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不知日月。不审从逆，病形已成，以为可救，故病未已，新病复起。”
（《神农本经名例》校点本第一册，第50 页）“本四时”，”先岁气”。紧
密地结合时令来观察疾病的变化和决定用药的原则，这是医家治病所必须遵
循的。李时珍严格遵守这一原则，实质上就是在医药学中，以唯物主义态度
看待天人关系。
（二）病因地而异，药随地而变
对人类生理卫生的影响，除四时气候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外，地理环境也
十分重要。空间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生产活动、起居饮食无不受其限制。地
域不同，流行的病症大不相同，生产的药物品类大异，气味悬殊。李时珍十
分重视地理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提出“随地所宜”原则，作为处方投药的宗
旨。《本草纲目》中论病论药都紧紧扣住这一点。《方民》中写道：
人禀性于乾坤，囿形于一气。横目二足，虽则皆同，而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水食者
腥，荤食者膻。膏梁藜苋，肠胃天渊；菒褐罗纨，肌肤玉白。居养所移，其不能齐者，亦自然
之势也。故五方九州，水土各异，其民生长，气息亦殊。
——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 页
“风土气习，自然不一”，是讲地理条件有差异；”膏梁藜苋”。腥膻之异
是讲人们的”居养”受地理环境的限制，人们的“气息”既殊，则寿夭疾苦
随之而异，说明自然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囿形于一气”，是论世界的物
质统一性：“气息各殊”，是论事物的特殊性。李时珍广采关于“方民”问
题的论述，“以备医诊”（同上），目的十分清楚。
李时珍从”五方九州，水土各异”的客观规律出发，考察了不同地域人
民的不同气质、不同病症以及不同治疗方法。
首先他推崇《素问·异法方宜论》中的有关论述：“东方之域，鱼盐之
地，滨海傍水：其民食鱼而嗜咸，，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多为痈疡，
其治宜砭石。西方者：，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
其民华食而肥脂；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北方者：其地高陵居，
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其病脏寒生满，其治宜灸。南方者：
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附，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
病多挛痹，其治宜微针。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
病多痿蹩寒热，其治宜导引按。”（《方民》校点本第四册，第2968—2969
页）李时珍认为上述分析，是从地理条件差异出发而得出的一般原则，具有
普遍意义，值得医家认真思考，严格遵循。
为了充实上述观点，李时珍从《河图括地象》一书中，引用了佐证材料：
“九州殊题，水泉多异；风声气习，刚柔不同。胃州：其音角羽，其泉咸以
酸，其气舒迟，其人声缓。荆扬：其音角徵，其泉酸以苦，其气慓轻，其人
声急。梁州：其音商徵，其泉苦以辛，其气刚勇，其人声塞。徐州：其
声角宫，其泉酸以甘，其气悍劲，其人声雄。”（校点本第四册，第2969
页）这里反映了古代的一种地理决定论思想，由不同地域水泉之差异，决定
当地人民“风声气习”。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道理，但却坚持了朴素
唯物主义立场，力图用统一的客观因素来说明人的生理特征。《吕氏春秋》
企图仅仅用水的不同，说明同一水域之人的病理特征。”轻水所，多秃与瘿
人。重水所，多旭与壁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
水所，多与伛人”。这可以称为水域决定论。亦应列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的一种类型。值得重视的是李时珍引用《宋太史集》中资料，论述了”五行”
决定论。认为由于生活环境不同，所受”五行之气”有偏胜，因而形成人民
在生理上的不同特征。“山林之民毛而瘦，得木气多也。川泽之民黑而津，
得水气多也。丘陵之民困而长。得火气多也。坟衍之民皙而方，得金气多也。
原隰之民丰而痹，得士气多也。”（校点本第四册，第2969 页）这种观点，
从人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角度考虑，所反映的特征，似乎有较大的合理性。对
此，李时珍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说：“人乃地产，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
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淮南子》云：土地各以类生人。是故山气多
男，泽气多女，水气多暗，风气多聋，林气多癃，木气多伛，岸下气多，
石气多力，险阻气多瘿，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
皆应其类也。”（《井泉水·发明》校点本第一册，第399 页）以上这些说
法，未必尽合科学，只反映了古代医家或学者们对地方常见病、多发病力图
作出朴素唯物主义解释。在科学不够发达的古代，这种解释对于引起人们严
格注意生理特征、地域病变同其所处自然环境之间的客观联系，无疑有着启
发作用。李时珍并非毫无批判地接受这些说法，只是将这类观点集中引述，
以备医家独立思考。他所肯定的只有一点：凡人“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
人的寿夭，与山川之气也存在某种联系。这种天人统一的哲学思想，有不可
忽视的科学价值。
李时珍十分肯定水性同人的寿夭、药物的性味有密切关系。《井泉水·集
解）引述麻知几《水解），以论证这一观点。写道：“天下之水，用之灭人
则同，濡槁则同；至于性从地变，质与物迁，未尝同也。故蜀江濯锦则鲜，
济源烹楮则晶。南阳之潭渐于菊，其人多寿；辽东之涧通于参，其人多发。
晋之山产矾石，泉可愈疽：戎之麓伏硫黄，汤可浴厉。”（校点本第一册，
第398 页）
麻知几肯定水性同土地的关系，提出“性从地变，质与物迁”的原理。
李时珍引用《渔隐丛话》论述温泉有不同的性质。有的可治病，有的不可浴。
他说：“温泉，有处甚多。多作硫黄气，浴之则袭人肌肤。惟新安黄山
是朱砂泉。春时水即微红色，可煮茗。长安骊山是石泉，不甚作气也。
朱砂泉虽红而不热，当是雄黄耳。有砒石处亦有汤泉，浴之有毒。”（《温
汤·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403 页）李时珍进而告诉人们山中流泉有的可
用，有的不可用，辨别的方法是：“山有玉石，美草木者为良：其山有黑土、
毒石、恶草者不可用。”他还讲了含毒的山水毒死马群的故事，以引起人们
警惕。“昔在浔阳，忽一日，城中马死数百。询之，云：数日前雨，洗出山
中蛇虫之毒，马饮其水然也。”（《山岩泉水·释名》校点本第一册，第404
—405 页）
总之，李时珍在论病、论药时，紧紧坚持两条原则：一看时间的差异，
不同季节，发生不同的病症，施用不同的药方，收采不同的药物；二看空间
的差异，不同的地域，水土不同，气候各异，影响人们的生理特点、生活习
惯，以致制约着疾病的类型。凡此种种，他都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天人统思想，
教导人们要认真研究天时、地理条件，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趋其利而
避其害。论病、论药都应当困时制宜、因地制宜，才能达到卫生保健目的。
李时珍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肯定自然界是客观存在，人能认识自然，掌握
其运动变化的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改造自然，使之为人类造福。他所坚持
的这种哲学思想，同宋明时期的性理空谈，不可同日而语。
第十二章 无神论思想
李时珍一生同道教神仙方术进行了坚决斗争。他的药物学巨著《本草纲
目》，是揭露和批判道教鼓吹的所谓“长生不死”之药、”炼丹成仙”之术
的锐利武器，处处闪耀着无神论思想的光辉。这部著作，是研究我国古代无
神论思想的重要文献，在古代无神论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
位。数百年来，它对于人们破除宗教迷信，提高医药卫生知识，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
一、《本草纲目》在同道教斗争中写成
李时珍生活的明代后期，是一个道教盛行的时代。道教之所以能在这时
盛行，是明代封建统治者大力扶持的结果。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变”以
武力夺取政权之后，早就假托真武大帝显灵的神话，来为自己的政权披上一
层神学外衣，以便愚弄人民。永乐中，又假托邋遢道人张三丰的预言，说武
当山是真武栖息之地。于是统治者”督丁30 余万人，大营武当山宫观，费以
百万计”。（《明史·张三丰传》）用金碧辉煌的庙宇，隆重地奉祀真武大
帝，从此道教大为行时，猢广地区尤为突出。明代统治者，仿效唐代统治者
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的故事，尊封道教祖师张天师为全国教主，大大抬高
道教的政治地位。后来，封道士张正常为“真人”，食二品官俸，享有封建
特权。明朝还在京师设道篆司、府设道纪司、州设道政司，增强政府与道教
之间的密切联系。道教风行全国。到明宪宗时期（1465—1487）、“真人”、”
高士”“充满都下”。李时珍幼年，明世宗（1522—1566）嘉靖皇帝朱厚，
崇信道教，迷信方士，竭力追求仙丹、神药，依重道士来帮他长生、成仙。
嘉靖五年，世宗封道士邵元节为”真人”，大加宠信，以其建醮祝祷皇嗣有
验，拜礼部尚书。世宗十八年，宠信道士陶仲文继邵元节总领道教。陶仲文
乃黄冈（今湖北省）人，曾于罗田（今湖北）万玉山受符水诀。世宗有病，
他为之祈祷，病果愈，有功，特授礼部尚书。世宗二十三年，特封为”少师”，
不久增封为“恭诚伯”。朝廷允许方士借炼丹之机，出入宫廷，参与朝政。
道士们普建雷坛于乡县，有敢反对者，无不下狱，拷掠。嘉靖四十四年，制
造了所谓“获仙药于御座”的奇端，举行“告庙”庆典，朝野震惊。（《明
史·世宗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