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石”。李时珍以此证明万物和人类都有非常的变化。
李时珍进一步用发展的观点分析人类社会，认为历史不断进化，由野蛮
进入文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是一个无限
发展的过程。以人类食物的进化为例，在谷部《前言》中他写道：
太古，民无粒食，茹毛饮血。神农氏出，始尝草别谷，以教民耕艺；又尝草别药，以救民
疾夭。轩辕氏出，教以烹饪，制为方剂，而后民始得遂养生之道。《周官》有五谷、六谷、九
谷之名，诗人有八谷、百谷之韵，谷之类可谓繁矣。职方氏辨九州之谷，地官氏辨土宜穜
稑之种，以教稼穑树艺， 皆所以重民天也。
——校点本第三册，第1433 页
由原始人类的茹毛饮血，进步为农业社会的“粒食”（以粮食为食物）；粮
食作物由简单的五谷进步到百谷繁茂，表明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由远古的
尝草别药，进步到制为方剂，医药卫生条件也在不断进步；人类社会从只知
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群居生活，进步到百官为治的社会组织制度，也是不断
发展的。李时珍粗略描述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基本上符合社会发展
规律，这种观察问题的方法是相当正确的。
他还用发展的眼光来分析古代医药发展过程。上古只知独用某种药物治
某种疾病，是谓单方。先是发现一些动物性药物，而后不断发现种种植物性
药物；起初是动物性药物居多（如《山海经》的记载），后来植物性药物超
过动物性药物（如《神农本草经》的记载）。故药物学著作统称本草。由单
方发展到配制方剂，更是医药学上的重大进步。李时珍认为方药的发展先是
用单药，进而制为方剂，这一分析符合医药发展的历史进程。
李时珍引用《内经》的观点，说明医疗措施随着不同时代卫生条件的进
步而不断发展；随着医疗手段日益丰富多样，医学理论也日益精湛。他在《神
农本经名例》中说：
《素问》云：上古作汤液，故为而弗服。中古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当今之世，
必备毒药攻其中，砭石、针艾治其外。又曰：中古治病， 至而治之，汤液十日不已，治以革苏
荄枝，本未为助，标本已得，邪气乃服。
——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
他所传述的《素问·移精变气论》思想，说明上古之人，居山野之间，生活
粗野，抵抗力强，故汤液不服，祝由可治病；中古之世，生活得到改善，人
们抗病率反而降低，往往汤液十日而不愈；后世，生活日益改善，饮食更加
复杂，病变亦更深层，故须毒药、砭石、针灸等多种治疗手段相互配合，才
更有效。这一论述包含了丰富的哲理，物质文明愈进步，人们的生活条件愈
改善，这当然是幸福；但同时也带来不幸的因素，社会交往活动频繁，传染
病随之丛生。不过坏事也可转化为好事。人们的抵抗力虽有所减弱，但战胜
疾病的医疗手段和药物却更完备。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可能不自觉地
破坏生态环境而造成恶果；人们在不断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的同时，又逐步变
得更聪明，而终究会战胜疾病而前进。
随着人类交往频繁，常引起新的病证，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些新病证的出现，引起李时珍的注意，他说：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患者；近时起于岭表， 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
饮啖辛热， 男女淫猥。温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
然皆淫邪之人病
——《土茯苓·发明》校点本第二册，第1296 页
医药发展史伴随着疾病发展史。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认为许多
疾病并不是从古就有的。文明愈发达，新的病症，特别是职业病会层出
不穷。近代学者章太炎针对这一社会状况提出所谓“俱分进化论”，说
物质文明愈进步，人们的社会道德愈堕落。“以生计言，则乐一进化，
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章太炎《俱分进化论》）进而
认为社会的进化，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与快乐。这当然是片面的悲观主
义的看法。但单从医疗卫生角度考察，文明愈进步，交通愈发达，人们
的交际日繁，为传染病的预防造成了不利的条件，这确实不容忽视。
古今病证不同，常用的药物也随之而异。李时珍举梨为例说：在古
代，很少知道梨子的药用。《名医别录》只讲梨之害，不讲梨之用。陶
弘景甚至认为梨不能入药。李时珍从常用药依时疾变化而异的角度，论
述这一问题说：“盖古人论病，多主风寒，用药皆是桂附，故不知梨有
治风热、润肺凉心、消痰降火、解毒之功也。今人痰病、火病，十居六
七，梨之有益，盖不为少，但不宜过食耳。”（《梨·发明》校点本第
三册，第1764 页）
不难看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从宇宙自然的变化无穷，论及人
类社会不断进化；由人类物质文明的进步，论及人们生活卫生条件之改变；
由人类社会交往的频繁，论及新的病证的出现，以及治疗方法、常用药物的
日新月异，镌刻出一幅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不断前进的历史画卷。用这
种观点来研究疾病、医药变化的客观规律，同形而上学观点大异其趣。
（二）古今药物兴废不同
李时珍在“古今六合变化无穷”的思想指导下，坚持发展观，论述本草
学的历史演变。他指出古今药物的品种由少而多、由简到繁；人们对药物性
味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刻；至于药物的产地，也随时代不同而
不尽相同。本草学代有发展不足为怪，历数百年而不重修本草则不可思议。
这是他立志重修本草的基本指导思想。重修本草的崇高理想，正是他前进的
动力。
李时珍举出许多具体事例，阐明”古今药物兴废不同”的道理。莎草、
香附子是一种药用植物，叶名莎草、根名香附子。根、苗、花皆四时常用药。
可是在李时珍之前，对其功用缺乏全面研究，少有具体分析。李时珍经过深
入研究，详细描述其形态及气味、主治，指出：“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
能窜，其味多辛能散，微苦能降，微甘能和，乃足厥阴肝、手少阳三焦气分
主药，而兼通十二经气分。”“此乃近时日用要药，而陶（弘景）氏不识，
诸注亦略。乃知古今药物兴废不同。如此，则本草诸药，亦不可以今之不识，
便废弃不用；安知异时不为要药如香附者乎？”（《莎单·香附子·集解》
第二册，第888 页）
牵牛子的情况亦与附子相仿。医家李果根据”张仲景治七种湿病，无一
药犯牵牛者”，乃断言：“牵牛非神农药也”。李时珍批评这种观点说：自
宋以后，北人常用牵牛，“然东汉时，此药未入本草，故仲景不知，假使知
之，必有用法，不应捐弃，况仲景未用之药亦多矣。执此而论，盖矫枉过中
矣”。宋以后常用之药中没有记载的不止牵牛子一味。李时珍认为，不应因
古人未曾言及，我们今天也不对其性味功效作认真研究。刘守真、张子和把
牵牛列为“通用下药”，李杲发议论“极力辟之”，甚至说它非神农药，确
是矫枉过中的行为。（《牵牛子·发明》校点本第二册，弟1257 页）
李时珍概括自己的临证经验，说明诸家本草未用之药，近世用之确有神
效。《蚕茧·发明》写道：“蚕茧，方书多用，而诸家本草并不言及，诚缺
文也。近世用治痈疽代针，用一枚即出一头，二枚即出二头，神效无比。”
（校点本第四册，第2851—2252 页）方书中传下的一味单方，竟然补诸家本
草之缺，因此对方书不当歧视，而应肯定其对医药的贡献。李时珍的这一思
想是正确的。
古方罕用而后世成为要药的还有山楂、女贞、玳瑁等多种。李时珍分析
各种药物古方之所以罕用，原因不尽相同。有的是由于名称不统一：如山楂
古称赤爪，又名棠实不一，其功效不显。李时珍说：山楂，“古方罕用。
故唐本虽有赤爪，后人不知即此也。自丹溪朱氏始著山楂之功，而后世遂为
要药。”（《山楂·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74 页）足见一种药物能否得
到普遍使用，有赖于著名医药家论述其性状，以便人们遵循。女贞子，因有
《典术》论证其功，乃得称为上品。李时珍说：“女贞实乃上品无毒妙药，
而古方罕知用者何哉？《典术》云：女贞木乃少阴之精，故冬不落叶。观此，
则其益肾之功，尤可推矣。”（《女贞·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2102 页）
有些药物之所以罕用，实由于罕见：如玳瑁，产海洋深处，大者难得。苏颂
说：“人药须用生者”，更难得到，因此医家罕用。李时珍说：“玳瑁解毒
消热之功，同于犀角。古方不用。至宋时至宝丹始用也。”（《玳瑁·发明》
校点本第四册，第2499 页）以上都说明，古今药物多有变迁，原因亦有多种，
昔日罕见、罕用之药，后世成为常见、常用之药，毫不奇怪。考察药物的发
展，应持历史主义观点。
豌豆，今天成了日用食粮。唐、宋诸本草都未见列入。李时珍写《豌豆·发
明》阐发它的药用价值说：“豌豆属土，故其所主病，多系脾胃。元时饮膳，
每用此豆捣去皮，同羊肉治食，云补中益气。今为日用之物，而唐宋本草见
遗，可谓缺典矣。”（校点本第三册，第1518 页）李时珍并不因为豌豆是日
用之物，就忽视对它的医药价值的研究。其实，愈是日用之物，对身体营养、
健康影响愈大，医家更应悉心研究。李对珍基于此种认识，将今日所用谷物、
菜蔬、肉食、果品一一列入本草，详加研究。不少地方，发前人之所未发。
李时珍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历代药物学家对本草学的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