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连二两。（《黄芩·附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82 页）这一典型方剂的剂
量变化，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三黄丸的质应由三种药物的不同配伍
来决定：第二，三黄丸的质量还要随治病的需要而定，要根据人体同自然环
境的统一来考虑，不同季节三黄的剂量也不同。这正表明“三黄丸”的名称
同一，药物品类相同，由于剂量有别，而质量不一。因此，衡量一副药的质
量，不只看它由哪些药物配伍而成，尤当着眼于其中每味药物分量所占的比
例。药物品种不一，性质随之有异；诸药分量比例不同，其质亦有区别。
关于中药的数，有时是以模糊数学的方式采用轻重、缓急、多少、洪微
等词汇加以描述。例如“巴豆”这种药物，固然可以用七颗、八颗、一两、
二两来显示它的数量，当其用雌雄之别、生熟之别来标示其药效时，其中也
含有量的区别。《本草纲目》论述巴豆的功效说：“巴豆气热味辛，生猛熟
缓。能吐能下，能止能行，可升可降药也。”又说：“（巴豆）紧小者是雌，
有棱及两头尖者是雄。雄者峻利，雌者稍缓也。用之得宜，皆有功力；用之
失宜，参术亦能为害，况巴豆乎？”（校点本第三册，第2052 页）李时珍在
分析了巴豆生猛、熟缓、雄峻雌缓之后，提出峻用与微用的关系。生熟、雌
雄之别，是用量的区分来说明药性的质的差异。峻用、微用，则是用量的差
异来说明药与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病证要求对同一药物考虑其量的不同。
李时珍说：“巴豆，峻用则有勘乱劫病之功，微用亦有抚缓调中之妙。譬之
肖（何）、曹（参）、绛（侯）、灌（婴），乃勇猛武夫，用之为相，亦能
辅治太平。妙在配合得宜，药病相对尔。”（校点本第三册，第2054
页）猛缓、峻微这些词，用以表述量的规定比较模糊，使用中则有较大的适
应性，显示了人们认识的灵活性，参和常用的计量标准，同样，可以揭示药
物质的差异。
其次，对症投药守节度。
遣方投药，要“量人大小”，不可过度。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医家尤
当注意。同样的病症，同样的配方，老年人，壮年人、幼儿用量是不同的。
量的变化因人而异，同前述因季节而异的原则相辅而行。既考虑季节变化，
又考虑人体素质的不同，符合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思维法则。李时珍对此同样
十分精通。《濒湖集简方》载有治疗老小滑泻的一个方剂，写道：“白术半
斤，黄土妙过，山药四两炒，为末，饭丸。量人大小，米汤服。或加入参三
钱。”（《术·附方》校点木第二册，第737 页）“量人大小”，服量不同，
此其一；因人而异，酌加人参，此其二。前者讲量的差别。后者讲质的差异。
白术与山药，一用半斤，一用四两，是按分量决定药质。类似的附方在《本
草纲目》中，不为罕见。
服药除病，不可过量，这是人所必知的通常节度。用药过度，物极必反，
危害极大：良药久服，亦必成灾，不可不慎。如麝香，有的医家说，风病必
先用之；朱丹溪则说，风病血病必不可用。李时珍从质量相互转化的关系加
以分析，认为以上二说“皆非通论”。他说：“盖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
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惊痫、癥瘕诸病，经络壅闭，孔
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耶？非不可用也，但不可过耳。”
（《麝脐香·发明》校点本第四册，第2869 页）“过”与“不过”，这也是
模糊的语言，其分寸在于医家临证斟酌。要根据季节、体质、病变之浅深、
新久，综合考虑加以抉择。
《本草纲目》指出，有些药物明知它有毒，仍不得不用，关键在于使用
的分量适应病证的需要。在节度之内，不到杀人之量，不会造成杀人。李时
珍说：”硇砂，大热有毒之物，噎膈反胃，积块内癥病，用之则有神效。盖
此疾皆起于七情饮食所致，痰气郁结，遂成有形，妨碍道路，吐食痛胀。非
此物消化，岂能去之？”有人说，此药服之可“化人心为血”，李时珍说，
这是“甚言其不可多服矣”。（《硇砂·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656 页）
他还引用《丹房镜源》的观点加以申述：”有沉冷之疾，则可服之，疾减便
止。多用则成拥塞痈肿。”（同上）这里强调的“不可多服”，是模糊的数
量概念，其分寸之掌握，在于医家的精湛技艺。
治病必须考虑病变的”表里时日”，投药要循序渐进。这是又一种节度
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医家已认识外邪侵犯人体致病，有由表及里，由浅入
深逐步发展的规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战国时名医扁鹊过齐，
说齐桓侯”疾在腠理”，桓侯不信；过几天又说：“疾在血脉”，仍不信；
再过几天指出：“疾在肠胃间”，桓侯反不悦；最后病变深化，“疾在骨髓”，
无法施治，桓侯终于病死。李时珍强调医者治病必须“顾表里，循次第”，
他转述另一个生动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梁武帝时，属官范云得时疫热疾，
召名医徐文伯诊之，范云催促医生，务期速愈，以便参加武帝的九锡盛典。
文伯说，速愈倒办得到，只怕两年后会一病不起。范云不听警告，说能再活
二年已不错了。只要能参加九锡盛典，在所不惜。文伯从命，施以速愈之术。
以火锻地，布桃柏叶于上，让范云卧其间，不一会，全身汗出，病就好了。
过了两年，果然发病不治而死。李时珍分析说：“取汗先期，尚能促寿。况
不顾表里时日，便欲速愈者乎？夫桃叶发汗妙法也，犹有此戒，可不慎与？”
（《桃叶·发明》校点本第三册，第1748 页）这说明治病的目的在恢复生理
机能的稳定平衡，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不顾机能
恢复的阶段性，急躁从事，结果将欲速不达，适得其反。急躁求速，实是对
生理机能造成新的破坏。这种破坏一时不易为人所察觉，反以为得计。当这
种新的破坏由微之著，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将无可救药，范云的悲剧正是如
此。李时珍对医药学中质与量的辩证关系的这种分析方法，异常深刻。
最后，药物炮制慎火候。
冶炼钢铁，要注意火候：炮制药物，同样要注意火候。火候不到家，钢
铁的质量就不符合要求；煎药不讲“火候”，同样难于保证药剂的质量。这
本来是很容易认识的道理。正因其易于认识，也更易于忽略。李时珍对药物
炮制的火候问题，再三致意。
药物的浸泡要讲时日。焙炙要讲次数。有些药物的炮制过程须用酒、小
便、米泔水、清水等浸泡，浸泡的日数因季节而异。《本草纲目》所载治风
湿的“苍术散”的炮制方法是：苍术一斤，粟米泔浸过，竹刀刮去皮，半斤
以无灰酒浸，半斤以童子小便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净地
上掘一坑，炭火锻赤，去炭，将浸药酒，小便倾入坑内，却放术在中，以瓦
器盖定，泥封一宿，取出为末。每服一饯，空心温酒或盐汤下。”（《术·附
方》校点本第二册，第740 页）这里用童子小便浸泡、四季浸泡的日数不同，
泥封须经一宿，这都是用浸泡和泥封时间的长短决定药物的质量，坭坑火锻
达到“赤”的程度，亦与苍术散的质量有关。《本草纲目》另载有滋阴降火、
开胃进食、强筋骨、去湿热的“坎离丸”，它的炮制过程，火候标准更复杂。
此丸由两味药组成，一是白苍术，二是川檗皮。二者炮制过程不同。”白苍
术刮净一斤，分作四份，一份川椒一两炒，一份破故纸一两炒，一份五味子
一两炒，一份川穹涣匠矗蝗∈跹心４ㄩ奁に慕铮肿魉姆荩唤锼�
炙，一斤人乳汁炙，一斤童尿炙，一斤米泔炙，各12 次，研末，和匀，炼蜜
丸梧子大。每服30 丸，早用酒，午用茶，晚用白汤下。”（校点本第三册，
第741 页）其中包含种种量的规定：有各用几斤的比例区别；分成几份炒炙，
佐药有别；炙的次数不同，成丸大小有定，每次服用粒数也有规定。在这里
量同质的辩证关系，通过炮制过程中诸环节的火候的掌握表现出来。
关于药物熬制要注意文武火候的问题，李时珍多次谈到。《本草纲目》
引用《集简方》的记载，治脾胃虚损的“参术膏”的熬制过程是这样：”白
术一斤，人参四两，切片，以流水15 碗浸一夜：桑柴文、武火煎取浓汁熬膏，
入炼蜜收之。”（校点本第二册，第735 页）许多中草药气味易于挥发，煎
熬过程中掌握文火、武火的人候十分重要。大体先用“武火”，后用“文火”。
“文”、“武”这类同，也是一种模糊语言，反映模糊数学观念，它并未规
定高于多少温度算“武火”，低于多少温度算“文火”，其奥妙在于实践经
验中灵活掌握。参术膏的熬制正是如此。
药物的干燥方式与焙晒时间的长短也是影响药质的因素。对此，《神农
本草经》早已作为重要问题加以论述。当时只提出有“阴干”、“暴干”之
别，乃自然干燥方法。还提出某些药物不宜在烈日下曝晒，这已给后来的炮
制过程注重“火候”作了启示。陶弘景《名医别录》明确指出，有些药物、
制丸散时，“若逢阴雨，微火烘之，既燥，停冷捣之。”又说：”凡煮汤，
欲微火令小沸。”这些著作对煎药的火候问题都未作系统论述。
李时珍总结历代医家经验，对于煎熬汤药的“火候”问题作了详细论述，
其中渗透着重视质量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
凡煎药并忌钢铁器，直用银器瓦罐，洗净封固， 令小心者看守，须识火候。不可太过、
不及。火用木炭、芦苇为佳若发汗药，必用紧火、热服。攻下药，亦用紧火煎熬，下消黄
再煎，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