不守舍，而多惊健忘，迷惑不宁者，宜朱砂、紫石英之类以镇其心。
有恐则气下，精志失守而畏，如人将捕者，宜慈石、沉香之类以安其肾。
——校点本第一册，第62 页
同样是利用重剂以镇惊恐，或用以平其肝，或用以镇其心，或用以安其肾，
所用方药大不一样。贵在平时多作分析，知其机要，急时才不致误投药饵，
有损医治。
李时珍分析了用宣剂治郁塞之病的诸种情况。肯定郁塞之病，是由于“传
化失常”造成的，或者由于”郁久生病”。或者由于“病久生郁”，都宜以药
物“宣布敷散”。但郁证有气郁、火郁、食郁、痰郁、湿郁之别，每种郁证
还有轻微和严重之分，都应细加分析，然后才可对证施治。他用具体分析的
方法，剖析了六种郁证不同病情时所宜使用的宣剂，指出：
气郁，有余则香附、抚芎之属以开之；不足则补中益气以运之。
火郁，微则山卮、青黛以散之；甚则升阳解肌以发之。
湿郁，微则苍术、白芷之属以燥之；甚则风药以胜之。
痰郁，微则南星、桔皮之属以化之；甚则瓜蒂、藜芦之属以涌之。
血郁，微则桃仁、红花以行之；甚则或吐或利以逐之。
食郁，则山楂、神曲以消之：甚则上涌下利以去之。
——《十剂·宣剂》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均是宣剂，或用以运气，或用以散火，或用以燥湿，或用以化痰，或用以行
血，或用以消食，都需作具体分析，不可见郁证即乱投宣剂。
分析方法好似一把思维中的解剖刀。利用它可以把研究对象，分爪切片
似地剖成若干细部，便于逐一加以研究。科学分析，就是哲学上的矛盾分析。
事物总有差别，差别就是矛盾。对药物的各种差异，病证的各种差异，加以
具体分析，也就是分析矛盾，找出不同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
（二）注重综合，以明指归
李时珍注重分析方法，也注重综合方法。《本草纲目》是分析和综合辩
证统一的产物，其中有些篇章是专门引导人们注重综合问题的。李时珍创立
的“三界十六部”的分类法。是综合1800 多种药物而形成的；他所发展的“百
病主治药”的分类法，也是综合了100 多种病证所用的数以千计的药物而形
成的。这些都是他善于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的有力证明。
他特别善于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竭力推广、发展各种用药凡例或用药法
式。《本草纲目》的第一卷和第二卷，标名《序例》，集中介绍、注释了许
多著名医药学家的综合研究的成果。例如《十剂）、《四时用药例》、《脏
腑虚实标本用药凡例）、《陈藏器诸虚用药凡例》、《张子和汗吐下三法）
等。李时珍之所以集中介绍和注释这些著名医家的成果，并特意将这些内容
列在《本草纲目》的最前面，作为自己的科学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用心
不外两个方面：
第一，利用前人科学研究成果，提高自己的医药思想水平，作重修本草
的理论准备，以便用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对每味药物进行分析研究时，
从总的理论原则上有所依循，而不致陷于烦琐。
第二，以医药界的前贤为榜样，勉励自己，并昭示后学者。在对每味药
物进行具体分析的同时，不可只沉湎于细则，尤须从总体上加以把握，不可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堕烟海而迷失指归。善于综合归纳，才能掌握一般
原则或规律。
总之，李时珍的这一思想明显地告诉人们，要注重分析与综合的有机结
合，归纳与演绎的辩证统一。二者不可偏废。
李时珍对《神农本经名例》的注释，充分显示了他对分析与综合的灵活
运用。《本经名例）总结了汉代以前千百年医药实践经验，语言过于简练，
后人不易理解。李时珍广征博引，逐条加以阐释，其中凝结着他自己长期医
药实践的经验。用自己的经验去充实发展了古典文献。
《本经》中有一段话，讲药物之间的关系，说药有”七情”。写道：“有
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
凡此七情，合和视之。”李时珍对于古人从大量事实中综合概括出来的“七
情”原理，作了精湛的注释。他说：独行者，单方使用，无须辅助；相须者，
同类之药，不可相离；相使者，彼可为我之佐使；相恶者，有彼则夺我之能；
相畏者，我受彼制伏；相反者，两者不可相合；相杀者，以此制彼之毒。但
他进一步指出：“古方多有用相恶、相反者。盖相须、相使同用者，帝道也；
相畏、相杀同用者，王道也；相恶相反同用者，霸道也。有经有权，在用者
识语尔”。（校点本第一册，第46 页）从科学方法上来衡量，这一段注释使
用了三重综合法。从千百种药物的相互关系中，概括出“七情”，是第一步
的综合；从”七情”中概括出帝道、王道、霸道三大原则，是第二层综合；
无论对于帝道、王道、霸道，都要求“有经有权”，灵活运用，这是从哲学
原理上作出总结，属于更高的综合。
李时珍对徐之才创立的“十剂”说，作了详细的注释。在注释中，有分
析、有综合，尽量将两者辩证统一起来，使注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他对“补
剂”的注释，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的。
经云：不足者补之。又云：虚则补其母。生姜之辛补肝，炒盐之咸补心，甘草之甘补脾，五味
子之酸补肝，黄檗之苦补肾。又如获神之补心气，生地黄之补心血；人参之补脾气，白芍药之补脾血；
黄芪之补肺气，阿胶之补肺血；杜仲之补肾气，熟地黄之补肾血；芎劳之补肝气，当归之补肝
血之类， 皆补剂，不特人参、羊肉为补也。
——校点本第一册，第61 页
引证经典论述，重申“虚则补其母”的原则，这是对施治方法的高度综合概
括。指明不同脏腑之病，须用不同药物补之：血虚与气虚不同，补药尤有区
别，这是进行了具体分析，使“虚则补其母”的原则得以具体贯彻。最后指
出，只要药能对证，那怕是生姜、炒盐、五味子，都是补药，不只人参、羊
肉是补品。这是从药随病使的原则对补剂作了高度概括，在分析的基础上得
出了综合性结论。批判了多食人参、羊肉为补的世俗之见，令人信服。
李时珍特别阐发了《黄帝内经》关于顺天时用药的原理，标名为《四时
用药例》。他首先指出：”顺春升之气，宜用薄荷、荆芥之类辛温之药；顺
夏浮之气，宜用香薷、生姜之类辛热之药；顺秋降之气，宜用芍药、乌梅之
类酸温之药；顾冬沉之气，宜用黄芩、知母之类苦寒之药。”其所以如此，
这是“所谓顺时气而养天和也”。同时指出：《内经》讲过春季省酸增甘以
养脾气，夏季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季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季省咸增苦以
养心气。为何又同上述原理有些差别？这是“既不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