Ｕ飧觯Ｄ歉觯峁５亩际腔等耍蝗ⅲㄎ幕蟾锩埃�17年中总理主管外事，很多东西违反毛泽东思想；四、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不会和总理没关系（即副总理们都是在总理领导下工作）；五、运动以来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六、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
今天看来，当时的造反派们也并非一味只知打、砸、抢的狂热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是颇有些“头脑”的。然而，和其他地区、其他部门的所有造反派一样，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极左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才会不惜将矛头对准为国家、为人民日夜操劳的人民的好总理！
对以上情况，我们的总理并非没有一点预感。5月15日凌晨，他在对外事口造反派讲话中曾发人深省地道出这样一段话：“拿我个人来说，你们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贴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革命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10天之后，5月29日，毛泽东也从一份材料中得知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炮打周恩来的风潮，特别是外事系统一些造反派，因陈毅“问题”而每每对周恩来进行非难和攻击。毛泽东挥笔批道：“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毛泽东的批示虽十分简短，却极不寻常，可称得上字字千钧。首先，他明确提出了“极左派”这一概念。几个月前，毛泽东也使用过这个概念，但当时指的是搞“打、砸、抢”的造反派。而这次毛泽东又亲自将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即炮打、攻击周恩来的言行，均属“极左派”之列。这样一来，不论明里或暗中支持、怂恿这类言行的人，也就自然成了“极左派”的支持者和后台。这无疑是对江青、康生等一伙人的沉重的一击。此外，毛泽东又特别要求“文革同志”（即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向炮打周恩来的造反派们“做说服工作”，其用意也是不言自明的。次日，周恩来在该件上再批：此件即送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传阅。——这是周恩来以贯彻执行毛泽东指示名义，在同江青、康生一伙对抗的“棋局”中，变被动为主动，走出的一步漂亮的反“将军”！
江青等人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批件后有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或许这永远是个历史之谜了。但在此前对所谓“伍豪事件”（即三十年代初由国民党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的阴谋事件，康生是这一事件的知情人。1967年5月中旬，江青曾借此伪造的“伍豪启事”非难周恩来。）装聋作哑的康生，这时却不能不有所表示了。5月31日，康生在写给陈伯达、江青的信中称：我建议由文革小组来召集外交部的联络站及所属核心组开会，明确指出那些“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
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在毛泽东抨击“极左派”之后虽顾虑重重，但也不敢怠慢，以后也在一些场合有所“表示”。唯有那位言必称“毛主席的一个小学生”的江青，却一直缄口不言，若无其事，置毛泽东批示于脑后。
尽管真真假假，阳奉阴违，来自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毕竟不容抗拒。这一年6、7月间，炮打周恩来的言论有所减少，非难总理的行动也有所收敛。
三、严寒的夏季
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的5月至8月间，是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工作的一段“非常时期”。我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双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
在国际关系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冲突，即使是长期友好的国家也不能完全避免个别时候、个别事情上的摩擦。这是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间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意识形态、政治倾向、宗教信仰、政策法律乃至风俗习惯等都不是一日所形成，既有久远的历史渊源，更有复杂的现实因素。因此，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可惜的是，这个本来由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共同倡导的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却在1967年夏季几乎被破坏殆尽，造成新中国外交史上最冷的一段时期。对于当时的每个事件的细微末节以至双方“责任”大小、先后等，这里且不去也无必要都一一加以考证、评判，但我们不妨从周总理后来同缅甸联邦主席奈温将军的一篇谈话中，来冷静地反思这段沉重的历史：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个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发生这个事件的原因，边界问题关系不是太大。……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为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们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护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也被我挡住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这是周总理1971年8月间的一次谈话。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干扰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它损害了中国同缅甸等国家的关系，也损害了我们整个对外工作。周恩来在谈话中特别提到的我们同英国关系遭到更多、更大的破坏，指的是同一时期在北京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重大涉外事件。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外事部门的造反派擅自宣布在外交部“夺权”，使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为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掌握的外交大权，一连数日失控（在外交部“夺权”之前，极左思潮已严重影响了整个对外工作，造成上述一系列严重后果），直至发生“火烧”事件。有关外交部“夺权”的来龙去脉，还需再回过头来从前面说起……
就在毛泽东批评“极左派”以流言袭扰“周公”的那个极不寻常的5月份之后，外事口的造反派确实“安静”了一阵子。迫于形势，有的造反派组织还不得不就炮打总理的言行展开内部“整风”，作了“检讨”。尽管如此，外事口造反派们仍念念不忘外交部陈毅的“问题”。这一时期，陈毅虽因“二月逆流”问题奉命“请假检讨”，但在周恩来精心安排下，他仍常出现在一些外交场合，或陪周恩来赴机场迎送客人，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单独接见外宾。
6月下旬，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在一次宴会席间，与外事系统风马牛不相及的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即赫赫有名的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之一）韩爱晶借敬酒机会对陈毅说：“陈老总，我们喊要打倒你，不是真的要把你打倒，而是要把你‘打’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对这种半是讨好，半是挑衅性的语言，陈老总听罢不由得怒火中烧，瞪起了眼睛。这时，猛见周总理正用眼神暗示：外交场合，注意影响。于是，外交部长迅速恢复了平静，他不动声色，未置一词，把这位不可一世的造反派头头尴尬地晾在了一边。
几天之后，周总理对外交部造反派宣布：陈毅同志现在外事工作忙，不能下去（“检查”）了。你们坚持批判“错误”，我也同意，但对陈毅同志的“问题”，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我也可以来听你们的意见，但中央对此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即使批判“错误”，也必须摆事实，讲道理，不能动不动就宣布“打倒”。当造反派提出要对5月间的事作“检讨”时，周总理把手一摆，轻松地一笑：“我不听，我不计较这些。计较这些，我还做这个工作吗？年轻人，许可你们犯错误。”
我们的总理，以他那博大的胸怀，又一次宽容了屡犯错误的年轻人。
这一年7月，在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武汉“七·二O”事件，该事件由中央派往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王力所引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因擅自发表支持某造反派观点的“声明”，引起另一派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愤怒，将王揪去辩论，混乱中将其打伤。为保护正在武汉的毛泽东的人身安全和妥善处理当地两派纠纷，周恩来不顾个人危险和劳累，乘飞机频繁往来于武汉、北京之间，最后将毛泽东转移，将王力救出。这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偶然因素所促发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代表的王力本人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作“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某派群众组织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正是这个王力，在外交部“夺权”等问题上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7月25日，就在周恩来离京赴武汉之际，外事口一些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