壳，脸孔红扑扑地发烧，台下前排的观众中有个宽脸膛的首长几次站起来，边拍掌边瞅着我，待掌声稀落，他便扭头扯着四川口音朝战士们喊：“喂，同志哥们，再来一个好不好嘛？！——”
战士们齐刷刷地直脖子叫：“好——”
“要得要得！再来一个——”那位首长蛮爽快地冲我招手。他身边的张绩之一个劲儿打手势。
我得了鼓励，十分高兴，一首接一首兴致勃勃地唱下去。
那晚，演出直到下半夜才停止，下了台，我问张绩之，那个逗趣儿喊话的首长是谁。
张书记说那是陈毅司令员呀。
我吓了一跳，吐着舌头暗暗庆幸，好家伙！好在未得罪这尊黑面菩萨。
这就是我和陈毅的第一次见面。
蔡畅作媒
第二日我便与陈毅直接交道了。
那是早饭过后，我和李美群拿着自制的板子拼拢两张饭桌打台球，过了一会，外面走进一伙人，当头的就是陈毅总指挥。
李美群叫了声陈司令员。陈毅便走了过来，在我身边抱着臂儿看了会，伸出手拍拍我的肩膀：“打得不错嘛，你这个小鬼头，怎么不理我呀？哈，我晓得了，江西老biao不好惹，江西嘛，山多水多田螺多，田螺妹子也多，山歌更多！……”
“四川佬，你什么意思？我是田螺妹子，你是什么？！”我停了球，瞪着眼跟他赌气。
陈毅一愣接着嘴一咧哈哈笑了。他要过李美群的板子说：“小鬼头，莫发火嘛！来来，我们两个对对！目标——发球！——”
“哼！”我翘起嘴唇，啪的就是一个球过去。
陈毅连忙把球对过来，打了二盘，我都输了，我红着脸：“啪”地撂下板子，打着兴国土语说道：“不打啦，打这种鸭蛋儿算不得本事。”
一伙人都笑了。陈毅还捏着板儿愣在那儿，张绩之笑着过去把他拽人自己的办公室。
我和李美群躲到一边跳绳子玩，在窗下能听到屋子里的说话声。
张绩之笑着说：“陈指挥，你看看，这个赖月明不错么，你孤单单一个郎子，要不要我去说说，招个嫂子暖暖脚好不好？……”
“我说同志哥，岔了岔了，革命没有成功，打什么老婆的主意…”陈毅这么道。
“哎，不能这般说。说说我吧，也是革命里头找着个屋里人，我眼看就要做爸爸了，还不是一样的干革命！”张绩之反驳道。
“老张的话对，陈司令员，我看你的确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是少共省委组织部长钟浩培的声音。
“哈哈！我说同志哥们你们可是推老牛下坎，是不是嘴馋想打我的地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好，你们去跟那个小鬼头说说……”
我气得跺脚，嘴里“呸”地一声。李美群掩嘴偷偷笑着，拿手在脸上比划着羞我。我来了性子，抓起地上一块土坯，“砰—”往窗户里扔去。
我又气又急，扭头便跑，冲进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门，一头倒在床上，嘴里叽哩咕噜地骂了一阵，躲了好一阵子。“扑嗤”一声，我笑了起来，心想人家只不过是取乐子罢了，生这个闲气又何苦？
不曾想，说客真的寻上门来了。
打头的是张绩之，后是钟浩培等人，他们轮番向我进攻。我真有些气疯了，叉着腰大叫：“莫捏着弯弯捣鬼啦，我不会嫁给他的。他是总指挥，我是个小鬼，平民百姓一个，嫁个当大官的，只有作婢为奴的份。……”
“月明，你个死脑壳，土里土气！总指挥看上了你，你就允了吧。我们可晓得哩，总指挥是个知冷知热的郎君，要是我，嫁着这么一个，心肝哥哥，还不知是哪辈子修下的福份呢。”李美群逮个空子，搂着我的肩头，贴着我的耳根劝导我。
这样一来，我好端端的心绪被搅乱，昏昏颠颠寻思开了：也许，大伙儿的话是有道理的，树大分杈女大出嫁，陈总指挥那聪明的人瞧上了我，把话挑明了，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呢？
真正使我改变态度，并且应允与陈毅结婚的，是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来作媒。那时，我打心眼里敬重蔡畅大姐；大姐也很关心我，每逢开会她总喜欢拉我坐她身边。我非常钦佩大姐懂得那么多革命道理，所以，蔡畅大姐的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蔡畅大姐对我说，“月明，你不要对他的阶级成份耿耿于怀，出身不由已的。他是个真正的革命者，党组织绝对信任他，他既然拜托了我们，依我看，你就听大姐的，跟他结一对革命的夫妻吧。”
1932年旧历9月重阳佳节，我与陈毅正式结婚。
结婚前一天，他和几位红军干部乐呵呵地来看我，大家要他请客，陈毅嚷叫起来：“请客是应该，要我出钱拿不出来。问赖月明有钱没有。”结果，是我去向亲戚借了20块银元。在宁都南门街一个广东人开的小饭馆摆了八、九桌饭莱。
当晚，我和陈毅宿在省委院内。夜很深了，我们才上床。陈毅边脱鞋袜边道：“人常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乃人生大幸事也。月明呀，想不到我陈毅颠荡大半辈子，今晚真正做起了新郎官。”
他的话音刚落，我哇地哭了。
“月明，你这是怎么啦？”他贴近我问。
“我还小哩，才十八岁多一点，还是个黄花妹子哟……”我伏在被窝里抖着身子哭泣。
很久，我听陈毅叹了口气说：“那好，你休息吧，我回军区去睡。”说完，他果然下床往外走。
我扑上去抱住他：“不能走，陈毅哥哥！”“月明，我的妻！”陈毅说着跟角挂着激动的泪花。
第二日，陈毅便上前线去了。他给我留下一床毯子，一件棕色羊毛衫，临走，还摘下一块方盘金表硬是戴在我手上，说那是他留学时的一个朋友送的。
相逢竟是别离时
我们做了三个年头的夫妻，扳指头算日子，真正在一起不足几个月。
我们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党组织选送我和张绩之去瑞金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我回到江西，省委组织部长蔡畅将我分配到石城担任妇女部长。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军队伍损失惨重，根据地被敌人挤牙膏般一点点挤掉了。后来，接到上级指示，石城县委解散，我又回到了中央所在地瑞金。
中央办事处设在东街口的一个大祠堂内。毛泽覃和梁北台一前一后地走出来。我不认得梁北台，但跟毛泽覃相熟，因为他过去常找陈毅商量事情。这时，毛泽覃看见我忙站住了，说他们刚去看望了陈毅，陈毅的样子不好看，心情也不好，要我见着他不必吃惊。
“陈毅出了什么事？”我听出对方话中能毛泽覃为难地摆手，扯扯梁北台的袖子赶紧走开。
我的心猛地跳了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进去。
一名卫兵把我领到一个房间，我掀开竹编门帘，看见不大的房内摆着一张床，夏布蚊帐撩开，陈毅歪坐在床上。从床上床垂下一根绑带，把他一条裹满纱布的腿吊了起来，他的一条腿垫着书，正在认真批阅文件。
“陈毅，你……”我叫道。
陈毅“唔”了一声，登时抬起头，两道粗眉上下抖动，手儿一颤，铅笔尖咔嚓断了。他惊喜地叫起来：“月明，是你！回来啦，好啊！唷，这可不好，你一定赶夜路了，你看雾把衣服都打湿了。快脱下来，换套干的，不要着凉了。”
我走近了几步，一头伏在他身上，泪水滚了出来。
他的喉咙咕哝一声，说不出话来，伸出手掌在我背上抚弄着，过了许久才说“不要哭嘛，伤就伤着了，留点疤算什么？马克思不讲情面，次次不收我呐。嘿嘿，信不信呢？好好，听着，腿是上个月在兴国老营盘河边让白狗子打着的，如果告诉你，一定会哭鼻子的，怎么能够好好工作？！月明呵你在石城地方工作，我在前线打仗，夫妻彼此都思念嘛，陈毅也是人呐……”
我止住哭，低头要瞧他的伤口，他不同意。我只好坐着望着他。他也看着我。过了会，我吁了口气，把身子挨着他，扯下他一颗快掉的扣子，掏出针线钉上。
这样我，便守在陈毅身边整整呆了十天。
这段日子，陈毅虽然负了伤，却对我格外好。他不止一次问我想吃什么，然后叫伙夫搞好送进来，逼着我当面吃掉。我觉察他有异样，问他又不回答。有几个中央首长来看他，和他商量问题，他都借机把我支开。
纸里包不住火。第七日我便清楚了。我做梦也想不到，从石城赶回瑞金，好不容易跟丈夫见了面，竟也是与他分离的时侯。
他告诉我，敌人越来越近，红军主力马上就要撤退到很远的地方。所以，组织上决定动员一批红军家属和一些伤病员留居地方坚持革命斗争。作为留下的红军家属，我便是其中一员。
他的话未完，我便搂着他失声痛哭。因为那时，战斗失利的消息频频传来，不堪设想的结局像磨盘一般压在革命者的心上。这时，我深知战争的残酷性，这分离意味着什么。
我想起来就哭。几天中几次哭昏过去，又由迷糊中再次哭醒。
陈毅也哭了，陪着我流泪。我苦苦哀求他请求组织把我留在部队，我生是红军人，死也做个红军鬼。说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跪下去。
“起来，月明同志，快起来！”陈毅气得喊了起来：“不行，说什么也不行的。你不能跟着我，更不能拖累组织。月明同志，你的老家在兴国，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回老家去，坚持革命斗争。这是组织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是要无条件听从组织决定的。红军离开后，反动派一定会血洗苏区。你要坚持下去，在白色恐怖中以共产党人的信念去工作，去撒播革命火种，唤醒广大群众进入斗争行列。”
“不，不啊！陈毅，我的老天！”我绝望地喊了起来，疯一般抓起他床头的手枪。陈毅眼疾手快地按住我的手。
“陈毅�