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脾气，夏季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季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季省咸增苦以
养心气。为何又同上述原理有些差别？这是“既不伐天和而又防其太过，所
以体天地之大德也”。经过正反两方面分析，指明顺天时用药所应注意的两
个方面。既要顺时养和，又要防其太过，把两个方面有机结合起来，灵活运
用。就是李时珍利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而获得的“四时用药例”的精神实质。
四时用药例，分析时令的变化，药物的功效，药物的配伍，以及人体脏腑机
制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将各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得出一般的结论，然
后归纳为总的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李时珍辩证地利用分析综合方法所取得
的科学成就。
四、批判继承
《本草纲目》将上下数千年积累的医学、药学成果冶于一炉，正可谓吞
吐百家，推陈出新。在研究过程中，李时珍熟练地运用了批判继承的科学方
法。为修订本草，他参考了历代本草著作41 种，医家著作277 家，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如蜜蜂之采百花以酿蜜。每个问题的分析，总是从前人已有的研
究成果出发，经过周密思考，反复验证，或淘汰陈说，或加以修正，或自出
心裁。既重视批判继承，又着眼于新的创造。
本草学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内容的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医药卫生条件不断改善，药物数量在不断增加，
人们对药物的认识也日益精细。最初的《神农本草经》，收录药物只365 味，
简单地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味药物下所作的说明多则几十字，少则几字。
梁陶弘景撰《名医别录》新增汉魏以来医家所用药物365 味，本草总数翻了
一番。唐代苏恭等以《别录》为蓝本增订为《唐本草）。又增药114 种，分为
十一部。宋代唐慎微将《唐本草》以后数种本草著作综合而编成《证类本草》，
所收药物已达1000 多味了。李时珍以《证类本草》为底本，增加了新药374
种，总计药1892 味（实为1897 味）。对每味药物产地、形态、修治、气味、
主治、附方的认识日益精细，充分表明药物学在批判继承中不断更新、充实、
发展。李时珍对医药学文化遗产坚持批判继承的方针和方法，对本草学、医
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推陈出新，发展本草学
在研究每一味药物时，李时珍总是首先参考诸家本草，掌握先行资料，
考校诸家异同，然后用自己观察、试验取得的新资料，加以参证。他原原本
本地保留了诸家本草的原始资料，不埋没前人研究的成绩和独到贡献；但决
不满足于罗列前人陈说，总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实以新的内容。对前人
的见解，正确的加以汲取，不全面的加以补充，错误的加以纠正。《本草纲
目》的“集解”一栏，多陈述前人主张：“发明”一栏，多标示自己独到之
见；”正误”一栏，多纠正前人谬误之说，同时断以己见。《本草纲目》全
书字里行间渗透着李时珍在批判继承中发展本草学的严谨学风和独创精神。
对于每一味药物的气味，李时珍是十分留心的，因为它关系到药物的主
治功效，关系到药物经不同配伍而产生的新功效。例如枸杞一药，从形态到
气味有四家不同记述。《本经》只标枸杞之名，未指明是用枸杞之根、茎，
还是叶、子，部位不明。《名医别录》略加区别，指明根大寒，子微寒，似
乎枸杞是指根。《药性论》说，枸杞甘、平，子、叶皆同，似乎枸杞是指苗。
至《本草衍义》，则明言枸杞是梗皮。李时珍根据以上不同记载，认真分析
研究，最后得出结论。写道：
窃谓枸杞：苗、叶，味苦甘而气凉；根，味淡气寒；子，味甘气平。气味既殊，则功用当别。
此后人发前人未到之处也。
——《枸杞·气味》校点本第三册，第2112 页
《本草纲目》全书，大都采用这种格式，先述诸家异同，然后作出自己的判
断。“发前人未到之处”，是李时珍为自己提出的科学要求，即不袭前人巢
穴，而推陈出新。
关于茜草的药用功能，《名医别录》和日华子的见解恰好相反，一言益
精气，一言泄精。李时珍详加分析，指出：“茜草，赤色而气温，味微酸而
带寒。赤色人营，气温行滞；味酸入肝而咸走血。手足厥阴血分之药也。专
于行血和血。”同时批评二家说：“《名医别录》言其久服益精气、轻身。
日华子言其泄精。殊不相合，恐未可凭。”（《茜草·发明》校点本第二册，
第1311 页）
李时珍的批判继承精神，表现在对前人正确的地方，不管是方士、僧人
之言，还是民谚俚谣，都加以肯定：如有错误，即使是名家也予以严肃批评。
例如对竹笋的性味，一位僧人的观点就比一位著名医家正确，李时珍肯定前
者而批评后者。他说：“笋性滑利，多食伤人。僧家谓之‘刮肠篦’，即此
义也。丹溪朱氏谓大寒，言其功不言其气，殊悖于理。谓大寒为气，何害于
功？”（《慈竹沥·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68 页）
李时珍注意收集民间验方、单方，予以细心研究，汲取其中有益的成分。
《玉函方》中介绍了仙人王子乔服用甘菊长生的验方，说在每年三、六、九、
十一月的上寅时，分别采取菊的苗、叶、花、根茎，将四者捣末为丸酒服。
服百日，身轻；服一年，发由白变黑；服二年齿落再生；服五年，能活80
岁以上。李时珍并不因其为方士的宣传而轻易抛弃。他认真加以研究，肯定
菊花保健、抗老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加以说明。指出：
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补水所以制火，
益金所以平木；木平则风息，火降则热除。用治诸风头目，其旨深微。
——《菊花·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931 页
据现代医学临床试验的结果，菊花治高血压有很好的疗效，46 例中35 例血
压降到正常。治冠心病也很有效， 61 例中80％都有效，其中43。3％效果
显著。菊花确是延年益寿的珍品。①
批判继承方法，是历史科学常用的方法。关键在于对先行资料作客观的
科学分析，法古而不泥古，疑古而不沦于历史虚无主义。这种方法之所以能
推进科学发展，在于它使人们在科学研究中推故而别致其新，把前人的不同
见解，作为自己前进的基石，视为创立新思想、新理论的诱导物。李时珍对
泽泻的研究就是如此。
古方肾气丸中有泽泻。泽泻在此方中居于什么地位，起何作用？前人众
说纷坛。有人认为它只起引导作用，即引桂附等归肾经；有的认为它起泻的
作用；有人认为它起补的作用，补虚损五劳。李时珍经过深入考察，对三种
不同主张加以评断，肯定张仲景用泽泻，是为了“泻膀胱之邪气，非接引也”。
他不是简单地作个评断了事，进而从哲学上讲明补和泻对立统一的道理，他
说，前贤用补药，必兼泻药。去其邪，补才生效，补泻兼施，乃制方中对立
统一的奥理。如果一味施补而不兼泻，就会走向极端，产生偏胜之害。《泽
泻·发明）写道：
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刚补药得力，一辟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一于补。所以
久服必致偏胜之害也。
——校点本第二册，第1350 页
李时珍惯于通过某一具体药物性能的探讨，悟出一则医药学上的妙理。
结合具体问题，分析处方配伍中的哲理，令人倍感亲切，易于接受和理解。
医学理论来自实践，又反过来对实践起指导作用。在李时珍的著作中，这种
精神表现得很突出。
（二）阐幽发隐，发展医学思想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不只对本草学有许多新贡献，对医学也时时
发表创见。他的医学创见，多是从常识中悟出妙理，对古方加以新用，继承
先贤研究成果而来。有些古代医学原则，一经他的阐发，别开生面，使人茅
塞顿开。
比如，在对证施药上有两句口头禅，叫做”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
是使用麻黄汤和桂枝汤的常识。最早由汉代张仲景提出，历代医家普遍应用。
至于为什么如此，正如李时珍批评的“历代名医解释，皆随文附会，未有究
其精微者”。（校点本第二册，第1009 页）李时珍从这一常理中，“究其精
微”，得到“与昔人所解不同”的独到心得。他认为：“麻黄汤虽太阳发汗
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药也。””桂枝（汤）虽太阳解肌轻剂，实为理
脾救肺之药也。”这两条新结论，是他经过反复实践和深入研究而取得的，
乃名医妙解，决非平庸之辈所能道出。
无汗用黄麻，是因“寒伤营，营血内塞，不能外通于卫。卫气闭固，津
液不行，故无汗发热而增塞”。既然无汗的根源在于卫气闭固。由于皮毛外
闭，邪热内攻，无汗而发热，根据肺主皮毛，而辛走肺的原理，看出麻黄汤
的实质在于“散肺经火郁”。
有汗用桂枝，是因“风伤卫，卫气外泄，不能内护于营。营气虚弱，津
液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既然有汗的根源在于营气虚弱，津液不固，
原因还在于卫气外泄，不能护营。根据脾主营，肺主卫，泄木以固脾的原理，
可以肯定桂枝汤的作用，实质在于”理脾救肺”。
这说明看问题不能只根据有汗、无汗、恶寒、恶风等表面现象，还当从
脏腑机制上去找原因。对药剂也不能就药论药，只求表面效果，还须以脏腑
病机为纲，从保持人的生理机能内在平衡的整体观念出发，才能正确判断某
一方药的实质。李时珍创造性地运用批判继承方法，从古代名医的既成结论
出发，独运匠心，苦索精恩，终于阐发出”千古未发之秘旨”。（《麻黄·发
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00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