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晚，张伯驹怎么也睡不好，几次一个人爬起来，到书房里坐上一阵。那二十件东西已经找出来了，用包袱皮包成了一个包，静静地放在桌子中间。他呆呆地望着它们，若有所失，又像是若有所得。像是送儿女出远门，又像是准备接受一项新的使命。这么多年中，它们带给他的牵挂太多了，感情上，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他觉出来了，这一夜，慧素也没睡好。
这么大的一件事，她又怎么可能不想呢！
九
张伯驹夫妇把多年珍藏的二十件珍贵书画捐献给国家的消息，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锁链般的震动。文化部大张旗鼓地举行了正式的捐献仪式，为他们夫妇发了“褒扬奖”和三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各大报纸都发了消息，赞誉鹊起。
那三万块钱，张伯驹本意坚辞不受，怕沾上“卖画”之嫌。后经郑振铎一再劝说，告诉他这不是画款，只是对他们这种行为的一种鼓励，他们才勉强把钱收了下来，并全部拿去买了公债。
了却了这桩心事，他们都像卸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那般轻松，同时，也像肩起了一个神圣的使命，脚步分外地庄严了起来。他们把那张奖状仔细地收好，放到箱子里，依旧像从前那样生活，工作。所不同的，是那种主人翁的参与感更强烈了。此后，又陆续捐了一百多件。
看着报纸，康生的心中阵阵燥热。
如果他早一点儿知道张伯驹夫妇的手中藏着这样的宝贝，他会对他们采用另一种态度的，会更含蓄，更柔和，更从容。
他有一种被戏弄了的感觉，恼火，想发脾气。这么糊里糊涂地“败”在一个无足轻重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他心不甘。
因为他懂行，所以才分外痛惜。
那张伯驹也太嚣张了！那次，他看张伯驹的藏品，张伯驹只拿出了那么几件破烂充景，真正的好东西却藏起来，秘而不宣。真是太张狂了！
这么多年，有几个人敢这样对他呢？
西太后的一句“名言”跳进了他的脑际：你若让老子一件事不痛快，老子就让你一辈子不痛快！
不收拾收拾他，他就不知道马王爷到底有几只眼。这年头，还轮不到这些资产阶级站起来说话呢。
况且，整人，这几乎可以说是他的本行了。这方面，他的经验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任你张伯驹有天大的本事，跳得出如来佛的手心么？
张伯驹有足够的学识，却缺少最起码的狡诈。他又怎么能知道，在他的身后，已经张开了一张报复的大网。
任何时代，当权者只要想找，便一定能够找到那种特务式的帮手。那种人不但机智、灵活，而且忠心耿耿。在许多时候，你甚至会承认他们并不是坏人，而是在履行一种神圣的职责，在表现对事业的忠诚。
罗迈便是这样一个人。
他是广东客家人，大高个，肩很宽，全无广东人的那种瘦小与灵巧劲儿。从延安整风时起，他便被康生看中了。他总是那么严肃，那么深沉，不苟言笑，说话时喉音很重，一举一动，都有着一种阶级与使命的庄严。他办事认真，仔细，韧性十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虽然他从未真正上过战场，但是，无人会怀疑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把一腔热血交给党的事业。他属于那种根本不可能被收买的一种人，生活简单而无奢求，不吸烟，不喝酒，连茶也很少喝，以“清贫，洁白而朴素的生活”（方志敏语）为荣，参加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发财或当官。可惜的是，他们这种人的思维方式太简单，只习惯于接受和服从，从不会用自己的脑子去思索与分析。因此，康生选中了他，把他视为心腹。
因为他无需伪装，他表里如一，他能够坚决服从。康生需要他的无私，他的坦白和他的忠诚。许多时候，这样的人才更有威力，因为他身上无懈可击。不客气地说，这种人一旦被邪恶所掌握，其破坏力常常是毁灭性的。从延安整风、以后的反右斗争，直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常常都是这种人充当了最出色的打手。当他们从事着破坏的时候，与那些幕后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还坚定地以为是在为革命事业而献身。
康生找来了罗迈，亲手为罗迈倒了一杯上好的碧螺春茶。脸上，是长者慈祥而耐心的微笑。
“小罗，最近很忙么？昨天轶欧同志还问起你，怎么不去家里玩？没有事，聊一聊也好嘛。不能让人家说我们一进了城，便忘了当年的老战友了。”
罗迈听着这亲切的话语，只觉周身一股暖流在游走。
“康生同志，您那么忙，我怕……打扰您的工作。”
“这难道就不是工作了么？作为一个革命人，应当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革命的。因此，我们聊天、吃饭、看戏、看书，其实也都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火车跑起来是工作，难道停下来加水加煤，就不是工作了么？”康生说得从容，没有一点儿架子，完全像是一位老人在同一个年轻人唠家常，平易而近人。
罗迈认真地点了点头，把这番话记到了心里。
从延安整风的时候起，他便崇拜康生在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中的大将风度了。在那次整风运动中，康生同志的一双眼睛多么尖锐，挖出了多么隐蔽的“第五纵队”（即隐藏的特务和异己分子）呵。在康生同志身边工作，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呢。因为可以学到许许多多东西。
“本来，我是有点儿私心的，想把你调到我身边来工作，办事放心。可是再一想，又怕影响了你的发展，所以，就没有调。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哪儿都需要人。我们这些人老了。需要你们这些年轻人挑更重的担子呢！”康生喝了一口茶，把茶杯轻轻地放在宽大的写字台上，一只手按在玻璃板上，眼睛望着挂在墙上的大幅丝织中国地图。那地图高一丈，宽一丈五，把整面墙都挡住了。他的样子十分严肃，眯着眼，挺着胸，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红蓝铅笔，叉在腰间，像一位决战前夕的将军。“罗迈同志，你对当前的国内政治形势有什么看法？”
罗迈有些惶惑。他知道，自己无论怎样回答，都会浅得可笑。而且，康生根本不需要回答。
“应当看到，新中国并不平静。有那么一些人，在磨刀霍霍，伺机向党进攻。他们不会甘心失败，他们会怀念失去的江山！解放七年了，可以说，这场斗争，没有一分钟平息过。蒋介石还在台湾，虎视眈眈；大陆上，还有他们留下的残渣余孽，遗老遗少。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康生以极为严峻的口吻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也不能睡大觉，要准备战斗。这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的、不流血的战斗，却会更尖锐、更复杂，也更残酷。昨天我见到毛主席了，他也说，不能睡大觉！”
他的样子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沉着，严肃，平缓的声音也显得格外有力。
“是的，康生同志，是的。”罗迈认真地点着头，仿佛是在接受大战前夕的使命。康生同志对他——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一下子讲了这么多重要的话，使他连呼吸都觉得分外沉重了。
“现在，”康生踏着绒绒的织花地毯，站到了办公台前，凝视着台上的一部暗红色的电话机说：“文化界、学术界，都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讲怪话，煽动不满情绪。尤其是一些旧社会留下来的遗老遗少，正在不遗余力地向党内渗透，腐蚀我们的干部，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我考虑，让你到文化部去工作一段时间。去了以后，重点是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你知道人为什么有两只眼睛、两个耳朵，却只有一张嘴么？那就是要人们多看，多听，少说话，平时说得太多，到该说话的时候，就没话可说了。”
“是的，康生同志。”罗迈连连点头。
“要特别注意那些表现特别积极、特别主动的代表人物。这些人很具有迷感性，脑子里有一套歪理论，能讲、会说会写，因此影响力也特别大。这样的人物，政府里、民主党派里、学术团体里、大学里，都有一批，不可低估他们的能量。要能够识破他们的嘴脸，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给予狠狠地打击。但是，现在还不到时候，要等他们充分表演、充分暴露。你去了以后，第一步是先要得到他们的信任，让他们失去戒心。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第二天，罗迈便到文化部上班了。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到来。在文化部这样的大机关中，干部调动是经常性的事。他为人朴实、随和，骑一辆很破的自行车上下班，穿着补丁的裤子，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是吃最便宜的饭菜。张伯驹虽然同他谈得不多，却对他印象不错，甚至为共产党中间有这样的干部而高兴。
十
1957年，夏。
大规模的反右斗争，随着天气的炎热，也一天天地推向了高潮。
算总帐的时候到了！
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经过充分准备了的。
4月，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号召各界给党提意见。态度是认真的，也是诚恳的。
许多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人，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应当说，这些建议并不是都对，可能很片面，也有些偏激。与此同时，也有极少数确实是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人，认为机会到了，打出了“轮流执政”、“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成立政治设计院”的反动口号。
立时，形势分外地严峻了。
人们的传统心理，开始潜在地发生作用。
于是，鱼龙混杂了，一小撮变成了一大撮，变成了一批、一大批。
每天，都有许多罗迈那样的“忠诚的”干部，向中央报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动态。他们确信，报得越多，越能够表现忠诚。对这些残渣余孽，不但要毫不客气，而且要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